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楚：為何中國的良心都說生不如死？

高耀潔與愛滋病孤兒，這個名字二年前就感動了中國，但卻沒有感動她自已，也沒有感動她的家人後代。自從去年她的老伴去世之後，這位偉大老人再次陷入了嚴重的個人孤獨和生活危機之中。她一度陷入了沉默，個人的傷疼讓她有些孤立無援。而中國的愛滋病文化，已在當下變為一門顯學時，她的個人的民間行動和思想，反而成為了不被正統學術理解的嘲笑佐料，有人說她的治理愛滋病行動不科學，沒有理性的參與，有的說她的思想太偏激了，帶有個人理想化色彩，有的說她走入了死胡同，與當地政府唱反調，不相信政府合作，總是個人獨斷專行，有的說她六親不認，只認她的個人榮譽感……最近，這位老人在鳳凰衛視接受專訪時，幾次泣不成聲，說生不如死，生不欲死。老人說，我不知道為何一見到那些愛滋病患者的孩子們，我就想哭。我就不能袖手旁觀，我就得親自去處理這些事情，把基金會的錢物親自送到她們手中。老人因為能接受到國外的各種捐款，一時成為熱門人物，很多機構、商人、醫院，學校等，都想以她的名義合作，搞愛滋病的課題研究，結果她被騙走的款項已超過二十多萬元，這些錢都沒有進入真正的愛滋病家人後代的支助，而是被各種名義的關懷給消耗掉了。老人堅定地說，這是在中國作孽呀。我和愛滋病人一樣，生不如死。有一個愛滋病患者的十歲兒子面對我咬牙切齒說，要去買一把切，把買血的人統統殺掉。這個社會現實正在製造仇恨和殺戮，非常可怕。

高耀潔老人提出了一個讓官方不同的觀點，就是中國河南的愛滋病源不是別的原因，而是人民去賣血，因為貧窮只能賣血，而政府醫院和血頭直接操眾經營人血買賣市場，河南曾經產生一個巨大的人血地下買賣市場，交叉感染讓農民受害。但這些現實不被地方官員接受，就如中國政府不承認中國也有性交易市場一樣，因此不承認現實真相，就不能面對問題的本身。重視愛滋病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科學醫生的事情，而是思想觀念及政治形態的事情了，是社會經濟不平衡的產物，農民貧窮是愛滋病不斷擴大的根源。但這些問題最終受害的是整個人類，而不僅是窮人。高耀潔老人的思想，是中國民間自由思想中的精粹，具有不妥協的獨立力量。對於當下的各種知識份子的犬儒狀態，是一個很好的反證。

著名作家閻連科最近在電視上，也嘆息中國作家的命運生不如死，沒有尊嚴感和榮譽感。他的小說《丁莊夢》寫的也是愛滋病人的生活場景，而且是現實的不是虛構的，但這本書至今沒有給他帶榮譽感，而是恥辱感。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本書，他的心願是出書的版權費五萬元，全部獻給一個愛滋病村裡的農民維持基本治療，沒有人願意出這本書，後來，上海出版社願意出錢購買這個版權，但錢至今沒有兌現出來，他們說要等到書款回收再有錢。這使作家陷入了絕望和無奈之中。因為他的承諾再次泡湯了。他在鳳凰衛視接受專訪時，也是幾次哽咽，說出了生不如死，活著是沒有尊嚴的。猶其是作家，是因為他太過無能，因為不能直接承擔某種行動的支持，以解除社會的道德疼痛，有時候只能遺忘一些東西才能活下去，因為對於親歷那種絕望的命運，而又無可奈何去改變的痛苦和恥辱，唯一能活下去的就是遺忘。而作家就是要重拾記憶，喚醒遺忘，但喚醒之後又如何？還是只有痛苦絕望虛空，有人吃一頓飯隨意一掏就是千兒八百的，但不願掏出十幾元錢來購買這本書。可能讀者也是為了遺忘，以求活下去的理由。魯迅若不棄醫從文，做一個醫生，也許能做一些具體的事情，比如說親自去給愛滋病人做些實際的工作，以解除他們的痛苦，而一個窮作家做不到這一條。托爾斯泰所以有道德優越與尊嚴感，是因為他還有一些財產，分給他的家奴們，而我們一錢不值。閻連科說到這裡，已是雙目含淚，不能自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作家在電視機面對觀眾流淚。我想他是真誠的，我相信這一點。閻連科的小說提出不少具有現實意義的命題，而且他本身也是參與其中的。

