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中合影：左起，萬耀球、蔣綏敏、趙世秀、任眾、燕遯符、馮志軒、紀由、俞梅蓀。
50年前的「反右派運動」是從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的，在這一社論發表50週年之際，18位已成耄耋老人的反右派運動倖存者，嚴厲譴責這個反人道、反文明的社論，要求徹底推翻反右冤案，發還22年的工資和賠償損失。5月12日，其中8位老人在北京市遠郊區的農舍裡聚首討論。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起整頓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三大壞作風的運動——整風運動，廣泛號召並組織社會各界人士幫助中共整風，許多人紛紛響應，積極熱情地提出不少意見和建議。6月8日《人民日報》突然發表社論（以下簡稱《社論》），開始了反右派鬥爭的嚴打行動，致使全國55萬人成了右派份子，30多萬人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反黨右派集團、地方民族主義集團等20多個。這些新中國建設的生力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大都被開除公職、黨籍、軍籍、團籍、學藉以及降職、降薪、停薪等各種極為嚴厲的處分，被勞改、勞教、監督勞動而淪為賤民，絕大部分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苦苦掙紮在社會最底層達22年。
這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以發動大鳴大放，「引蛇出洞」的所謂「陽謀」，使無數人誤入圈套，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以期達到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意識領域樹立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絕對權威統治和個人專制獨裁為目的的一場政治運動。直至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的1978年，廣大右派份子被「改正」，但卻不徹底，留下「反右派沒有錯，只是擴大化」的尾巴；又至29年之後的今日，中共仍未推翻反右派運動冤案，仍不發還20餘年的工資並賠償損失，使其危害直至今日。
《社論》的大意是，有些人藉口幫助中共整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把社會主義事業打翻。其中還捏造了一封匿名信中說：「盧郁文（民革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在幫助中共整風時，沒有說共產黨不好，而是說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盧郁文認為不應學資產階級民主，應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就有人寫匿名信恐嚇盧郁文，罵其是無恥之徒，為虎作倀，如不回頭，人民不會饒恕他！從而得出必須進行」反右派鬥爭「，保衛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把匿名信作者的意願當作所有向共產黨提出意見和建議的人的意願，並開始進行殘酷打擊。
與會者指出：假如真有這封匿名信，人民日報為什麼不公布其全文的原件？公安機關為什麼對如此重大的政治案件不立案偵察？退一萬步說，即使有人寫了如此拙劣卑鄙的恐嚇信，又怎能抹煞生動活潑的民主局面？怎能改變共產黨整治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決心？怎能以此而把上百萬精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賊喊捉賊的伎倆。
任眾說：毛澤東以「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為由，把剛發出的「整風運動」號召，轉瞬變成「反右派運動」。人們被假意的動員和一系列諸如「知無不言，言者無罪」之類的承諾所打動，出於對中共的輕信和對國家命運的責任，表達自己的意見，卻都陷入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的「陽謀」陷阱，因言治罪的何止百萬人！歷史在前進，人民在覺醒，我們不能再沉默了！如今，正值胡主席和溫總理大力倡導「構建和諧社會」，我們要求當局正視歷史遺留的嚴重現實問題，承擔起解決的責任，徹底推翻一切冤案。在毛澤東死了30餘年的今日，廣大敢怒而不敢言的受難者心裏的積怨，日益發泄出來，且越發強烈，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巨輪。（任眾，73歲，北京市公安局的23歲右派份子，1945年參加八路軍；現退休。）
