中國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十屆五次會議分別於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開幕，舉行大約兩個星期的會議。兩會代表不僅要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和審議議案，也將討論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普通老百姓關注的民生問題，以顯示北京當局對建設所謂「和諧社會」的重視。
*國家多事 矛盾激化*
流動的工人關係到和諧社會
將近30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經濟和社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使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帶來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腐敗問題嚴重，環境也進一步惡化。
這些矛盾的激化導致社會抗議事件不斷發生。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在2004年，全國各地爆發的抗議活動達到7萬4千起，比上一年的5萬8千起增加了百分之28。
在這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開始威脅到中國社會穩定的情況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兩年前正式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概念。這一概念在中共第16屆中央委員會的第四次全會上得到支持。在全會後發表的聲明說，中國總體上是一個和諧的社會，但是還有很多影響社會和諧的衝突與問題，因此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居安思危。
*彌合跛足改革帶來的社會裂痕*
中國知名的政治異議人士劉曉波說，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共政權在六四事件之後道義合法性急劇流失，而傳統意識形態處於衰落的時候提出來的一個政治口號。
「實際上，這個政權提出建立和諧社會主要是為了回應鄧小平這種跛足改革---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所帶來的這樣一種巨大的社會裂痕。」
*問題已不容迴避*
英國劍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張煒認為，中國政府現在強調社會和諧是因為這個問題到了不能迴避的地步。
「過去將近30年的改革，中國經濟總量的確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經濟提升的財富分配是極度的不均勻。這種不均勻表現在地區之間，東部和西部，也表現在城鄉之間。即使是在同一個地區，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生活水平也有天壤之別。而且還表現在同一個城市、同一個地區的富人和窮人之間。
「中國這種貧富懸殊的差距之大，而且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發展之迅猛，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
這位經濟學家指出，用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數，在中國已經高達0.46，達到所謂的紅色警戒線。
*缺乏機制 如何和諧？*
張煒說，不和諧的問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但是中國的問題在於缺乏解決這些不和諧問題的機制。
「中國的弱勢群體，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代言人。你說那些真正弱的人，他在哪有代言人？在人大？在政協？且不談人大和政協的選舉並不是老百姓直接選舉選出來的。就算人大和政協確實在議政，他們也沒有人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這是從政治結構來看。
「另外，從社會層面來看，在西方有各種渠道， 如果出了問題，尤其是貧困階層出了問題，各種渠道會盡快把這個問題迅速直接的反映上去，而不通過層層官僚制度來傳遞。那麼這個傳遞的過程會失去很多信息。
「在民主國家，信息的流動基本上不受阻礙。那麼什麼導致信息的流通不受阻礙呢？就要靠自由的媒體。中國從這個制度保障上也缺乏。中國現在的腐敗有很大的一個因素是有權勢的人在侵吞國家的資產，是這個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又沒法阻止。
「為什麼沒法阻止呢？因為沒有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在那來杜絕這種現象。所以，無論是從政治層面、從司法層面、從新聞自由這種社會層面來看，中國都缺乏真正的解決這種貧富懸殊、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的保障。」
*失去補貼增民怨*
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蓋保德則認為，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和諧是經濟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
他說：「這是因為很多以前得到補貼的人，特別是那些習慣了一定生活水準的城市居民，不得不改變他們對生活水準和就業機會的期待。這不利於創造和諧的關係。他們會抗議，會不滿。再加上腐敗使得自然的不和諧得到擴大，因此就會更加不和諧。」
*治世良策*
這位原世界銀行北京辦事處的資深經濟學家說，強調建立和諧社會有助於解決這些不和諧。
他說：「我的理解是，通過把焦點放在和諧社會上，你有機會解決一系列的問題，包括給那些在改革中失去利益的人提供補償，為他們提供新的生計，花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不和諧，像環境破壞，同時使大家注意到那些因為所處地理位置或是被迫種糧食而被改革所落下的農村人口的處境。」
蓋保德認為，建立和諧社會雖然是一個很泛的說法，但它是對付經濟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副作用而又不使改革停止的恰當解決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