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祭園守園人"的這篇文字，我頓時無語，心頭有點堵，千頭萬緒卻不知從何說起。
徐唯辛畫展上的卞仲耘（左）肖像
卞仲耘是一個符號，是那個時代"被迫害致死"的符號。這個符號似乎很平淡，既然"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而且這個死亡並不具有教育意義，於是媒體本能地加以封鎖，而人們對此更是早已麻木不仁了。這個符號不同於張志新，批准殺她的人屬於"四人幫"一夥，需要一根棍子打擊他們，至少可以算"再踏上一隻腳"吧！也不同於王申酉，他是被"兩個凡是"派殺的，於是投鼠忌器般不宜張揚。而卞校長之死，是文革暴力的符號，屬於最初的受害者之一，作為符號，它代表文革中死於非命的成千上萬各階層民眾。
"宋要武"則是另一個符號，是"不愛紅裝愛武裝"的符號。這個符號經"偉大領袖"賦予神聖意義，各種媒體大肆宣傳，頓時塗抹上了驚世駭俗的色彩。它一經確立，舉國上下都發瘋了。要命之處在於，這個符號是在打死卞仲耘之後走紅的，說話聽音，鑼鼓聽聲，它意味著"偉大領袖"支持這個暴力，而且還不夠，"要武啊！"按照當年"一句頂一萬句"的邏輯，這個符號就是掀起殺戮狂潮的符號。
兩個符號組成一對矛盾，相反相成，加害與被害的和諧：加害者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受害者忍氣吞聲冤沉海底，這種和諧構成了毛時代那種"鶯歌燕舞"。其實，又何止於此？自打"反ab團"開始，受害者自認倒霉，加害者彈冠相慶，已經成了慣例。尤其是那次"反右派"，這個民族最後一點思維能力也被絞殺殆盡，國民全體墮落成權力的奴婢。本來，倘若改革開放果真如鄧公所說是"第二次革命"，那麼首當其衝應該徹底清算"反右派"的罪行和它的危害。然而，留下四位死者與一位生者"不予改正"，不僅證明"第二次革命"只是說說而已之外，還充分顯示了權力之傲慢。"擴大化"竟至十一萬倍之巨，除了蔑視全人類的智商之外，沒有其他解釋。
"死者長已矣"。卞校長被她教育出來的學生一拳一腳地打死，而且凶手都是些花季少女。這是需要足夠的獸性的，比本.拉登那些"革命烈士"瞬間引爆炸藥包需要更多獸性，否則不可能對朝夕相處的師長折磨致死。如此教育制度之神威可見一斑，什麼樣的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如此喪失人性呢？當然只有剿滅人性的教育體制，而這個體制是否受到反思並脫胎換骨？我們只能各執一詞了。
"存者且偷生"。沒有人去追究"宋要武"的責任，她本人以及那些同情者都有說道，認為當時的歷史條件不應該由她揹負一生。這使我想起納粹頭號電影宣傳大師裡芬斯塔爾那句著名的辯護詞："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七個月就否定我的一生！"裡芬並沒有動手殺人，宋彬彬也許同樣沒有；裡芬用她的藝術宣傳鼓勵殺人犯，宋彬彬則用她的權力縱容了殺人；裡芬被盟國軍事法庭判刑四年，"宋要武"則一路青雲，享受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無緣享受的待遇。裡芬是認罪的，雖然只認了七個月的罪。"宋要武"卻連一個"對不起"也不用說。
這個符號的代表意義，我們借韋君宜先生的評述："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寫成小說，如梁曉聲、阿城、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裡，都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有一個老實寫出當年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自願變作無知的？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還是不夠。"當然，所有這些，都不能同學生打死校長的始作俑者相提並論的，但我們是否在選擇遺忘、拒絕反思方面有相同之處呢？
這個符號又是有大環境支撐的。眾所周知，當初最高層將文革定性成"十年浩劫"，鄧公並明言否定文革之舉為 "第二次革命"，可見其深惡痛絕的程度。然而奇妙的是不准探究。我們看見，所有那些遭遇批判的、身陷囹圄的、驅逐出境的文化人，例如最近逝世的包遵信先生，都是不聽禁令深刻反思文革的主。
此次，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重新標榜"宋要武"的舉動，其實只是國內一系列復辟舉動中一朵浪花。若不是 "宋要武"當年太有名氣了，簡直是震耳欲聾的名氣，根本不會引起網上的轟動，不願意"且偷生"的那些人表示了他們的憤慨。當然只是熟知這個名字的那些人，對於年輕人而言，誰是宋彬彬，誰是"宋要武"，已經不重要了。
當國家經濟取得較快速的發展時，一種復辟的暗流也在湧動，這就是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為"宋要武"立牌坊的緣由。現在看文革，除了批鬥老幹部屬於"浩劫"之外，其餘的基本都翻案得差不多了，例如曾經控訴說"舉國上下只剩下八個樣板戲"，而今高唱不衰，甚至連國家歌劇院首場試演就是"樣板戲"。有些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文革時根本不存在的"毛戲"，如今愈演愈烈了。正是有這樣的大環境，"宋要武"也按捺不住浮出水面躋身名人行列，並且不是以她的事後業績，而是依仗當年的"革命行動"。
多餘的話似乎不必再說，我們並無能耐改變什麼，只有靠著網際網路這個平臺，發發牢騷便罷。但這牢騷至少可以撫慰那些亡靈，以及我們自己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