燕遯符：《社論》一派謊言，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自己供認：「5月8日至6月7日，一切黨報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只放不駁……。」（毛選五卷，P.436）。10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他又供認：「要讓他們放，不要駁，6月8日以前，我們一概不駁……。」（毛選五卷，P.488）。可見，反右是毛澤東蓄謀已久的，連6月8日這天都是預先設定的。決不是如《社論》所言，是由5月25日盧郁文收到匿名恐嚇信，從而產生「這究竟是為什麼？」的問題，從而得出「少數右派份子利用幫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拉歷史倒退，企圖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於是，開展反右派運動。
她指出：所謂「人民大救星」實際上卻是反人民的。由野心家，而陰謀家，而專制獨裁者，是必然邏輯。當今國家領導人提出「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如何落實呢？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要扔掉毛澤東這個歷史包袱。「保毛」其實是保毛留下的特權體制：1，特權與市場相結合是「坐天下」者們再便宜不過的撈錢致富絕招，是當前各種嚴峻社會問題的總根源；2，推倒毛＝推倒特權＝才能真正構建公平公正的和諧社會。（燕遯符，69歲，北京大學的19 歲學生右派份子，在工廠勞動改造20餘年，現退休。）
萬耀球：早在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去年下半年以來，（即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暴政，批判個人崇拜等），有一股右傾主義的風，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他又說：「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辦，有屁讓你放，不放對我不利，放出來大家鑒別香臭」。「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對有些要採取後發制人」。其實，在「反右派鬥爭」行動的半年多之前，毛澤東就己斷定「右傾機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要搞垮共產黨，便鼓勵大鳴大放，引蛇出洞，網而殲之。毛還說：「右派份子是特殊類型的反革命」，「右派帽子是終身制」。（萬耀球，76歲，北京大學生物系的幹部右派份子，現為離休處級幹部。）
蔣綏敏：《社論》藉口有人向盧郁文發了恐嚇信，從而要「反右」。所謂「這是為什麼？」是藉口！這與日本鬼子藉口發動的盧溝橋七七事變；納粹德國藉口 「國會縱火案」發動軍事行動，異曲同工。1949年以來的一系列運動，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毛澤東動員大家鳴放，稱之為幫助共產黨整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及官僚主義，要求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多麼誠懇，多麼寬宏！但當你講出真話，則成為條條罪狀，被」引蛇出洞「而成了革命的對立面，成了專政的對象。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幾千年來，人們的嘴仍未被封住。歷史證明，要封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是愚蠢的，物不平則鳴，水不平則流，自然規律，誰也阻擋不了！（蔣綏敏，73歲，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的技術員右派份子，改正後入黨，擔任本單位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當選職工代表大會主席，現退休。）
