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28 21:47:24作者：楊耕身
「教授被打」事件之後，小商販會不會仍將遭遇野蠻執法，上演多年的「追逃大戰」會不會仍將繼續下去，而崔英傑式的悲劇，會不會再次上演？
4月25日下午，在首都圖書館附近，因為小商販在便道上擺攤引發一起城管野蠻執法事件。路過此地的白教授說了幾句公道話，竟被城管隊員暴打和圍攻。「我看見一個婦女趴在地上，護住自己叫賣的小飾品。一個城管隊員走上去，不由分說對她連抽了四五個耳光。」白教授這樣敘述他被暴打與圍攻之前所看到的情形。（據4月25日《北京晚報》）面對手無寸鐵的小商販，這些城管人員何來無緣無故的恨？人性善惡，難有定論，但從對待弱者的態度上，是能夠看出人性來的。「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並不是看這個社會對強者的態度，而是要看對弱者的態度，對強者獻媚的社會是落後的社會，尊重弱者卻是更加文明的社會。」若放在城管執法上呢？應當承認的是，一些地方城管暴力執法的事件，早已為公眾所詬病。
如果公權也有一種人性的品質，執法也有一種人性的要求，那麼通過這樣一種對待弱者的態度，我們所見是一種怎樣的人性基礎？
面對弱者，一個普通人的暴力，與某些公權力行使者身上人性之惡的釋放，危害是不一樣的。哲學家休謨指出：「必須把每個人都設想為無賴之徒確實是條正確的政治格言。」也正因此，法治國家的立法者對於涉及公共權力及其運作的立法限制，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的。所以，其所制定的執法規範，能夠最大限度約束人性之惡與公權嫁接這種糟糕情況的發生。通常所謂「好的制度使鬼變成人」，也在於此了。
如果說，對城管執法這種公權行使在事前的立法限制方面存在不足，那麼在事後的處理方面還有彌補之道。但令人費解的是，當地城管部門對這一起暴力執法行為的態度。記者從白教授處瞭解到，經過公安機關調解，城管分隊的負責人已代表全隊向他賠禮道歉。而對於白教授提出的把行凶者開除的要求，該負責人表示一旦開除這些隊員，「他們就找不到飯碗了」。
在「飯碗」面前，那些曾暴力執法的城管隊員還原成為「人」，也成了弱者。然而正是這些同樣的弱者，卻在行使公權的時候，把執法的法律規範拋在腦後，公然上演了一場暴力行徑。這是多麼令人深思的一個現象。就事後處理而言，我不知道，這種一上來便本著「網開一面」的處理思路，如何能夠起到白教授所說的「能在今後的工作中改進方式方法」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當地城管部門固然對白教授道了歉，也得到了白教授的理解，但是，那名被城管隊員不由分說「連抽了四五個耳光」的女攤販呢？她是否被遮蔽了，是否得到了道歉？她是否可以理解這一切？其實，面對某些城管隊員的暴力執法，「趴在地上，護住自己叫賣的小飾品」，她們才是真正的弱者。但讓人難以釋懷的是，在這樣一起「教授被打」事件之後，她們會不會仍將在沿街叫賣中遭遇野蠻執法，已經上演多年的城管與游商小販的「追逃大戰」會不會仍將繼續下去，而崔英傑式的悲劇，會不會再次上演？
發生於「首圖」這一幕，不是一個孤獨的樣本，只能是一個尚不能窮盡的對執法人性基礎的追問。因此我們的期待仍在於這樣一些曾經無數次重申的方面：公權如何對權利保持敬畏，城市管理如何協調民生利益與城市秩序，如何通過法律規範城管執法行為，等等。
4月25日下午，在首都圖書館附近，因為小商販在便道上擺攤引發一起城管野蠻執法事件。路過此地的白教授說了幾句公道話，竟被城管隊員暴打和圍攻。「我看見一個婦女趴在地上，護住自己叫賣的小飾品。一個城管隊員走上去，不由分說對她連抽了四五個耳光。」白教授這樣敘述他被暴打與圍攻之前所看到的情形。（據4月25日《北京晚報》）面對手無寸鐵的小商販，這些城管人員何來無緣無故的恨？人性善惡，難有定論，但從對待弱者的態度上，是能夠看出人性來的。「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並不是看這個社會對強者的態度，而是要看對弱者的態度，對強者獻媚的社會是落後的社會，尊重弱者卻是更加文明的社會。」若放在城管執法上呢？應當承認的是，一些地方城管暴力執法的事件，早已為公眾所詬病。
如果公權也有一種人性的品質，執法也有一種人性的要求，那麼通過這樣一種對待弱者的態度，我們所見是一種怎樣的人性基礎？
面對弱者，一個普通人的暴力，與某些公權力行使者身上人性之惡的釋放，危害是不一樣的。哲學家休謨指出：「必須把每個人都設想為無賴之徒確實是條正確的政治格言。」也正因此，法治國家的立法者對於涉及公共權力及其運作的立法限制，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的。所以，其所制定的執法規範，能夠最大限度約束人性之惡與公權嫁接這種糟糕情況的發生。通常所謂「好的制度使鬼變成人」，也在於此了。
如果說，對城管執法這種公權行使在事前的立法限制方面存在不足，那麼在事後的處理方面還有彌補之道。但令人費解的是，當地城管部門對這一起暴力執法行為的態度。記者從白教授處瞭解到，經過公安機關調解，城管分隊的負責人已代表全隊向他賠禮道歉。而對於白教授提出的把行凶者開除的要求，該負責人表示一旦開除這些隊員，「他們就找不到飯碗了」。
在「飯碗」面前，那些曾暴力執法的城管隊員還原成為「人」，也成了弱者。然而正是這些同樣的弱者，卻在行使公權的時候，把執法的法律規範拋在腦後，公然上演了一場暴力行徑。這是多麼令人深思的一個現象。就事後處理而言，我不知道，這種一上來便本著「網開一面」的處理思路，如何能夠起到白教授所說的「能在今後的工作中改進方式方法」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當地城管部門固然對白教授道了歉，也得到了白教授的理解，但是，那名被城管隊員不由分說「連抽了四五個耳光」的女攤販呢？她是否被遮蔽了，是否得到了道歉？她是否可以理解這一切？其實，面對某些城管隊員的暴力執法，「趴在地上，護住自己叫賣的小飾品」，她們才是真正的弱者。但讓人難以釋懷的是，在這樣一起「教授被打」事件之後，她們會不會仍將在沿街叫賣中遭遇野蠻執法，已經上演多年的城管與游商小販的「追逃大戰」會不會仍將繼續下去，而崔英傑式的悲劇，會不會再次上演？
發生於「首圖」這一幕，不是一個孤獨的樣本，只能是一個尚不能窮盡的對執法人性基礎的追問。因此我們的期待仍在於這樣一些曾經無數次重申的方面：公權如何對權利保持敬畏，城市管理如何協調民生利益與城市秩序，如何通過法律規範城管執法行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