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05 13:20:38作者：(紐約)李大立
廣州和上海是我讀中學和大學的地方，五月份應邀去上海同濟大學參加建校一百週年校慶和同學會，在上海和廣州小住，有些見聞很樂意與大家分享，讓海外讀者知道一些大陸的現狀。
五月二十號同濟大學百週年校慶那天，校園裡人山人海，大型電視屏幕播放溫家寶講話。和四十多年前相比，校園面積大了很多，看到宣傳材料更嚇了一跳，現時在校師生竟達五萬餘眾！數倍於我們求學的年代，中國大陸的所謂「高校擴招」氾濫成災略見一斑。怪不得現在的人說，大學生滿街都是，博士碩士一籮籮。脫離了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科技水平和師資設備，競相擴大學校和招生規模，盲目追求高等教育高速發展並非好事，只能培養出名不副實的大學生，給國家和個人都帶來損失。當天舉行的許多學術報告會，很多都是變相的商業活動會，筆者見到的大多是海內外商家來推銷科學儀器產品，商家贊助學校系科教研組丶學校給商家頒發榮譽證書，也夾雜給貧窮學生獎學金頒獎。中午土木工程學院丶晚上測量繫在學校附近同一家酒家大擺筵席，筵開數十席，估計至少耗資十萬八萬，筆者想，如果拿這些錢真正辦些對發展高等教育有意義事情，或者多資助一些貧困學生，不是比吃進到肚子裡好得多嗎？堂堂一個著名的高等學府都這樣大吃大喝，全國真不知道每年有多少錢被吃掉了！
毛澤東時代，全國保上海，上海的消費一直價廉物美，現在也「和世界接軌」了，高檔次的消費比比皆是，「老正興」等老牌本幫菜酒家，人均消費超過百元。有天晚宴，上海同學問一位歐洲歸來的同學，上海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麽？
他也不避嫌，直說上海高樓大廈倒是建了不少，但人的素質跟不上：他到上海的當天就被人偷了錢包；去商店儲存數碼影像又被人偷換了儲存卡。我則領教過上海地鐵的管理水準，我買了去江灣的地鐵票，按照地鐵指示圖在「火車站」轉車，雖然售票處註明要出站再進站，但並沒有註明要重新買票，在這個站轉車的時候，我特意詢問閘口職員，他指示我將車票放入驗票機，誰知車票就被吃掉了，同樣情況的還有好幾個人，他們在閘口大吵大鬧，站長不得已打電話通知數百米外的車站放我們這批人進站，但是車票吃掉了，到了終點站又如何出站呢？站長說你們可以對該站的站長聲明……。短短時間內已經有一小批人上當了，一天不知道要發生多少這樣的事情？既然這個車站轉車必須出站再進站，即是不能原票轉乘，為什麽售出超越該站的車票？為什麽在地鐵指示圖標注與其他轉乘站一樣的符號？他們寧願每天面對不勝其煩的投訴，也不去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如此混亂的公共交通，談何「與世界接軌」？
毛澤東死後陸續從外地調回上海的同學，除了少部分當了官或經商者之外，大多數已是高級工程師了，可是退休工資都只有一千多元，面對高昂的醫療費教育費，僅能維持清貧的生活。我同班有一對男女同學成了夫妻，現在一家分兩地，男的帶一個女兒留在外地，太太帶一個兒子生活在上海，重過毛澤東時代那種牛郎織女的生活。男的在校時是共青團員，女的是團支部組織委員，現在兩人都是共產黨員，退休前在單位裡都當了小官。大家圍坐在草坪上閒聊的時候，男的說他幾次要退黨，要不是老婆阻止，早就退了。我問他為什麽？黨員不是高人一等嗎？他說，高個屁！現在是大款的世界，做個黨員反而被人瞧不起，因為貪污腐化的都是共產黨員，我不想和他們同流合污。還說，現在他們一家分兩地，退休金又少得可憐，每個月還得白白交五十元黨費，真是花錢買罪受。五十元對他們已經很重要了，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憶起四十年前的他們，恍若隔世。
