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在辦公室自殺身亡。昨天，新華社用短短的一則電訊公布了中共中央開除其黨籍的決定。在這兩件事發生的當天，我都接到無數個從天津和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朋友們紛紛以最快的速度向我通報這個天津痞子的可恥結局，因為他們知道，在一九八九年後的日子裡，宋平順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安和特務系統對我進行別出心裁的迫害。所以他們希望我能從他的死訊中得到些許的慰籍。
對朋友們的好心，我是心領的。但是宋平順的死卻不能給我帶來任何的慰籍。他是死有餘辜的，可是像他這樣的人在中國執政者中太多了。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當今的中國，給老百姓們帶來災難的豈止是一個「慶父」 似的宋平順？等待著一個一個的「慶父」戲劇性地離去，顯然是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的。因為在中國產生「慶父」的速度比「慶父」離去的速度更快。
宋平順是有血債的。我記得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期間，他對那些熱血青年的鎮壓極具創造性。當時，不少青年人聚集在天津火車站前的廣場上，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北京屠夫一聲令下，宋平順等人哄騙學生們，說是要用火車送他們到北京去，把他們騙到天津火車站內，派出早已埋伏在那裡的打手們，一頓亂棍，打得學生們血肉模糊，然後把他們塞進早已準備好的汽車裡，呼嘯而去。
說宋平順是個痞子一點也不過分。這個人沒有受過大學的正規教育，在正規的場合連幾句像樣的話也說不清楚。但是他對天津社會上混混的那一套確是知道得不少。對下級，他十分霸道。在他當天津市副局長期間，天津公安局內有一位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年輕幹部名叫劉躍進，思想開放，又懂專業，很受當時比較開明的公安局的書記和局長的重用。宋平順對此人十分嫉妒，千方百計地要除之而後快。在其掌權後，立即將劉躍進趕出市局，派到基層去了。
對上級，宋平順則十分精通溜須拍馬之道，在揣摩領導的心思上面則十分肯下功夫。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上級的一條狗。我曾經與他發生過多次衝突，都是工作上的事。有一次發生在鄧小平訪問天津期間。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鄧小平訪問中國和丹麥合資的丹華自行車公司。我在陪同鄧小平訪問的過程中，沒有理會事前制定的採訪路線，而將鄧引向在機器前等候的操作工人面前。宋平順在一旁氣的暴跳如雷，認為此舉破壞了對領導人安全保衛的規矩。由此可見，他的保衛原則是只要領導安全開心就成，至於所謂普通工人的願望，黨群關係都是見鬼的事。
對天津的改革開放，作為公安局負責人的宋平順從來都沒有給與過支持。在我負責天津開發區和天津外經貿委工作期間，感到他從來都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對開發區、對外商投資、對對外貿易持阻撓態度。例如，他常常利用外來人口管理的藉口對中外合資企業僱用外地的技術人員處處刁難，在我們安排經貿代表團出訪時也常常毫無道理地要求安插一些無關的人員隨團出國觀光。當時的我年輕氣盛，根本沒有把這個天津痞子放在眼裡，當然不會理他。這也埋下了他在六四事件後利用政治原因為理由對我進行個人報復的種子。
六四期間，我因為不贊成中央政府派兵鎮壓而請求辭去一切職務。這本來是一件在程序上既符合憲法又符合黨章的行為。當時天津的負責人也在政治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儘可能低調地處理了這件事，並在事後對我進行了一些保護。但是宋平順則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想方設法地對我進行報復。在天津市負責人否決了他抓我入獄的意圖後，又通過監視居住等手段限制我的自由。同時派人騷擾我的父母、阻撓我孩子的疾病治療、並威脅我們家的保姆。至於那些得不到領導人保護的參與六四事件的天津普通幹部和學生，宋平順對他們的鎮壓和迫害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宋平順死了，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更希望中國能夠消除能讓宋平順這樣的痞子禍害人民的制度根源。我是從體制內走出來的人，仍然認為至今有不少體制內的官員是有理想的。但是與宋平順這樣的混混們相比，他們的力量太弱了，而且越來越弱。這不是因為他們個人的能力比宋平順差，而是當前的這種制度是站在宋平順之類一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