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01 04:22:35作者：齊家貞
五七年，我在重慶市第一中學讀高一下，那是我生命中一個大轉折年。之前，他們老說我「只專不紅」，真的太抬舉我，「不紅」是事實，「只專」完全名不副其實。
我的「只專不紅」幾乎與反右運動同步，反右越高潮，我「只專」越深入。所以，學校放映什麼反右記錄片，林希翎穿著褪了色的軍裝，在台上慷慨陳詞，章伯鈞給憤怒的群眾吐了口水，狼狽躲進屋裡，語文課加了一篇「不平凡的春天」強調學生要認真閱讀，我根本沒有其他同學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要不是後來聽說我讀初中的二十一中，好幾個老師成了右派，這場扼住知識份子咽喉、打斷知識份子脊樑的反右運動，真的是掠我而過了。
令我震驚的是，當右派的全是我們最敬愛的最優秀的老師。
二十一中是新辦的初級中學，老師從四面八方調來，調來了不少全市最優秀的教師。
老師好是學生的幸運，但這一次，對老師而言，恰恰是大難臨頭。因為，二十一中是重慶教育系統反右的重災區。
首當其衝的是我們的校長王增慶。一個瘦高的中年男人，說話很斯文，冬天經常穿一件黑呢長大衣，臉色不正常，可能有病。有同學說他參加革命很早，是南下的黨員幹部，他教我們政治。他的太太姓宋，長得漂亮穿得闊氣，在二十九中教俄語。那時我覺得這對夫妻好像有問題，出身「資產階級」。
和王校長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還有幾何老師易冠九，歷史老師張理，地理老師吳啟承，音樂老師阮永昭。我只知道教過我的老師，其他班也有老師成了右派，詳情我不清楚。
個子高大的歷史老師張理，上課時聲音宏亮，不由得任何耳朵開小差，下課後他留在黑板上的一手極其流利規範的板書，很不捨得擦掉。五七年初，我們結伴回校，張老師看著長高了的我們說，唷，我怎麼長矮啦？打成右派後不久，張理給關進了石板坡看守所，死在裡面，具體原因不詳。我後來也是進的這個看守所。
音樂老師阮永昭，她五二年被提名選拔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因為幾粒有點發灰的假門牙影響面容而落選——想不到無產階級也吹毛求疵講漂亮。五七年她當了右派，發配到遙遠的苦寒之地，丈夫同她離婚，帶走了兩個只有兩、三歲的女兒。事隔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我和阮老師在街上一個大碰頭，她還不是我想像中那麼老。或許，她年齡不見得比我大多少。我從不諳世事的初中生，變成坐過十年牢還在為每日生活奔忙的中年人。這突然的會見，兩人都有點茫然，不知話從何處講起，加之匆匆忙忙有事，沒多聊幾句。阮老師問，齊家貞，你還唱歌嗎？我答，很少了。我曾經是阮老師最喜愛的學生，每學期音樂考試，她都給我全校最高分，表演獨唱或是歌舞劇，她總是安排我演主角，我很受鼓勵。
吳啟承教我們地理，沒幾個學生對這門功課有興趣。他當過一期我們班主任。年輕瀟灑，儀錶堂堂，有點剛愎自用。一次，我去交表給陳為君老師，什麼父母政治面貌、受過何種懲處等等。吳啟承也湊過臉來看表。他說，哈，你的爸爸是齊尊周？我們是革大（西南革命大學）的同學，你爸爸挑米抬炭，做（裝）起這麼積極。我當時對他這句侮辱我父親的話，心裏很不滿。他嘴巴有點打人，當右派大約由此而來。
我最想說的是易冠九老師。
我們初中二班進二十一中第一學期，就創造了一個很轟動的新聞，幾何考試全班五十四個學生，沒有一個及格，我算好的，五十八分。學校把宓廣斌老師換下來，易冠九接替。