同學活動會組織我們青浦一日游，路經「世紀公園」，登上高處一望，萬頃良田變成了碩大無比的「旅遊勝地」，可是遊客卻寥寥無幾。公園內按照歐美各國的風格，各建造了別墅代表作，可是卻完全空置，其中有一兩棟變成了學生軍訓的營地。甚至還在小小的人工湖上建造了一座假「航空母艦」，開放讓遊客參觀，據導遊介紹說美國偵察衛星還將它當作真傢伙呢！中國大陸現在高叫和平崛起，為了追求經濟高速發展，不惜竭澤而漁，有限的自然資源和寶貴的自然環境遭到了肆無忌憚的破壞，上海青浦當政者引以為傲的「世紀公園」就是一個例子。
在上海我還特意去淮海路和浦東看我在香港地產公司工作時跟進了五六年的兩座超高層大廈，設計階段規劃局嚴格要求的屋頂直升機停機坪丶樓層內必須設置的開放空間丶連接比鄰大廈的空中通道和挖空心思拼湊出來的達標綠化面積，許多均不見了蹤影，肯定是施工階段討價還價的結果，由此也可見中國大陸眾多所謂的設計規範形同虛設，全由當官一句話定奪，還停留在人治的階段。
為瞭解大陸的文化出版事業現狀，我去過「上海書城」和「三聯書店」，出版物比以前是豐富多了，不過一望而知全是一言堂。「上海書城」的頂樓上設置了一個「港澳臺專櫃」，我上去一看，數量不多的港澳臺書籍全是外文版，連一本中文書都沒有，我問營業小姐，她說中文書籍不讓進口。「三聯書店」也一樣，全都是國內出版或是合作出版的書，香港出版的只有幾本烹飪書，看不出和其他國內書店有什麽不同，上海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文化封鎖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
廣州毗鄰港澳，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論城市面積擴張之速，恐居全國之首，現時包括番禺花縣等在內的市區面積與北京上海不相上下。
廣州和上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很少外地人和外來民工，而廣州則滿街都是，廣州的出租車司機幾乎全都是外省人，而上海則全是上海人。在上海時我好奇問了一下，上海司機告訴我，上海市政府規定申請出租車駕駛執照必須有上海戶口，他說否則外地司機把你拉到郊外殺了也沒有人知道！真是聳人聽聞。從正面看廣州比上海的包容性大得多，但從負面看則是廣州市政府對保障本地人就業遠不如上海，或許是因為上海數十年來一貫奉行經濟保護主義的緣故。雖然這些外地司機都很努力去熟悉廣州的大街小巷，不過怎麽樣都比不上本地人，坐在裡面總有一些不放心的感覺。上海廣州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兩地的出租車司機都必須向「挂靠」單位以昂貴的租金租車，終日兩班倒辛苦勞作所得無幾，而且永遠都沒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出租車，以至廣州本地人都不願意幹這行。
廣州城市建設中令人最不解的是在番禺建一個全新的「大學城」，強令市內自中山大學起數十家大學和專業學院集中遷往新址，幾個正在讀大學的親友子女無奈地訴說交通和生活的不便。我曾去參觀過，與其說是一個大學城，不如說是一個大軍營：數十家高等學府整整齊齊並排而立，就像軍人列隊出操，校舍建築大同小異，毫無特色，如果說共產主義烏托邦是徹底消滅個性，將世間一切都看作是沒有生命力的「螺絲釘」，只求如何管理和奴役他們，這就是最好的活樣板，將來應該像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一樣記載在人類文明教育史冊上！我真為歷史悠久，紅牆綠瓦的中山大學等感到深深的失落和可惜，也為廣東這個經濟首善之區的父母官如此低能感到可笑和遺憾。
