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大限是民主監督機制的建立

日前，中紀委、國家發改委、監察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審計署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對近年來黨政機關辦公樓等樓堂館所建設項目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清理，以杜絕在這個問題上的奢侈浪費。按照規定，各地區的自查情況要在6月20日前報送以上中央7部門。坊間稱之為「黨政機關樓堂館所自查大限即將到來」。

這年頭，「大限」這個詞我們聽得也多了——前年4月底是證監會要求各證券公司必須完成自查的「大限」；去年 8月20日是山東各市要完成固定資產投資的自查工作的「大限」；去年9月是全國衛生系統自查商業賄賂吐回扣的「大限」；就在今年，中紀委還發文要求有「以交易形式收受財物」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共產黨員在6月29日前主動說清問題。

這些不約而同的「大限」設置，其原理很簡單、願望也很良好——期望那些犯了錯誤的官員能夠自己說出來，而我們又給予其寬大處理，從而終止他們繼續犯錯誤乃至犯罪給國家帶來的損失。但問題在於，如果整個社會環境使得他們掩蓋其錯誤的成本極低，他們堅持錯誤甚至犯罪行為所付出的代價又極小的話，那他們憑什麼要主動交代，在政治上自殺？何況他們做出 「堅持下去、拒不改正」的決定，其心理依據也很堅固——在某些地方和領域實際上已經是腐敗成風，而相比之下，真正受到查處的人卻極少，甚至在上述那些看似厲害的「大限」過後，也鮮見新一輪的「反腐風暴」。

所以就不難理解，一方面，所謂「大限」不斷出臺，舉措不可謂不嚴厲，出路不可謂不寬，但另一方面商業賄賂依舊、腐敗依舊、奢侈依舊；而且還產生了副作用——「大限」限得多了，也就失去了威懾力。有些地方的「大限」期限還被一拖再拖，最後不了了之，這些都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事實上，滋生腐敗的土壤是不合理的權力配置機制或權力結構，是不受監督和制約的公權力。只要體制上的主要弊病不改變，完全靠政府自己查處自己、監督自己，就不免走上「越反越腐」的怪圈。

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年來我們特別注重對政治體制上細枝末節的修補，其實都意義不大。因為真正的對政府的監督一定是來自政府外部——如立法監督、司法監督、新聞輿論監督、選舉監督等。如果真正要改變某些政府官員的奢侈、浪費、腐敗的風氣，使政府的自我監督能夠充分發揮其功能，就必須引入更多的外部民主監督機制並使其落到實處：如，法律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必須得到落實；人民群眾對公務人員監督權和罷免權的行使，要通過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實得到保證；監督主體的範圍也應擴大為包括立法機關、人民代表，媒體、甚至是人民的直接參與等。如此，在體制環境得到根本改善的情況下，我們才可能期望，腐敗、商業賄賂、奢侈浪費等不正之風「大限」的真正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