臺灣的施明德先生，帶頭組織倒扁運動，現在倒到自已頭上了。他不得作出最後的選擇就是「自囚」，他說要在總統府門前自已囚禁自已，喚醒阿扁知恥下臺，否則，他就做出這樣無個人尊嚴的事情。因為這樣的社會環境，還是生不如死的狀態，沒有生命尊嚴，一個腐敗透頂的總統還在台上領導人民，人民不能選擇他下臺，這就是生不如死了。生不如死，是一種活著的恥辱，這種恥辱不能完全讓人民背下去，總有一個人做出牲犧，我就來替人民背下這個恥辱，讓人民有自醒的機會，不用暴力推翻他，讓公民能理性地選擇尊嚴的生活。雖然現在民眾已是憤怒如火。施明德的這種替公民受過的恥辱感，我認為是一種中國知識份子的仁德體現，是一種大仁愛。但這種自恥的行動，在當下的犬儒人文現實中，還是不能喚醒個體靈魂的。因為神已在人間，神本身不再是理性的生命尊嚴。臺灣的文化觀念，不論是本土，還是外省，其深層的基因來自中華文明體系，良心的祭現，最終還是逃不脫世俗的審判，而不是神的高度審判了，也就是絕對的理性形而上的真理審判。因此，施明德的受恥行動，不具有群體的懺悔意識，也不具有生命存在的自我尊敬。因為他也是受制於東方的犬儒文化。他的「自囚」，如同甘地的「絕食」、日本的「剖腹」、和新加坡的「自鞭」，韓國的「斷指」，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彈」等等，這些行為承擔，都是東方文明對於生命自由及尊嚴感，在承擔過程中的自虐表現，按中國下裡巴人的觀念就是犯賤，東方人具有犯賤傾向，通過犯賤受虐，來達到某種理想化的精神訴求。不過這在歐美，是悖反*本身的行為，不具有代理公眾的合法性權利。而且自虐在歐美不是社會學問題，而是生理學研究了。但對於中國，犯賤永遠是思想問題、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生不如死，這是中國精英們最後的哀嘆，是中國良心的最後宿營。


這讓我想到美國的桑塔格，她何其不可一世，遺世獨立，從不說生不如死的，這個老人的精神境界，成為美國的一座高峰。再說薩特這位瘋子，他可謂受敵多了，但他也從沒說出生不死的自我詛咒來，他一如既往地瘋下去，值到法蘭西一片紅了，他的思想至今仍然是激情的源泉。再來說說哈耶克、米沃什或者聶魯達，這些超然卓群的人物，也很少在最後的時刻，說出生不如死的大恥辱來。就是現在英國還活著的荻金森霍金，身體也是差強人意了，但他從不說生不如死，還要去太空結婚旅遊、、、、、這些人難道沒有看到人類命運的絕境嗎？沒有看到社會的惡俗挑戰嗎？非也，他們看得比我們還要清楚明白，他們的良心與我們知識份子的良心，可能是大不一樣的，那就是讓生命本身都有尊嚴、有自由、有個人的承擔，而不是相反。而且他們的社會人文環境，首先就是為了呼喚和保留人的生命權利而存在的吧？

再看我們的詩人作家科學家的良心們在做什麼？他們都在承擔生不如死啊！史鐵生、劉曉波、莫言、師濤、老像、余世存、蔣品超、廖亦武、李銳、高勤榮、楊茂東、魯揚、王怡、余傑、春桃夫婦、余華、吳季、傅國湧、林賢治等等，還有更多我所不認識的地下人物，他們都在從事著中國生不如死的偉大事業。但從受恥辱的程度上，他們可能與神的血祭還離得很遠，我無法看清他們的靈魂之路。中國的教授、科學家現在淪為了物奴，因此實用是他們最大的靈魂，而這靈魂是可以複製的，是機器人的一部分，也就無所謂靈了。中國良心們為何都在面臨生不如死的狀態？這是千年宿命嗎？良心的祭獻是毫無意義的嗎？中國的靈魂體現在哪裡呢？謝有順說中國文學現在要找的是失落的靈魂？這靈魂又在何處失落的呢？我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靈魂，這只是一個虛妄的話題，謝有順的靈魂也是從美國借來的。中國沒有自已的神明，在那十字架上血祭，替人類受罪以承擔恥辱的理性榮譽感。這個血祭創造了西方的精神美學，也就是形而上精神。但中國沒有這個東西，我們沒有形而上的理性，只有形而下的肉體，所以說中國良心們的血祭，如同分吃豬頭肉，我們還在吃人肉的文明快感之中。魯迅驚恐地說，人吃人！難怪他一個也不寬恕！嗚呼！我到哪裡去找尋中國的靈魂？我為何不能為中國的良心們分擔一滴眼淚？

向高耀潔老人致敬！
向閻連科作家良知致敬！
向一切從事生不如死的偉大的中國靈魂們致敬！

馮楚寫於世界愛滋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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