一個人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是從童年時代開始的，並且會深刻地影響他的一生，我也有這樣的體會。解放初我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和外婆從香港回來廣州，因為父親在廣州車站當站長，屬於留用的舊職員，而舅父則是從香港回來廣州接收海關的中共官員，介紹我母親入廣州海關「參加革命工作」，因而我小時候有幸住在所謂的「機關大院」裡面，和中共南下幹部廳長局長處長科長的家庭為鄰。父親不是黨員他的官很假，反右前就降職降薪了；母親祇是一般的機關幹部，和新朝代的有功之臣住在一起，顯然是歷史的誤會。雖然我和他們的孩子們玩成一堆，可是小孩子們互相爭吵，偶爾地從他們嘴裡聽見「我爸爸是管你爸爸的！」「我爸爸三棵星，你爸爸幾棵星？」雖然說的不是我，早熟的童心早已深深地烙上了自卑的烙印(請參閱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因此，當我看到曹長青先生有關五六十年代臺灣國民黨外來政權欺壓本地人，機關學校禁止講本地話，違者處罰……，由此產生嚴重的族群歧視和矛盾，我深有同感。
那時候，在廣州當官的全是北方人，從北方扛槍南下大字不識一個的北方農民，到了廣州都當了官，他們總是喜歡說：「我是一個大老粗……」，正如李普先生說的，那是「一個喜歡炫耀粗卑的年代」。隨著年齡的成長，「土改鎮反」丶「反右」丶「三年困難時期」丶「文化大革命」……讓我逐漸地認清了這個農民造反的封建政權，對這些人愈來愈反感，連帶對所有在廣州的北方人都反感，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們都是一些政治暴發戶。五十年代，機關學校裡都以講普通話為榮，北方籍彷彿高人一等；隨著時間的流逝，武力南伐餘波漸息，幾十年後，風水輪流轉，廣東一躍而成首屈一指的經濟大省，經濟北伐方興未艾，大批貧窮的北方人擁到廣東謀生，北方籍不再吃香，往日那種不可一世的勁頭已不多見了。就在這時候，我正小住廣州，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多，我在天河北路龍口東路站上了135號巴士，當時車上座位滿了，只有三四個人站著。車開出不久，我突然聽見司機位置旁有個大個子用普通話大聲地斥責司機，我見那人穿的好像是制服，還以為是巴士公司的職員，再聽下去：「我叫你調到多少度你就要調到多少度！」「你連冷氣都不會調，當什麽司機？！」「我開了十幾年冷氣車比你懂得多！」才知道這個人和我一樣是一個乘客。說話間，只見他動手伸過司機的背後到另一邊強行調節冷氣，全車人對這種危害駕駛安全的舉動竟然熟視無睹，當時我不知道哪裡來了一股勇氣，大喝一聲：「住手！你還顧不顧全車人的安全！」，這個北方人望瞭望我，嫌我多管閑事，我也瞪著他，大聲對司機說：「司機，停車！報警！」北方人似乎被我嚇了一跳，但還不甘示弱地回罵：「關你什麽事？這麽熱的天，你沒有看到我滿身是汗嗎？」急忙之中我反駁他：「無論你怎麽熱，你不可以干擾司機開車，全車人的性命都在司機手上，你擔當得起嗎？！」此時，瘦小的司機才開始回應他：「車內冷氣調到多少度是公司規定的，我沒有權隨便調，如果有人感冒了，我要負責的……」。聽口音好像是外縣人，可憐兮兮的。這時候，一種同情弱者的本能加上從小就聚積在我內心對這些作威作福的北方人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地爆發出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麽脫口而出就大聲說：「你以為現在還是毛澤東時代嗎？你以為你老子當官就可以欺負別人嗎？這是什麽地頭？你看清楚了！」引起一片哄堂喝采！此時，後座傳來一聲女普通話：「XX，回來！算了，別爭了！」北方人駡駡咧咧地回後座，經過我身旁瞪了我一眼，我也回敬了他一眼！過後，站在我身邊一個知識份子對我說：「罵得好，這些人作威作福太久了！」
耳順之年的人了，走遍了大半個地球，我已經不再是童年時代在北方人前面自卑的小孩了，也不再是少年時期羨慕北方人「家庭出身好，紅遍半邊天」的少年學子了，從青年時代起我已經討厭這種靠武力打天下的外來政權，也討厭他們代代相傳的特權，憤恨他們欺負老百姓。我一點都不後悔，只覺很痛快，幾十年的怨氣今天當著我的父老鄉親盡情地發泄出來，得到了他們一致的讚賞和支持，可能這是我這一趟上海廣州之行最大的收穫，最值得我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6月25日紐約)