馮志軒：50年後，重讀《社論》感懷頗多，使我欣慰的是，經過22年的關押「改造」，我由一個假右派變成了真右派！其實，被取名為「右派」者，乃是一批有社會良知、能獨立思考、秉承中華人文精神的自由知識份子。如果不經過這場鐵與血的煉獄折磨（黨文化叫「思想改造」），我可能要渾渾噩噩懵懵懂懂地過一生，只被一種學說或被一種勢力矇騙，那才是最大的悲哀！我懷疑是否真有此匿名信，即使有，也不至於是《社論》說的「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有人叫共產黨下臺」、「階級鬥爭還在進行著」。《社論》反覆強調：「把共產黨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共產黨當然就是寫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看來是害怕別人說自己是吃人的「老虎」。然而，50年後看事實，共產黨為折騰百姓而掀起的歷次所謂「政治運動」，既製造仇恨，又製造「敵人」並加以殘酷打擊，可見其果真是吃人的「老虎」！共產黨乃是極權專制，不但專政治，還要專經濟，專文化，專教育，專思想，將文字獄發展成為思想獄，反右派運動使其留下萬古惡名。《社論》還說：「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其實，歷史在當時就已倒退，且至今仍然拒絕推翻反右冤案而不得前進，究其根本原因在於，缺乏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馮志軒，75歲，1947年參加革命，在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整風時說，要依法治國，不能總是搞政治運動，因此成為極右份子，被關押22年；改正後，在北京機床研究所任副總經濟師，現離休。）
紀由：《社論》首先是對中共造成了極其巨大的損害，其次才是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中共原本號召大家「知無不言」，卻翻臉而成「引蛇出洞」，作為執政黨竟公然說瞎話，黨的各級組織上行下效，中共從此失去信用。捍衛國法受懲，缺德害人陞官，往事不再算，思想只能混亂，混亂混亂，歷史人人借鑒。這又進一步地造成全社會廣泛的道德敗壞。如今，社會上的虛假廣告氾濫，就是這麼來的。我原來無限忠於共產黨，被一棍子打醒了。（紀由，79歲，1948年參加革命，北京市豐臺區工會的幹部右派份子，現離休。）
趙世秀：反右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災難。（趙世秀，84歲，北京市西城區玉桃園小學女教師右派份子，現退休。）
劉衡：我沒想到，1957年6月8日以後，黨媽媽竟成狼外婆，吃掉了自己的兒女。我在勞動改造的22年裡，痴痴地等，輕輕地勸，給黨媽媽寫了數不清的匯報；我更沒想到，55萬右派份子的深重苦難，在「改正」的皇恩浩蕩歡呼聲中，竟輕描淡寫地過去了。「向前看」竟成「抹煞過去」。這要比我們付出的慘痛代價更為可悲！儘管我們的青春、事業、家庭、生命等許多損失已無法補償，但是諸如補發工資等能夠補償的損失卻也被拒絕。黨如果不敢正視自己走過的艱險曲折之路，能夠變得偉大、光榮、正確嗎？只會使「偉光正」成了人們嘴上的笑談、諷刺、咒語。如果連對百萬人造成嚴重傷害的錯誤與罪行都不肯承認、道歉與補償，對歷史造成的社會極為不和諧的事實都要否認，怎麼可能化解日益沸騰的民怨，怎麼帶領全國人民去構建現在和未來的和諧社會呢？（劉衡，86歲，1939年加入中共，在延安參加新聞工作；人民日報的女記者右派份子，因一直不服而被勞動改造22年。1981年當選為人民日報社好黨員，1982年當選為中央直屬機關先進工作者，1983年當選為全國婦聯5屆執行委員，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現離休；因年事已高，未能聚會，書面發言。）
王工：毛澤東有預謀、有組織、有計畫地發動反右派運動，《社論》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在50週年之際，應責成有關部門退還在1968年槍殺北京大學的學生右派份子林昭時，向其母親收取的子彈費，這在古今中外聞所未聞；林昭案卷包括其勞動教養決定書、提起公訴書、幾次判決書等所有的法律文書和林昭在押期間的所有「血著」，應解密公開。（王工，79歲，1949年5月參軍，海軍報記者；1957年轉業至蚌埠市委宣傳部成右派份子；改正後從業律師，七屆全國人大代表，致力於對日本侵華戰爭索賠；現離休。他因事未能聚會而書面發言。）
鐵流：人民日報又以同樣手法，隱去葛佩琦的老共產黨員的真實身份，誣他是國民黨少將參謀，把其在人民大學「整風」座談會上的善意發言，斷章取義又添枝加葉而成為「要殺共產黨人」。他多次要求人民日報社澄清事實給予更正而不被理睬。《社論》以造謠中傷捏造事實來為毛澤東悍然發動「反右鬥爭」製造藉口，致使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至今也未癒合歷史的創傷。到如今，有關部門還不准人們反思歷史，為毛澤東掩蓋罪惡，不知是何居心？（鐵流，本名黃澤榮，72歲，《成都日報》的記者右派份子，勞改23年，現退休，書面發言。）
杜光：反右運動是集顛倒是非荒唐之大成的歷史悲劇，獨裁者把反對封建專制的意見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把善意的批評建議看作是惡意攻擊。一黨專政、一人獨裁給中華民族造成無窮的災難。廣大知識份子提出的批評建議，是對封建專制的抨擊和挑戰，是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和期待，是繼續民主革命的要求和希望。它代表了社會前進的方向，體現了民主革命的本質，是反專制反封建的革命派。在反右50年之際，要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只有撥其亂，反其正，才能揭開所謂社會主義的封建專制本質，推動民主革命的高潮早日到來。（杜光，79歲，1948年參加革命，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時成為右派份子；現為該校離休教授，書面發言。）