易冠九來教我們時已經超過六十歲，那是五四年初，張理是他的女婿，孫兒孫女都有了。易老師一口湖北腔，寬皮大臉，剃光頭，穿中式長袍、布鞋，講課時元氣十足。相信他演過京劇，課堂上經常有京劇舞臺動作，舞袖閃腿等，他揮舞直尺像在揮馬鞭。
從易冠九第一堂課開始，我們這個班所有的調皮蛋，包括本人在內，全部收瘋。不光是因為他凶——他是有點很特別的威風，而是他精彩的講課和難以抗拒的幽默。
易老師似乎不費力就把一個如此糟糕，對幾何完全喪失興趣的差班提了起來。
我矮小，坐第一排，經常得非常專心地看著他，不然，他的「馬鞭」就可能從頭頂上揮舞過去，嚇我一大跳。我還不得不一改回家從不複習功課的懶病，起碼是幾何，第二節課我才不至於開黃腔。我已經因為開黃腔被易老師取了一個外號，不好意思再犯。那次，易老師問，三角形全等定理，我們上節課是不是已經講完了呀？我長聲幺幺吼出了一個不同的聲音，沒——有——！沒有？你站起來！是不是沒有？我看到他的臉很嚴肅，想起講過了的一些影子。我答，「低低嘎嘎（一點點）」。從此，易老師就叫我「低低嘎嘎」，直到我初中畢業離校，他未必記得我的真名。
易冠九老師匠心獨運，他把極其枯燥的幾何，魔術般地變得非常有趣。他常常把幾何定理，證題步驟等教學內容放進歌謠、順口溜裡，使我們容易記。比如，他講用等量代換（甲等於乙，乙等於丙，甲就等於丙）定理證題時，他唱，「這一代，真可愛，把要證的事兒代出來」……上課時有人放屁，大家會乘機放肆地笑，易老師就唱，「笑人屁，莫志氣！」笑聲馬上就忍住了。搞慣了易老師的唱，有的同學站起來回答問題也不自覺地唱出了幾何定理。
從此，我們盼著上幾何課，大家屏氣凝神一節課，倒更像是在津津有味看一齣戲，戲沒看夠，課已經上完，老師要我們理解的東西已經刻進腦子裡。二班的幾何成績一下提高了許多，連那個發育過份、有人說外面有男朋友的張姓女生，也得過一次六十一分。我後來對數學一直興趣濃厚成績很好，就從那時開始。
易冠九一眼看上去就有一股正氣，正直的人講真話，這就是為什麼他當了右派。聽說，他給開除出二十一中，全家放回原籍農村。記得他的太太在家沒上班，生活靠易老師。一介書生，年紀離七十不遠，到農村種地能拿幾個工分？接著是「自然災害」，種田的人沒糧食吃。我猜想，易老師和他太太不大可能闖過這場席捲全國的飢餓，他們可能很早就離開了人世。念及此，我就想流淚。
我們這些二十一中的第一批畢業生，是該校最優秀的學生，是二十一中的驕傲，以後的學生一批不如一批。反右運動把學校最優秀的教師驅盡趕絕，知識的聖地變成扼殺知識的場所。
下面我引用2000年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書《自由神的眼淚》第七章上的幾行字：
「廿一中是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驛站，在那裡我得到許多一流老師的教導。唯一討厭甚至瞧不起的，是不知從哪裡調來的校黨支部書記，不是他的官銜，而是他的業務水平和舉止。這位姓張的書記教政治，口齒遲鈍，心神不定，翻來覆去講不清，摳了鼻子，鼻屎擦在講台下面。五七年反右，二十一中是重災區，包括校長王增慶到一大批最優秀的老師中箭落馬，與這位不學無術權大無比的書記有直接關係。」
這個寬腮幫戴眼鏡的張書記，名字我當時就沒興趣記，永遠不知道，來了不久就替代王增慶教我們政治，王校長倒臺後，張書記反右有功官運亨通，當了校長。好事成雙，他春風得意，還娶了我們少先隊總輔導員當老婆，她來我校時才十八、九歲，中專畢業，小張書記近二十歲。我們聽說後，都有一種癩蛤蟆吃到了天鵝肉的感覺。
