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23 22:21:21作者：
繼中共北京廣電總局整肅數家地方廣播電視單位之後，中共新聞出版總署週三(8月22日)通報批評多個中央單位報刊社的記者站，稱他們「不接受省級新聞出版行政部門的管理，在多次通知情況下仍不按時間參加年檢」。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專家認為，這是中共在國內國際壓力之下的鉗制媒體的動作的一部分，顯示中共的不安和惶恐。同時也說明，中國媒體越來越不聽中共的話了，包括中共官方媒體，甚至中央級報刊。否則，也不至於到三令五申、甚至公開通報批評的地步。
新聞總署通報批評並處罰中央級報刊
中共新聞出版總署的通報稱，「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在年檢中發現，個別中央級報刊有特權思想，認為自己級別高，不屑於參加年檢；也有個別報刊社企圖逃避違規處罰。為此，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局加大行政管理力度，對一些拒不參加年檢的記者站撤消登記」。
通報還稱，「在2006年的記者站年檢中，中國稅務報重慶記者站、中國中醫藥報重慶記者站等5家記者站無視管理要求，未參加年檢和集中清理工作，重慶市新聞出版局對這5家記者站及時採取了行政措施，依法註銷其記者站登記；同時，對中國建材報等6個報社的重慶記者站不認真對待年檢和集中清理工作進行了通報批評，並對記者站做出緩驗的處理」。
國內國際壓力令中共惶恐
資深民主人士、美國《網路文摘》總編徐水良表示，對於中共而言，國內國際的形勢都愈趨緊張。由於山西黑磚窯奴工醜聞、中國被退回的多種假毒食品等事件，令中國的老百姓憤怒，國際社會也高度關注和頻頻發出譴責之聲，這都令中共處於無法解脫的困境當中，因此大力壓制媒體和言論，企圖把這些不利於它們的因素都壓下去，以營造穩定和諧的假象，緩解其政權危機。
香港《開放》雜誌總編金鐘錶示，當局這個行動是最近一系列統一打壓媒體的行動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因為十七大和奧運這兩件大事。從他們一連串鉗制媒體的動作來看，中共內心深感不安和惶恐，控制媒體也是給它們自己壯膽的一種方式。
徐水良認為，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媒體越來越不聽中共的話了，包括中共官方媒體，甚至中央級報刊。否則，也不至於到三令五申、甚至公開通報的地步。
他說，很多媒體現在自負盈虧，即使是中共養著的媒體也都還是需要自己盈利的，如果都只是說些官話套話，報紙就沒人看。新聞工作者都要跟社會接觸，他們也是老百姓，因此多多少少都要反映一點社會情況。更何況，大部分新聞工作者也是恨共產黨的。89年「六四」時就有大量媒體上街遊行。
中共鉗制媒體將越來越難行
徐水良表示，文革期間，媒體能做到統一口徑，但是現在越來越難了。老百姓越來越反彈，現在大家都敢講話，反抗精神越來越強。媒體也不能完全脫離現實，否則就沒讀者、沒市場了。所以很多媒體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打些「擦邊球」。
金鐘錶示，大多數媒體對於來自官方的壓力已經有一種適應性，雖然不會表面上以強硬的態度跟官方對抗，但是會等待時機，等這股浪潮過去再想辦法。他們經常對官方的命令採用陽奉陰違的手法拖延。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專家認為，這是中共在國內國際壓力之下的鉗制媒體的動作的一部分，顯示中共的不安和惶恐。同時也說明，中國媒體越來越不聽中共的話了，包括中共官方媒體，甚至中央級報刊。否則，也不至於到三令五申、甚至公開通報批評的地步。
新聞總署通報批評並處罰中央級報刊
中共新聞出版總署的通報稱，「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在年檢中發現，個別中央級報刊有特權思想，認為自己級別高，不屑於參加年檢；也有個別報刊社企圖逃避違規處罰。為此，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局加大行政管理力度，對一些拒不參加年檢的記者站撤消登記」。
通報還稱，「在2006年的記者站年檢中，中國稅務報重慶記者站、中國中醫藥報重慶記者站等5家記者站無視管理要求，未參加年檢和集中清理工作，重慶市新聞出版局對這5家記者站及時採取了行政措施，依法註銷其記者站登記；同時，對中國建材報等6個報社的重慶記者站不認真對待年檢和集中清理工作進行了通報批評，並對記者站做出緩驗的處理」。
國內國際壓力令中共惶恐
資深民主人士、美國《網路文摘》總編徐水良表示，對於中共而言，國內國際的形勢都愈趨緊張。由於山西黑磚窯奴工醜聞、中國被退回的多種假毒食品等事件，令中國的老百姓憤怒，國際社會也高度關注和頻頻發出譴責之聲，這都令中共處於無法解脫的困境當中，因此大力壓制媒體和言論，企圖把這些不利於它們的因素都壓下去，以營造穩定和諧的假象，緩解其政權危機。
香港《開放》雜誌總編金鐘錶示，當局這個行動是最近一系列統一打壓媒體的行動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因為十七大和奧運這兩件大事。從他們一連串鉗制媒體的動作來看，中共內心深感不安和惶恐，控制媒體也是給它們自己壯膽的一種方式。
徐水良認為，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媒體越來越不聽中共的話了，包括中共官方媒體，甚至中央級報刊。否則，也不至於到三令五申、甚至公開通報的地步。
他說，很多媒體現在自負盈虧，即使是中共養著的媒體也都還是需要自己盈利的，如果都只是說些官話套話，報紙就沒人看。新聞工作者都要跟社會接觸，他們也是老百姓，因此多多少少都要反映一點社會情況。更何況，大部分新聞工作者也是恨共產黨的。89年「六四」時就有大量媒體上街遊行。
中共鉗制媒體將越來越難行
徐水良表示，文革期間，媒體能做到統一口徑，但是現在越來越難了。老百姓越來越反彈，現在大家都敢講話，反抗精神越來越強。媒體也不能完全脫離現實，否則就沒讀者、沒市場了。所以很多媒體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打些「擦邊球」。
金鐘錶示，大多數媒體對於來自官方的壓力已經有一種適應性，雖然不會表面上以強硬的態度跟官方對抗，但是會等待時機，等這股浪潮過去再想辦法。他們經常對官方的命令採用陽奉陰違的手法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