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15 13:27:12作者：
挖「癌症村」病根的人
這段時間，林景星又開始失眠了。已經從現代生態環境地質研究中心退休的他，接到陝西省華縣龍嶺村村民的電話，這個著名的「癌症村」，不久前又有兩人死於癌症。
儘管3年前，林景星就查出了那裡致癌的原因，開出了「藥方」，但至今沒能徹底解決。作為國內提出「生態環境地質病」的首位學者，他原以為自己能夠當一個「開方治病」的醫生。可十多年的調查研究讓林景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角色：「我只是一個真相調查者，用科學的數據告訴人們地質環境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不僅觸及生命而且細及毛髮，但整治是一個社會系統大工程，不是僅僅學者能為的。」
親嘗毒核桃
2001年，林景星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陝西發現「癌症村」。以他對生態環境多年的關注，他堅信這就是被自己命名的「生態環境地質病」的發作，這顆「環境化學定時炸彈」已經爆炸。
為了證實判斷，他自費去了趟「癌症村」——陝西省華縣瓜坡鎮龍嶺村，調查發病原因。
村長早已在村口迎候，村民們紛紛拿出自產的核桃招待貴客，林教授成了全村人的希望，被稱為「北京來的專家」。然而在來之前，林景星已經託人取過樣品化驗，認為致癌的「罪魁禍首」可能就是該村的核桃。
即便如此，林景星還是欣然地吃下了村長遞過來的核桃，儘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核桃裡的砷元素會在自己的身體內沉積下來，而砷恰恰是致癌物質。但他也知道，只有這樣，才能被村裡人接受。跟他們接近，就等於跟事實真相接近。他已經顧不得臨行前老伴的殷切叮囑：「到了那裡，不要亂吃東西。」
龍嶺村位於秦嶺北坡，這個海拔770米的小村落，山清水秀，民風淳樸，讓林景星想起了久違的兒時家鄉。在福建農村長大的他，自小就在鄉野嬉耍，渴了喝小溪水，餓了扯把野菜……研究生態環境越久，他越懷念那段時光，久違了的清靜突然在這裡重現，他甚至懷疑是自己錯了。走遍龍嶺村村前屋後，根本找不到污染源，林景星的心裏劃過一絲慶幸。
但是村長提供的數據卻讓林景星震驚。自1974 年發現第一例食道癌患者以來，該村30戶人家、154人中，共死亡59人，其中死於癌症的36 人，佔全部死亡人數的61%。全村只有4 戶家庭未出現過癌症患者，還有4戶人家已經「絕了戶」，門上孤零零的一把大鎖讓人看了心寒。
林景星下定了決心，如論如何，也要用科學的手段找到病因，為村裡人「驅魔」。
「魔鬼」在龍嶺村扎根
在得到國土資源部資助後，林景星對龍嶺村進行了前後長達3年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龍嶺村人日常食用的糧食和蔬菜中，除了土豆和西紅柿外，其他作物的有毒成分均超標；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內用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鉛、砷等化學污染。
而距離龍嶺村4公里以外的化肥廠便是「真凶」。這座20世紀70年代初建成投產的化肥廠，每天24小時不停歇地釋放著「毒煙」，「毒煙」順著西北風刮向龍嶺村所在的秦嶺方向，當無法跨越高聳的秦嶺山脈後，「魔鬼」就在龍嶺村扎根了。
林景星第一次到龍嶺村時，開著摩托車帶他上山的小夥子，總是笑瞇瞇的。而後來再去龍嶺村，年輕人卻當著他的面哭了，因為頭髮檢測結果發現他是全村身體「毒素」沉澱最多的人。「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只想逃離這個地方。無論到哪裡，只要有口飯吃就好。」最終小夥子離開了家鄉。
整個龍嶺村人們只有兩種選擇：逃離和等待死亡。年輕人，能離開的都離開了，只留下50歲以上的老人，守在空曠的大門口。9年來，村子裡只出生了2個小孩，學校也關閉了。「這麼多年跑野外，什麼惡劣的環境都見過，但走進龍嶺村的寂靜，讓人恐慌。」
連這樣一個僻靜、古樸的小山村都逃不過化學污染的魔爪，多年來致力於生態環境研究的林景星憤怒了。
問題在土壤裡