(略有刪節刊於「開放」雜誌07年8月號，此處是全文)
五月二十號同濟大學百週年校慶那天，校園裡人山人海，大型電視屏幕播放溫家寶講話。和四十多年前相比，校園面積大了很多，看到宣傳材料更嚇了一跳，現時在校師生竟達五萬餘眾！數倍於我們求學的年代，中國大陸的所謂「高校擴招」氾濫成災略見一斑。怪不得現在的人說，大學生滿街都是，博士碩士一籮籮。脫離了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科技水平和師資設備，競相擴大學校和招生規模，盲目追求高等教育高速發展並非好事，只能培養出名不副實的大學生，給國家和個人都帶來損失。當天舉行的許多學術報告會，很多都是變相的商業活動會，筆者見到的大多是海內外商家來推銷科學儀器產品，商家贊助學校系科教研組丶學校給商家頒發榮譽證書，也夾雜給貧窮學生獎學金頒獎。中午土木工程學院丶晚上測量繫在學校附近同一家酒家大擺筵席，筵開數十席，估計至少耗資十萬八萬，筆者想，如果拿這些錢真正辦些對發展高等教育有意義事情，或者多資助一些貧困學生，不是比吃進到肚子裡好得多嗎？堂堂一個著名的高等學府都這樣大吃大喝，全國真不知道每年有多少錢被吃掉了！
毛澤東時代，全國保上海，上海的消費一直價廉物美，現在也「和世界接軌」了，高檔次的消費比比皆是，「老正興」等老牌本幫菜酒家，人均消費超過百元。有天晚宴，上海同學問一位歐洲歸來的同學，上海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麽？
他也不避嫌，直說上海高樓大廈倒是建了不少，但人的素質跟不上：他到上海的當天就被人偷了錢包；去商店儲存數碼影像又被人偷換了儲存卡。我則領教過上海地鐵的管理水準，我買了去江灣的地鐵票，按照地鐵指示圖在「火車站」轉車，雖然售票處註明要出站再進站，但並沒有註明要重新買票，在這個站轉車的時候，我特意詢問閘口職員，他指示我將車票放入驗票機，誰知車票就被吃掉了，同樣情況的還有好幾個人，他們在閘口大吵大鬧，站長不得已打電話通知數百米外的車站放我們這批人進站，但是車票吃掉了，到了終點站又如何出站呢？站長說你們可以對該站的站長聲明……。短短時間內已經有一小批人上當了，一天不知道要發生多少這樣的事情？既然這個車站轉車必須出站再進站，即是不能原票轉乘，為什麽售出超越該站的車票？為什麽在地鐵指示圖標注與其他轉乘站一樣的符號？他們寧願每天面對不勝其煩的投訴，也不去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如此混亂的公共交通，談何「與世界接軌」？
毛澤東死後陸續從外地調回上海的同學，除了少部分當了官或經商者之外，大多數已是高級工程師了，可是退休工資都只有一千多元，面對高昂的醫療費教育費，僅能維持清貧的生活。我同班有一對男女同學成了夫妻，現在一家分兩地，男的帶一個女兒留在外地，太太帶一個兒子生活在上海，重過毛澤東時代那種牛郎織女的生活。男的在校時是共青團員，女的是團支部組織委員，現在兩人都是共產黨員，退休前在單位裡都當了小官。大家圍坐在草坪上閒聊的時候，男的說他幾次要退黨，要不是老婆阻止，早就退了。我問他為什麽？黨員不是高人一等嗎？他說，高個屁！現在是大款的世界，做個黨員反而被人瞧不起，因為貪污腐化的都是共產黨員，我不想和他們同流合污。還說，現在他們一家分兩地，退休金又少得可憐，每個月還得白白交五十元黨費，真是花錢買罪受。五十元對他們已經很重要了，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憶起四十年前的他們，恍若隔世。
同學活動會組織我們青浦一日游，路經「世紀公園」，登上高處一望，萬頃良田變成了碩大無比的「旅遊勝地」，可是遊客卻寥寥無幾。公園內按照歐美各國的風格，各建造了別墅代表作，可是卻完全空置，其中有一兩棟變成了學生軍訓的營地。甚至還在小小的人工湖上建造了一座假「航空母艦」，開放讓遊客參觀，據導遊介紹說美國偵察衛星還將它當作真傢伙呢！中國大陸現在高叫和平崛起，為了追求經濟高速發展，不惜竭澤而漁，有限的自然資源和寶貴的自然環境遭到了肆無忌憚的破壞，上海青浦當政者引以為傲的「世紀公園」就是一個例子。