胡崇真：當年我在整風鳴放中對廠領導以修草房辦公為名，打著「勤儉建廠」的旗號，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欺騙省市及中央而騙取國家撥款的非法行徑提出意見而被斗批，成右派份子，被押送農村監督勞動改造。我的同事劉德宇因支持我的觀點也成右派份子，他後來又痛失愛子，其子劉以林是15歲的中學生，雖成績拔尖卻因父親是右派份子而受到老師和同學的岐視和侮辱，悲憤之極而臥軌自殺。當年我們以赤子之心為共產黨整風提出意見，實踐證明條條在理，但至今仍不得平反，天理何在？目前，本廠28位右派份子老弱病殘者居多，生活大都窮困潦倒，能夠喚起民眾的同情和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心願。（胡崇真，73歲，成都市量具刃具廠的職工右派份子，現為該廠退休高級經濟師，書面發言。）
高野：當時我根據中共號召鳴放的「三大主義」（主觀、官僚、宗派）問題找根源認為，只有多一點民主才能被杜絕，因此而成了極右份子，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父母為保住飯碗而登報與我脫離關係，未婚妻的黨員被除名並與我解除婚約。我痛不欲生，咯血不止，還患了精神病。1979年被改正至今，又深受各種歧視待遇：1，工資不足千元，比同等條件者低好幾級；2，沒有任何職稱；3，離休未落實；4，沒有教齡（工齡），1949至1999年整整50年的教齡一風吹；5，醫療保險有名無實；6，勞保福利分配嚴重不公被侵權；7，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組部、統戰部、民政部、國家旅遊局等10個部門多次上訪，不僅白花時間和旅費，申訴狀卻被轉到我所在單位，又平添告狀惡名而被報復。在6月8日的50週年紀念之際，我從數萬言材料中摘其提要，寫成幾句送北京難友，乃「油干燈滅」時尚留一線微弱希望，也未可知！提起往事，心如刀絞，老病復發，無以自持，真是一把抹不掉的心酸淚。（高野，75歲，1949年7月參加革命，陝西省鳳翔師範學校的美術教師極右份子，現在陝西旅遊學校退休；發表詩歌散文百餘篇，被編入《21世紀中國詩人大辭典》，他為6月8日賦詩附後）
王志勇：當年我任邵陽市祁劇團團長，1958年4月，因本市文化領域尚未完成10%的反右指標而被湊數成為右派份子，其滅頂之災有詩為證：「腥風惡雨起燕京，革命鬥爭豈有情；罪過漫天該萬死，烽煙遍地幸一生；任憑污水連天潑，那怕皮鞭動地刑；高帽黒牌游鬧市，熊熊烈火骨錚錚。」1979年被改正，我天真地以為苦盡甘來而詩曰：「陣陣春雷落九天，三中全會雪奇冤；風摧碧草容難改，雨打青松志更堅；城社盜名終有報，英雄平反自無愆；年華虛度東流去，苦盡甜來再著鞭。」但如今，我依然在貧困之中，2006年我上訪省委，才算領到870元的養老金。毛澤東曾說：「如果魯迅活著，要麼他不說話，要麼關在監獄裡。」毛澤東是排除異己，翻臉不認，連魯迅說話都要坐牢，何況其它人呢？對這場歷史悲劇的是非功過，國內外很多人不理解，後輩人不清楚，在50週年之際，該是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時候了，該是徹底平反冤案的時候了，也該是超度冤魂的時侯了。儘管我來日無多，且對索賠不抱希望，但為討還公道，必須將罪魁禍首毛澤東批倒批臭，以鑒後人。在我們即將離開人世之前，為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公平和正義的和諧社會而奮鬥吧！我們的後代更要繼續努力。
他指出，1999年北京《中華世紀鐘》銘刻了「全國共劃右派55萬餘人，基本上均為錯案」。均者，完全也。這個經中共中央審定的留傳千古，昭示後人的歷史結論，雖有不夠準確和完善之嫌，但已經明確指出其基本上完全搞錯了。既然如此，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平反，方能取信於民，不然「改正」只是空話。1947年，臺灣爆發了「2.28」愛國民主運動，是武裝暴動，被國民黨當局鎮壓。1995年，事隔48年，國民黨當局對此徹底平反，800餘名受害者及家屬普遍得到數百萬新台幣的賠償，建立了紀念館，國民黨能做到，為什麼共產黨卻做不到。（王志勇，75歲，現在湖南省邵陽市花鼓劇團退休，書面發言。）