在地質研究界，林景星是個異類。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往回看」，研究地質史的變遷、地層考古的細化，而林景星卻偏偏選擇了「腳底下的一片土壤」，關注土壤質量對眼下人們生活的影響。這種轉變來自於現實。
1994年，在比利時留學10年的林景星回國後，就職於國土資源部。在去歐洲之前，他從事的也是地質考古研究。在歐洲他聽到太多國外同行對中國環境問題的抨擊，他總期待著，有朝一日，能用自己調查的科學數據爭一口氣。然而，回國後的調查讓他發現，中國水土環境受污染程度確實不容忽視。
林景星決定，調整研究方向，把目標對準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危害上。
早在歐洲留學時，林景星就瞭解過歐洲工業革命對環境的破壞，可以說從1680年的英國到後來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不可避免地付出過這樣的發展代價。音樂家貝多芬，後來就被證實死於環境污染導致的鉛中毒。當時多瑙河和萊茵河兩岸有很多制鉛廠，導致河水中的魚被污染，而貝多芬最喜歡吃多瑙河裡的魚。
而同樣的挑戰，也正擺在我們的面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地方工業污染加劇，國內「癌症村」、「怪病村」頻頻出現，尤其高發於廣東、浙江等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
經過數年的研究，林景星提出了「生態環境地質病」這一概念——由於人為活動影響，如工廠排污、礦山開採等，破壞了地殼元素的平衡狀態，使這些有毒元素通過水分、土壤、農作物，轉移到人的身上。它們就會在人體內積聚下來，一旦攝入總量超過臨界點，就會發生病變，甚至導致死亡。所以「生態環境地質病」不可治癒，只能預防。林景星的理論與法國癌症研究計畫負責人貝爾波姆的觀點不謀而合，後者認為， 80%-90%的癌症是由人為破壞環境造成的。
這使林景星更加堅信，歐洲現有的環境治理經驗值得國內借鑒，而自己留學時恰恰對這個領域有很多研究。他相信，以嚴謹的科學態度，讓數據說話，就能改變這一切。
「我不怕被人質疑」
但是，「良醫」開出來的藥方未必會被「病人」採用。
關於龍嶺村的嚴重污染問題，林景星撰寫了調查報告，得到溫家寶總理的親自批示，責令地方政府解決有關問題。
但數年過去了，龍嶺村村民只是從污染嚴重的山坡上搬到了山坡下。林景星能做的，也只是每次村裡人來電話，他不斷地叮囑他們不要再吃山上種的莊稼了。結果是，那片山坡地里長出來的作物，村裡人是絕對不吃了，卻把它賣到村外，因為那是村裡唯一的經濟來源。
「我很難過。但我也沒有權力去指責龍嶺村的村民，畢竟他們只是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自己為了挽救生命的努力，卻給另一些生命帶來威脅，林景星有些無奈。
「您為什麼不建議關閉或者徹底整治污染源——化肥廠呢？」聽到別人質疑，這位年過花甲的老人，頓了頓，有些遲疑地說：「沒有錢。」
當年，為揭開龍嶺村癌症之謎，林景星連夜寫了一份1萬多字的報告書，上交給國土資源部環境司、國家自然基金協會等部門，希望能夠得到專項資金資助。按規定，申報基金者的年齡要在60歲以下，而當時的林景星已經62歲了，只好求助他人代為申請。足足等了一年，他得到20萬元研究經費，然後不斷的取樣、化驗……經費很快花完了，等到他發現化肥廠這個「罪魁」時，也只能望洋興嘆。「沒有足夠的經費取樣化驗，就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龍嶺村的污染來自於化肥廠。哪怕我們很確定，可科學是要講證據的。」
2007年5月，國土資源部公布了一個驚人的數據——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1.5億畝，形勢嚴峻。而自1997年以來，癌症成為中國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萬人死於癌症。
林景星經常問自己，為什麼當年泰國爆發黑腳病時，最終能根治不再復發，我們的解決途徑到底在哪兒？他希望自己的調查結果能夠讓更多人瞭解，觸動更多人關注這個問題。林景星指著辦公室裡存放的採集樣本，激動地對記者說，「如果有人懷疑我的結論，可以把這些樣本拿去重新化驗，我每次收集樣本時都會多留一份。我不怕被人質疑。」