孩子的天性是喜歡玩的，孩子的是非概念最早從家庭和學校而來。對於十二、三歲調皮搗蛋的孩子，老師的優劣實在太重要，他常常決定孩子的提升或沉淪，這方面我的體會非常深。在我書裡的第七章，我還寫了：
「廿一中座落在石灰市菜市場裡，教室外嘈雜喧囂的叫賣聲、討價還價聲、吵架打架聲令我難以抗拒，同時，老師們勾魂攝魄的精彩的講課又令我神馳心往。我的心經常在兩者之間徘徊，跑來跑去……老師們傑出的講課把我往學校裡拽，我想做個好學生；外面世界強烈的誘惑，令我腦子裡只想吃、只想玩，不想讀書。各種力量拉扯的結果，合力為零。我原地不動，既未變好，也沒有沉倫。」
沒有沉倫，就意味著我不會永遠在吃肆店門口守嘴，站就站個坑，坐就坐個凼，我不會永遠把時間花費在看猴戲耍官刀上，或者像同我住一條街的有的女孩，早戀、早孕、早婚……
沒有以易冠九為首的那一批重慶市最頂尖的老師們，吸引我在教室裡坐得住，我就不可能考進重慶最好的市一中高中部，哪怕我後來坐了十年牢，我仍然唸唸不忘我的老師們教給我的做人、做學問的道理。我沒有沉淪。
我絮絮叨叨講老師對孩子有多重要，講孩子離不開好老師，是為了說明老師們的恩德應該獲得社會的尊重，老師們的辛苦應該獲得全
但是，反右的惡行在中國大地發生，在毛澤東的操縱下，張書記這樣的人像蒼蠅一樣會繁殖，全國到處都是，越優秀的老師越受他們的迫害，二十一中只是個縮影，易冠九隻是個典型，五十萬、一百萬右派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由五七年始，中國孩子的悲劇也由五七年始。
我們要控訴反右運動的罪行，就要從一個人一個人的遭遇開始；我們要求政府對右派公開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就應該把一個人一個人過去的付出，和以後可能但是被早早扼殺的奉獻，彰顯出來，公諸於眾。
我的「只專不紅」幾乎與反右運動同步，反右越高潮，我「只專」越深入。所以，學校放映什麼反右記錄片，林希翎穿著褪了色的軍裝，在台上慷慨陳詞，章伯鈞給憤怒的群眾吐了口水，狼狽躲進屋裡，語文課加了一篇「不平凡的春天」強調學生要認真閱讀，我根本沒有其他同學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要不是後來聽說我讀初中的二十一中，好幾個老師成了右派，這場扼住知識份子咽喉、打斷知識份子脊樑的反右運動，真的是掠我而過了。
令我震驚的是，當右派的全是我們最敬愛的最優秀的老師。
二十一中是新辦的初級中學，老師從四面八方調來，調來了不少全市最優秀的教師。
老師好是學生的幸運，但這一次，對老師而言，恰恰是大難臨頭。因為，二十一中是重慶教育系統反右的重災區。
首當其衝的是我們的校長王增慶。一個瘦高的中年男人，說話很斯文，冬天經常穿一件黑呢長大衣，臉色不正常，可能有病。有同學說他參加革命很早，是南下的黨員幹部，他教我們政治。他的太太姓宋，長得漂亮穿得闊氣，在二十九中教俄語。那時我覺得這對夫妻好像有問題，出身「資產階級」。
和王校長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還有幾何老師易冠九，歷史老師張理，地理老師吳啟承，音樂老師阮永昭。我只知道教過我的老師，其他班也有老師成了右派，詳情我不清楚。
個子高大的歷史老師張理，上課時聲音宏亮，不由得任何耳朵開小差，下課後他留在黑板上的一手極其流利規範的板書，很不捨得擦掉。五七年初，我們結伴回校，張老師看著長高了的我們說，唷，我怎麼長矮啦？打成右派後不久，張理給關進了石板坡看守所，死在裡面，具體原因不詳。我後來也是進的這個看守所。