王若松：當年我為了追求真理，放棄了優裕生活，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加入中共，歷任區委、縣委幹事，區委書記、柳林市長，第一野戰軍四縱隊政治幹事。1949年以後，任陝西省民政廳副處長，負責復轉軍人安置工作，1957年我因對民政廳負責人的男女關係問題提出意見而遭到打擊報復，被劃為右派份子而遣送原籍農村勞動改造；株連我妻子退職，在農村貧病交加，投水自溢，嗚呼！悲哉！我16歲入黨，出生入死，歷經艱辛，革命成功後，又響應整風號召，僅對單位黨組負責人的個人問題提出了意見卻受慘無人道的迫害，搭上母親和妻子兩條人命，還使子女備受政治歧視和打擊折磨。在九死一生之際，幸遇有膽有識的一代偉人鄧小平同志，挽狂瀾於即倒，挽救了國家和人民，在那一刻我感激黨，人民有救了，我也走出那睲風血雨的22年而獲得新生。但是，我們在被改正至今30年來，被錯扣的22年工資和身心所受的摧殘，折磨，至今沒有一個說法，我要求發還工資和賠償損失。（王若松，85歲，陝西省林業廳，右派份子革命老同志；書面發言。）
吳美潮：2005年10月6日《北京晚報》發表我的《建議設立「右友節」》一文。由於反右派運動是從《社論》開始的，我建議把6月8日定為「右友節」。（吳美潮，73歲，上海交通大學機電系的學生右派份子，其兩位妻兄也是右派份子；書面發言）
粵風：自反右以後，中華民族猶如害了一場大病，五千年的「誠信」理念被毀。好心當成驢肝肺，身家性命遭大難，誰還敢放膽進諫？誰還敢獨立思考？誰還敢實話實說？如今貪腐多如牛毛，假冒偽劣成風，誠信的缺失，成為一切時弊的根。中華民族怎樣崛起？竊以為，不在有多少美元、核彈、衛星、GDP，而在於道義無虧。文革十年，多少受害者包括鄧公一分錢也沒少補，那時也沒談「國家經濟困難」。右派份子罹難22年，比文革長兩倍多，一分錢也不補，卻「因國家經濟困難」至今。這在邏輯上說得過去嗎？只有正義得以伸張，人們心裏窩囚的疙瘩掃除了，才會帶來硬實力、軟實力的大提升，任何霸權也不敢欺侮咱。心平則氣和，氣和則力足，那才叫和諧，那才叫陽光，那才叫強大。我活了近80年，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一天！（粵風，廣東離休右派，書面發言。）
張顯揚：反思歷史，要求徹底推翻反右冤案，很好！50年了，這些問題早該解決卻遙遙無期，還如此監控打壓反右倖存者們申訴冤情，聲張正義的行動，這只有完全喪盡天良的政權才做得出來。向大家問好！（張顯揚，73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致函。）
黃河清：這是為什麼？50年來，沒人問過。現在問雖晚了，但如再不問，就完了！這個國家要完，這個民族要完！問的不痛不痒，問的輕描淡寫，問的避重就輕，問的淺嘗輒止，不行，也要完。要問，就要翻箱倒櫃，就要追根究底，就要正本清源！毛澤東說過：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這「讓人說話」，也就是可以不讓人說話！55萬右派應該是身受感同。這才是最本質！要問，就要問到最本質。這一代問不了，一代代接著問。只有如此，才不會再有55萬右派。謹向聚會、發言的老右們致以崇高的敬意。（黃河清，海外學人，書面發言。）
與會者認為，反右運動的實質是毛澤東要避免斯大林死後被否定的命運，用暴力鞏固自己的專制獨裁霸權，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反右派運動不是孤立的，與其後的「文革」和其前的肅反、反胡風、鎮壓反革命運動，甚至更前的延安整風運動，紅軍時代肅反殺人，殺AB團等等，是一脈相承的各個環節。毛澤東用不停的政治運動來整人、殺人，消滅異見，以鞏固其獨裁專政。
大家強烈要求：人民日報社必須公布歷史真相，承擔責任，對自己的造謠惑眾，嚴重危害社會的非法行為向全國人民道歉，向55萬反右的受害者謝罪！否則，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從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大家在陳舊簡陋的農舍裡，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時而怒髮衝冠，時而談笑風生，鬥志昂揚，青春煥發，大都還留下了發言稿，未能前來者寄來書面發言，尤其是熱情洋溢的86歲劉衡女士邀請其資深革命的右派難友老同志們積極參與書面發言。傍晚時分，大家余意未盡，依依惜別之際，在院子里拉起橫幅合影留念。
這一聚會原定6月6日在市區某餐館，由於考慮到當局的監控和打壓的力度將會增加，臨時提前改在40公里以外的遠郊區農村右派老人的家中。8位右派老人不顧古稀之年，置監控於無所謂，不畏高溫，步履蹣跚地輾轉公交車往返5、6個小時（其中劉鈿湘因事先離）。他們為了捍衛真理，為了推進我國的民主與法治進程，留下歷史以鑒後人。他們飽經凌辱與磨難，到如今，不變的正直，不倒的精神，挺拔的氣概，無私無畏，一往無前，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俗話說，遲到的公平根本就不是什麼公平。不知中共中央和人民日報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堅持《社論》及其反右派運動沒有錯，這一皇帝的新衣，對廣大右派份子及其家庭持續至今的深重苦難，仍然置若罔聞，拒絕還給他們乃至還給整個社會一個遲到50年的公道，更使我國遲遲未能走上民主法治之路。
◎本文承蒙劉衡、燕遯符、馮志軒修改審定，特致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