是塵暴，不是沙塵暴
從不怕被質疑的林景星，卻要質疑別人。
自從1958年到北京大學學習，近半個世紀，林景星目睹了北京「沙塵暴」的惡化。作為一個關注地質環境的科學家，他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國家每年都在投入治理，沙塵暴還越演越烈？對他來說，這和土壤化學污染一樣，都是我們地質環境變化的突出問題。
2006年4月的一個晚上，北京降下33.6萬噸粉塵。凌晨4點林景星從夢中醒來，他披上衣服就跑到屋外，從停在小區裡的汽車上掃下了整整一口袋的「天降塵土」。現在他辦公室的櫃子裡還放著一個玻璃瓶子，裡面裝著細塵土，標注著「北京，2006 年4月16日凌晨4點」，讓人一下子想起「4 ·16沙塵暴」。
「不對！是‘塵暴’而不是‘沙塵暴’。」儘管林景星的研究結果存在不少爭議，但他仍糾正記者的「用詞不當」。「我們有證據證明北京的塵暴來自內蒙乾涸了的鹽湖區粉塵，以前認為沙塵暴來自沙漠顆粒是診斷錯了，方子開錯了，藥也抓錯了，所以沒法根治。」
有人勸林景星，因為事情敏感，不要輕易發表意見，「影響不好」。但每次研討會上，這個倔強的老人還是拿出明顯存在差異的電鏡掃瞄照片，「讓數據說話」。但他最後總不忘加上一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如有錯誤，我本人負全責。」
如今70多歲的林景星，每天還要去辦公室。儘管已沒有科研經費，不能做具體的環境項目研究，但他並沒有停下工作。參加研討會，到中科院教課，寫文章……他希望繼續做一個地質環境科學的傳播者，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身邊環境的變化，警惕那些看不見的、卻是致命的危害。
林景星仍然在收集國內外關於「生態環境地質病」的報導，佐證科研。他告訴記者，在北極圈內的斯瓦爾巴島上，至少有1.2%的雌性北極熊長出了不完整的雄性生殖器官，因為常年刮來的南風，將歐洲大陸工業釋放出的多氯聯苯帶到這裡，導致動物物種變異……
「不知道哪一天，在人類肆意破壞環境的同時，你和我會變成什麼樣子？」緊接著，他說，「不過眼下，關注我們自己土地上的事更加迫切。」《環球人物》雜誌
這段時間，林景星又開始失眠了。已經從現代生態環境地質研究中心退休的他，接到陝西省華縣龍嶺村村民的電話，這個著名的「癌症村」，不久前又有兩人死於癌症。
儘管3年前，林景星就查出了那裡致癌的原因，開出了「藥方」，但至今沒能徹底解決。作為國內提出「生態環境地質病」的首位學者，他原以為自己能夠當一個「開方治病」的醫生。可十多年的調查研究讓林景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角色：「我只是一個真相調查者，用科學的數據告訴人們地質環境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不僅觸及生命而且細及毛髮，但整治是一個社會系統大工程，不是僅僅學者能為的。」
親嘗毒核桃
2001年，林景星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陝西發現「癌症村」。以他對生態環境多年的關注，他堅信這就是被自己命名的「生態環境地質病」的發作，這顆「環境化學定時炸彈」已經爆炸。
為了證實判斷，他自費去了趟「癌症村」——陝西省華縣瓜坡鎮龍嶺村，調查發病原因。
村長早已在村口迎候，村民們紛紛拿出自產的核桃招待貴客，林教授成了全村人的希望，被稱為「北京來的專家」。然而在來之前，林景星已經託人取過樣品化驗，認為致癌的「罪魁禍首」可能就是該村的核桃。
即便如此，林景星還是欣然地吃下了村長遞過來的核桃，儘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核桃裡的砷元素會在自己的身體內沉積下來，而砷恰恰是致癌物質。但他也知道，只有這樣，才能被村裡人接受。跟他們接近，就等於跟事實真相接近。他已經顧不得臨行前老伴的殷切叮囑：「到了那裡，不要亂吃東西。」
龍嶺村位於秦嶺北坡，這個海拔770米的小村落，山清水秀，民風淳樸，讓林景星想起了久違的兒時家鄉。在福建農村長大的他，自小就在鄉野嬉耍，渴了喝小溪水，餓了扯把野菜……研究生態環境越久，他越懷念那段時光，久違了的清靜突然在這裡重現，他甚至懷疑是自己錯了。走遍龍嶺村村前屋後，根本找不到污染源，林景星的心裏劃過一絲慶幸。