音樂老師阮永昭，她五二年被提名選拔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因為幾粒有點發灰的假門牙影響面容而落選——想不到無產階級也吹毛求疵講漂亮。五七年她當了右派，發配到遙遠的苦寒之地，丈夫同她離婚，帶走了兩個只有兩、三歲的女兒。事隔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我和阮老師在街上一個大碰頭，她還不是我想像中那麼老。或許，她年齡不見得比我大多少。我從不諳世事的初中生，變成坐過十年牢還在為每日生活奔忙的中年人。這突然的會見，兩人都有點茫然，不知話從何處講起，加之匆匆忙忙有事，沒多聊幾句。阮老師問，齊家貞，你還唱歌嗎？我答，很少了。我曾經是阮老師最喜愛的學生，每學期音樂考試，她都給我全校最高分，表演獨唱或是歌舞劇，她總是安排我演主角，我很受鼓勵。
吳啟承教我們地理，沒幾個學生對這門功課有興趣。他當過一期我們班主任。年輕瀟灑，儀錶堂堂，有點剛愎自用。一次，我去交表給陳為君老師，什麼父母政治面貌、受過何種懲處等等。吳啟承也湊過臉來看表。他說，哈，你的爸爸是齊尊周？我們是革大（西南革命大學）的同學，你爸爸挑米抬炭，做（裝）起這麼積極。我當時對他這句侮辱我父親的話，心裏很不滿。他嘴巴有點打人，當右派大約由此而來。
我最想說的是易冠九老師。
我們初中二班進二十一中第一學期，就創造了一個很轟動的新聞，幾何考試全班五十四個學生，沒有一個及格，我算好的，五十八分。學校把宓廣斌老師換下來，易冠九接替。
易冠九來教我們時已經超過六十歲，那是五四年初，張理是他的女婿，孫兒孫女都有了。易老師一口湖北腔，寬皮大臉，剃光頭，穿中式長袍、布鞋，講課時元氣十足。相信他演過京劇，課堂上經常有京劇舞臺動作，舞袖閃腿等，他揮舞直尺像在揮馬鞭。
從易冠九第一堂課開始，我們這個班所有的調皮蛋，包括本人在內，全部收瘋。不光是因為他凶——他是有點很特別的威風，而是他精彩的講課和難以抗拒的幽默。
易老師似乎不費力就把一個如此糟糕，對幾何完全喪失興趣的差班提了起來。
我矮小，坐第一排，經常得非常專心地看著他，不然，他的「馬鞭」就可能從頭頂上揮舞過去，嚇我一大跳。我還不得不一改回家從不複習功課的懶病，起碼是幾何，第二節課我才不至於開黃腔。我已經因為開黃腔被易老師取了一個外號，不好意思再犯。那次，易老師問，三角形全等定理，我們上節課是不是已經講完了呀？我長聲幺幺吼出了一個不同的聲音，沒——有——！沒有？你站起來！是不是沒有？我看到他的臉很嚴肅，想起講過了的一些影子。我答，「低低嘎嘎（一點點）」。從此，易老師就叫我「低低嘎嘎」，直到我初中畢業離校，他未必記得我的真名。
易冠九老師匠心獨運，他把極其枯燥的幾何，魔術般地變得非常有趣。他常常把幾何定理，證題步驟等教學內容放進歌謠、順口溜裡，使我們容易記。比如，他講用等量代換（甲等於乙，乙等於丙，甲就等於丙）定理證題時，他唱，「這一代，真可愛，把要證的事兒代出來」……上課時有人放屁，大家會乘機放肆地笑，易老師就唱，「笑人屁，莫志氣！」笑聲馬上就忍住了。搞慣了易老師的唱，有的同學站起來回答問題也不自覺地唱出了幾何定理。
從此，我們盼著上幾何課，大家屏氣凝神一節課，倒更像是在津津有味看一齣戲，戲沒看夠，課已經上完，老師要我們理解的東西已經刻進腦子裡。二班的幾何成績一下提高了許多，連那個發育過份、有人說外面有男朋友的張姓女生，也得過一次六十一分。我後來對數學一直興趣濃厚成績很好，就從那時開始。