在上海我還特意去淮海路和浦東看我在香港地產公司工作時跟進了五六年的兩座超高層大廈，設計階段規劃局嚴格要求的屋頂直升機停機坪丶樓層內必須設置的開放空間丶連接比鄰大廈的空中通道和挖空心思拼湊出來的達標綠化面積，許多均不見了蹤影，肯定是施工階段討價還價的結果，由此也可見中國大陸眾多所謂的設計規範形同虛設，全由當官一句話定奪，還停留在人治的階段。
為瞭解大陸的文化出版事業現狀，我去過「上海書城」和「三聯書店」，出版物比以前是豐富多了，不過一望而知全是一言堂。「上海書城」的頂樓上設置了一個「港澳臺專櫃」，我上去一看，數量不多的港澳臺書籍全是外文版，連一本中文書都沒有，我問營業小姐，她說中文書籍不讓進口。「三聯書店」也一樣，全都是國內出版或是合作出版的書，香港出版的只有幾本烹飪書，看不出和其他國內書店有什麽不同，上海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文化封鎖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
廣州毗鄰港澳，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論城市面積擴張之速，恐居全國之首，現時包括番禺花縣等在內的市區面積與北京上海不相上下。
廣州和上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很少外地人和外來民工，而廣州則滿街都是，廣州的出租車司機幾乎全都是外省人，而上海則全是上海人。在上海時我好奇問了一下，上海司機告訴我，上海市政府規定申請出租車駕駛執照必須有上海戶口，他說否則外地司機把你拉到郊外殺了也沒有人知道！真是聳人聽聞。從正面看廣州比上海的包容性大得多，但從負面看則是廣州市政府對保障本地人就業遠不如上海，或許是因為上海數十年來一貫奉行經濟保護主義的緣故。雖然這些外地司機都很努力去熟悉廣州的大街小巷，不過怎麽樣都比不上本地人，坐在裡面總有一些不放心的感覺。上海廣州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兩地的出租車司機都必須向「挂靠」單位以昂貴的租金租車，終日兩班倒辛苦勞作所得無幾，而且永遠都沒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出租車，以至廣州本地人都不願意幹這行。
廣州城市建設中令人最不解的是在番禺建一個全新的「大學城」，強令市內自中山大學起數十家大學和專業學院集中遷往新址，幾個正在讀大學的親友子女無奈地訴說交通和生活的不便。我曾去參觀過，與其說是一個大學城，不如說是一個大軍營：數十家高等學府整整齊齊並排而立，就像軍人列隊出操，校舍建築大同小異，毫無特色，如果說共產主義烏托邦是徹底消滅個性，將世間一切都看作是沒有生命力的「螺絲釘」，只求如何管理和奴役他們，這就是最好的活樣板，將來應該像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一樣記載在人類文明教育史冊上！我真為歷史悠久，紅牆綠瓦的中山大學等感到深深的失落和可惜，也為廣東這個經濟首善之區的父母官如此低能感到可笑和遺憾。
一個人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是從童年時代開始的，並且會深刻地影響他的一生，我也有這樣的體會。解放初我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和外婆從香港回來廣州，因為父親在廣州車站當站長，屬於留用的舊職員，而舅父則是從香港回來廣州接收海關的中共官員，介紹我母親入廣州海關「參加革命工作」，因而我小時候有幸住在所謂的「機關大院」裡面，和中共南下幹部廳長局長處長科長的家庭為鄰。父親不是黨員他的官很假，反右前就降職降薪了；母親祇是一般的機關幹部，和新朝代的有功之臣住在一起，顯然是歷史的誤會。雖然我和他們的孩子們玩成一堆，可是小孩子們互相爭吵，偶爾地從他們嘴裡聽見「我爸爸是管你爸爸的！」「我爸爸三棵星，你爸爸幾棵星？」雖然說的不是我，早熟的童心早已深深地烙上了自卑的烙印(請參閱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因此，當我看到曹長青先生有關五六十年代臺灣國民黨外來政權欺壓本地人，機關學校禁止講本地話，違者處罰……，由此產生嚴重的族群歧視和矛盾，我深有同感。