但是村長提供的數據卻讓林景星震驚。自1974 年發現第一例食道癌患者以來，該村30戶人家、154人中，共死亡59人，其中死於癌症的36 人，佔全部死亡人數的61%。全村只有4 戶家庭未出現過癌症患者，還有4戶人家已經「絕了戶」，門上孤零零的一把大鎖讓人看了心寒。
林景星下定了決心，如論如何，也要用科學的手段找到病因，為村裡人「驅魔」。
「魔鬼」在龍嶺村扎根
在得到國土資源部資助後，林景星對龍嶺村進行了前後長達3年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龍嶺村人日常食用的糧食和蔬菜中，除了土豆和西紅柿外，其他作物的有毒成分均超標；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內用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鉛、砷等化學污染。
而距離龍嶺村4公里以外的化肥廠便是「真凶」。這座20世紀70年代初建成投產的化肥廠，每天24小時不停歇地釋放著「毒煙」，「毒煙」順著西北風刮向龍嶺村所在的秦嶺方向，當無法跨越高聳的秦嶺山脈後，「魔鬼」就在龍嶺村扎根了。
林景星第一次到龍嶺村時，開著摩托車帶他上山的小夥子，總是笑瞇瞇的。而後來再去龍嶺村，年輕人卻當著他的面哭了，因為頭髮檢測結果發現他是全村身體「毒素」沉澱最多的人。「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只想逃離這個地方。無論到哪裡，只要有口飯吃就好。」最終小夥子離開了家鄉。
整個龍嶺村人們只有兩種選擇：逃離和等待死亡。年輕人，能離開的都離開了，只留下50歲以上的老人，守在空曠的大門口。9年來，村子裡只出生了2個小孩，學校也關閉了。「這麼多年跑野外，什麼惡劣的環境都見過，但走進龍嶺村的寂靜，讓人恐慌。」
連這樣一個僻靜、古樸的小山村都逃不過化學污染的魔爪，多年來致力於生態環境研究的林景星憤怒了。
問題在土壤裡
在地質研究界，林景星是個異類。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往回看」，研究地質史的變遷、地層考古的細化，而林景星卻偏偏選擇了「腳底下的一片土壤」，關注土壤質量對眼下人們生活的影響。這種轉變來自於現實。
1994年，在比利時留學10年的林景星回國後，就職於國土資源部。在去歐洲之前，他從事的也是地質考古研究。在歐洲他聽到太多國外同行對中國環境問題的抨擊，他總期待著，有朝一日，能用自己調查的科學數據爭一口氣。然而，回國後的調查讓他發現，中國水土環境受污染程度確實不容忽視。
林景星決定，調整研究方向，把目標對準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危害上。
早在歐洲留學時，林景星就瞭解過歐洲工業革命對環境的破壞，可以說從1680年的英國到後來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不可避免地付出過這樣的發展代價。音樂家貝多芬，後來就被證實死於環境污染導致的鉛中毒。當時多瑙河和萊茵河兩岸有很多制鉛廠，導致河水中的魚被污染，而貝多芬最喜歡吃多瑙河裡的魚。
而同樣的挑戰，也正擺在我們的面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地方工業污染加劇，國內「癌症村」、「怪病村」頻頻出現，尤其高發於廣東、浙江等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
經過數年的研究，林景星提出了「生態環境地質病」這一概念——由於人為活動影響，如工廠排污、礦山開採等，破壞了地殼元素的平衡狀態，使這些有毒元素通過水分、土壤、農作物，轉移到人的身上。它們就會在人體內積聚下來，一旦攝入總量超過臨界點，就會發生病變，甚至導致死亡。所以「生態環境地質病」不可治癒，只能預防。林景星的理論與法國癌症研究計畫負責人貝爾波姆的觀點不謀而合，後者認為， 80%-90%的癌症是由人為破壞環境造成的。
這使林景星更加堅信，歐洲現有的環境治理經驗值得國內借鑒，而自己留學時恰恰對這個領域有很多研究。他相信，以嚴謹的科學態度，讓數據說話，就能改變這一切。
「我不怕被人質疑」
但是，「良醫」開出來的藥方未必會被「病人」採用。
關於龍嶺村的嚴重污染問題，林景星撰寫了調查報告，得到溫家寶總理的親自批示，責令地方政府解決有關問題。