易冠九一眼看上去就有一股正氣，正直的人講真話，這就是為什麼他當了右派。聽說，他給開除出二十一中，全家放回原籍農村。記得他的太太在家沒上班，生活靠易老師。一介書生，年紀離七十不遠，到農村種地能拿幾個工分？接著是「自然災害」，種田的人沒糧食吃。我猜想，易老師和他太太不大可能闖過這場席捲全國的飢餓，他們可能很早就離開了人世。念及此，我就想流淚。
我們這些二十一中的第一批畢業生，是該校最優秀的學生，是二十一中的驕傲，以後的學生一批不如一批。反右運動把學校最優秀的教師驅盡趕絕，知識的聖地變成扼殺知識的場所。
下面我引用2000年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書《自由神的眼淚》第七章上的幾行字：
「廿一中是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驛站，在那裡我得到許多一流老師的教導。唯一討厭甚至瞧不起的，是不知從哪裡調來的校黨支部書記，不是他的官銜，而是他的業務水平和舉止。這位姓張的書記教政治，口齒遲鈍，心神不定，翻來覆去講不清，摳了鼻子，鼻屎擦在講台下面。五七年反右，二十一中是重災區，包括校長王增慶到一大批最優秀的老師中箭落馬，與這位不學無術權大無比的書記有直接關係。」
這個寬腮幫戴眼鏡的張書記，名字我當時就沒興趣記，永遠不知道，來了不久就替代王增慶教我們政治，王校長倒臺後，張書記反右有功官運亨通，當了校長。好事成雙，他春風得意，還娶了我們少先隊總輔導員當老婆，她來我校時才十八、九歲，中專畢業，小張書記近二十歲。我們聽說後，都有一種癩蛤蟆吃到了天鵝肉的感覺。
孩子的天性是喜歡玩的，孩子的是非概念最早從家庭和學校而來。對於十二、三歲調皮搗蛋的孩子，老師的優劣實在太重要，他常常決定孩子的提升或沉淪，這方面我的體會非常深。在我書裡的第七章，我還寫了：
「廿一中座落在石灰市菜市場裡，教室外嘈雜喧囂的叫賣聲、討價還價聲、吵架打架聲令我難以抗拒，同時，老師們勾魂攝魄的精彩的講課又令我神馳心往。我的心經常在兩者之間徘徊，跑來跑去……老師們傑出的講課把我往學校裡拽，我想做個好學生；外面世界強烈的誘惑，令我腦子裡只想吃、只想玩，不想讀書。各種力量拉扯的結果，合力為零。我原地不動，既未變好，也沒有沉倫。」
沒有沉倫，就意味著我不會永遠在吃肆店門口守嘴，站就站個坑，坐就坐個凼，我不會永遠把時間花費在看猴戲耍官刀上，或者像同我住一條街的有的女孩，早戀、早孕、早婚……
沒有以易冠九為首的那一批重慶市最頂尖的老師們，吸引我在教室裡坐得住，我就不可能考進重慶最好的市一中高中部，哪怕我後來坐了十年牢，我仍然唸唸不忘我的老師們教給我的做人、做學問的道理。我沒有沉淪。
我絮絮叨叨講老師對孩子有多重要，講孩子離不開好老師，是為了說明老師們的恩德應該獲得社會的尊重，老師們的辛苦應該獲得全
但是，反右的惡行在中國大地發生，在毛澤東的操縱下，張書記這樣的人像蒼蠅一樣會繁殖，全國到處都是，越優秀的老師越受他們的迫害，二十一中只是個縮影，易冠九隻是個典型，五十萬、一百萬右派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由五七年始，中國孩子的悲劇也由五七年始。
我們要控訴反右運動的罪行，就要從一個人一個人的遭遇開始；我們要求政府對右派公開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就應該把一個人一個人過去的付出，和以後可能但是被早早扼殺的奉獻，彰顯出來，公諸於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