那時候，在廣州當官的全是北方人，從北方扛槍南下大字不識一個的北方農民，到了廣州都當了官，他們總是喜歡說：「我是一個大老粗……」，正如李普先生說的，那是「一個喜歡炫耀粗卑的年代」。隨著年齡的成長，「土改鎮反」丶「反右」丶「三年困難時期」丶「文化大革命」……讓我逐漸地認清了這個農民造反的封建政權，對這些人愈來愈反感，連帶對所有在廣州的北方人都反感，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們都是一些政治暴發戶。五十年代，機關學校裡都以講普通話為榮，北方籍彷彿高人一等；隨著時間的流逝，武力南伐餘波漸息，幾十年後，風水輪流轉，廣東一躍而成首屈一指的經濟大省，經濟北伐方興未艾，大批貧窮的北方人擁到廣東謀生，北方籍不再吃香，往日那種不可一世的勁頭已不多見了。就在這時候，我正小住廣州，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多，我在天河北路龍口東路站上了135號巴士，當時車上座位滿了，只有三四個人站著。車開出不久，我突然聽見司機位置旁有個大個子用普通話大聲地斥責司機，我見那人穿的好像是制服，還以為是巴士公司的職員，再聽下去：「我叫你調到多少度你就要調到多少度！」「你連冷氣都不會調，當什麽司機？！」「我開了十幾年冷氣車比你懂得多！」才知道這個人和我一樣是一個乘客。說話間，只見他動手伸過司機的背後到另一邊強行調節冷氣，全車人對這種危害駕駛安全的舉動竟然熟視無睹，當時我不知道哪裡來了一股勇氣，大喝一聲：「住手！你還顧不顧全車人的安全！」，這個北方人望瞭望我，嫌我多管閑事，我也瞪著他，大聲對司機說：「司機，停車！報警！」北方人似乎被我嚇了一跳，但還不甘示弱地回罵：「關你什麽事？這麽熱的天，你沒有看到我滿身是汗嗎？」急忙之中我反駁他：「無論你怎麽熱，你不可以干擾司機開車，全車人的性命都在司機手上，你擔當得起嗎？！」此時，瘦小的司機才開始回應他：「車內冷氣調到多少度是公司規定的，我沒有權隨便調，如果有人感冒了，我要負責的……」。聽口音好像是外縣人，可憐兮兮的。這時候，一種同情弱者的本能加上從小就聚積在我內心對這些作威作福的北方人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地爆發出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麽脫口而出就大聲說：「你以為現在還是毛澤東時代嗎？你以為你老子當官就可以欺負別人嗎？這是什麽地頭？你看清楚了！」引起一片哄堂喝采！此時，後座傳來一聲女普通話：「XX，回來！算了，別爭了！」北方人駡駡咧咧地回後座，經過我身旁瞪了我一眼，我也回敬了他一眼！過後，站在我身邊一個知識份子對我說：「罵得好，這些人作威作福太久了！」
耳順之年的人了，走遍了大半個地球，我已經不再是童年時代在北方人前面自卑的小孩了，也不再是少年時期羨慕北方人「家庭出身好，紅遍半邊天」的少年學子了，從青年時代起我已經討厭這種靠武力打天下的外來政權，也討厭他們代代相傳的特權，憤恨他們欺負老百姓。我一點都不後悔，只覺很痛快，幾十年的怨氣今天當著我的父老鄉親盡情地發泄出來，得到了他們一致的讚賞和支持，可能這是我這一趟上海廣州之行最大的收穫，最值得我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6月25日紐約)
(略有刪節刊於「開放」雜誌07年8月號，此處是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