但數年過去了，龍嶺村村民只是從污染嚴重的山坡上搬到了山坡下。林景星能做的，也只是每次村裡人來電話，他不斷地叮囑他們不要再吃山上種的莊稼了。結果是，那片山坡地里長出來的作物，村裡人是絕對不吃了，卻把它賣到村外，因為那是村裡唯一的經濟來源。
「我很難過。但我也沒有權力去指責龍嶺村的村民，畢竟他們只是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自己為了挽救生命的努力，卻給另一些生命帶來威脅，林景星有些無奈。
「您為什麼不建議關閉或者徹底整治污染源——化肥廠呢？」聽到別人質疑，這位年過花甲的老人，頓了頓，有些遲疑地說：「沒有錢。」
當年，為揭開龍嶺村癌症之謎，林景星連夜寫了一份1萬多字的報告書，上交給國土資源部環境司、國家自然基金協會等部門，希望能夠得到專項資金資助。按規定，申報基金者的年齡要在60歲以下，而當時的林景星已經62歲了，只好求助他人代為申請。足足等了一年，他得到20萬元研究經費，然後不斷的取樣、化驗……經費很快花完了，等到他發現化肥廠這個「罪魁」時，也只能望洋興嘆。「沒有足夠的經費取樣化驗，就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龍嶺村的污染來自於化肥廠。哪怕我們很確定，可科學是要講證據的。」
2007年5月，國土資源部公布了一個驚人的數據——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1.5億畝，形勢嚴峻。而自1997年以來，癌症成為中國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萬人死於癌症。
林景星經常問自己，為什麼當年泰國爆發黑腳病時，最終能根治不再復發，我們的解決途徑到底在哪兒？他希望自己的調查結果能夠讓更多人瞭解，觸動更多人關注這個問題。林景星指著辦公室裡存放的採集樣本，激動地對記者說，「如果有人懷疑我的結論，可以把這些樣本拿去重新化驗，我每次收集樣本時都會多留一份。我不怕被人質疑。」
是塵暴，不是沙塵暴
從不怕被質疑的林景星，卻要質疑別人。
自從1958年到北京大學學習，近半個世紀，林景星目睹了北京「沙塵暴」的惡化。作為一個關注地質環境的科學家，他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國家每年都在投入治理，沙塵暴還越演越烈？對他來說，這和土壤化學污染一樣，都是我們地質環境變化的突出問題。
2006年4月的一個晚上，北京降下33.6萬噸粉塵。凌晨4點林景星從夢中醒來，他披上衣服就跑到屋外，從停在小區裡的汽車上掃下了整整一口袋的「天降塵土」。現在他辦公室的櫃子裡還放著一個玻璃瓶子，裡面裝著細塵土，標注著「北京，2006 年4月16日凌晨4點」，讓人一下子想起「4 ·16沙塵暴」。
「不對！是‘塵暴’而不是‘沙塵暴’。」儘管林景星的研究結果存在不少爭議，但他仍糾正記者的「用詞不當」。「我們有證據證明北京的塵暴來自內蒙乾涸了的鹽湖區粉塵，以前認為沙塵暴來自沙漠顆粒是診斷錯了，方子開錯了，藥也抓錯了，所以沒法根治。」
有人勸林景星，因為事情敏感，不要輕易發表意見，「影響不好」。但每次研討會上，這個倔強的老人還是拿出明顯存在差異的電鏡掃瞄照片，「讓數據說話」。但他最後總不忘加上一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如有錯誤，我本人負全責。」
如今70多歲的林景星，每天還要去辦公室。儘管已沒有科研經費，不能做具體的環境項目研究，但他並沒有停下工作。參加研討會，到中科院教課，寫文章……他希望繼續做一個地質環境科學的傳播者，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身邊環境的變化，警惕那些看不見的、卻是致命的危害。
林景星仍然在收集國內外關於「生態環境地質病」的報導，佐證科研。他告訴記者，在北極圈內的斯瓦爾巴島上，至少有1.2%的雌性北極熊長出了不完整的雄性生殖器官，因為常年刮來的南風，將歐洲大陸工業釋放出的多氯聯苯帶到這裡，導致動物物種變異……
「不知道哪一天，在人類肆意破壞環境的同時，你和我會變成什麼樣子？」緊接著，他說，「不過眼下，關注我們自己土地上的事更加迫切。」《環球人物》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