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指責國民黨抓壯丁，其實共產黨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蠻橫。
國共第一次內戰，在國民黨三次圍剿後，中共兵員不足，遂展開一波又一波的擴紅運動，即抓壯丁，甚至下令突擊。
當時中共的蘇區已是以紅軍為核心的暴力集權社會，有自上到下，直到村莊的各級蘇維埃政權，有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群眾專政團體，並有權力極大的政治特務機關國家保衛局和工農檢察會，對蘇區行了嚴密的紅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擴紅，以強大的政權力量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強迫農民參加紅軍，使農民無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開始的擴紅突擊運動限定十二月底，全蘇區要擴紅二萬五千人，中央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各突擊隊還集中押送到各補充師團，"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連小孩，老弱也不放過，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伙夫、事務員、交通員等"。
當年，張聞天夫人劉英擴紅擴不到足夠的人數，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們害怕，只好參軍。另一個女幹部回憶道，她所在區的軍事部長蔡墩松被認為不積極徵兵，毛叫她把蔡抓起來，押送到他那裡。經過一天的拷問，蔡墩松"在毛澤東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們組織‘反共團'的罪行，供認他是反共團的團長，並把該反革命組織的全部成員名單都交出來了。"
隨後是照例的群眾大會，毛"在會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當眾處死。會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超額完成了擴紅任務，按要求擴紅百名，實際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擊下，幾乎每家壯男都被迫參加紅軍，有農民被逼得投河自盡或自殘，有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四五十歲的老頭子。
五
中共不但殺"階級敵人"心狠手辣，殺起自己人來也毫不手軟。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滿了這種殘忍的內鬥。
湘鄂西地區的中共領袖夏曦用盡酷刑，把另一領袖柳直荀（還是他的同窗好友）給活活打死，亂殺一萬多人。夏曦在洪湖領導肅反，二軍團原有兵員三萬餘人，至肅反結束時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賀龍、關向應、盧冬生四個黨員。一大批黨的領袖，有的是根據地的開闢者，有的是軍隊創建人，如段德昌、許繼慎、劉鐵超、曾炳春、肖大鵬、周維炯、鄺繼勛、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錫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許繼填是被戰馬拖死的，當時子彈不夠，為省下子彈打白軍，有的死刑就用人摁著頭墊塵石上用石塊砸死。且不要說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幾個人能看下去？！
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蘇區肅反時殺了一萬多自己的戰友。他還親自坐堂刑訊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站火磚，捆綁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就是當時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後來才聽說她死前受過酷刑，"打得不成樣子"。但徐向前的反應也不近人情，聽說老婆被捕受審查，竟是"不便打聽"，後來到了延安事過境遷才質問當事人為甚麼要殺他的老婆。
鄧子恢、鄧發控制的閩西根據地的肅反叫挖社會民主黨人，當時閩西共轄三十個區委，挖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區委還勉強地維持著，殺死七千多人，整個黨組織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閩西發動多次暴動的中共黨員傳柏翠原是日本東京政治大學學生，一九二七年入黨。一九三零年他在閩西蘇區肅反挨整，寫信給閩西特委領導人鄧子恢訴苦，信中提到，"我過去是一個做公開鬥爭工作的，殺人燒屋的勾當不知幹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澤東一手導演的"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
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儘管毛已開始在中共黨內斬露頭角，但此時在江西進行軍事割據的他仍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他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當時的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因各種原因趨於尖銳化，毛在江西蘇區剛剛建立的權威因此遭到了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專橫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於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已經取得的權力，為了做江西蘇區的列寧，他巧借"消滅AB團"的名義，發動了一輪對黨內政敵的血腥清洗。
歷史上確有過一個叫"AB團"的反共組織。那是1926年11月8日，蔣介石率中路北伐軍攻克江西省會南昌後，發現江西的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完全被共產黨藉國共合作的名義控制住，當即指示國民黨中央駐南昌的特派員段錫朋組織起一個反共組織，以圖從共產黨手中奪回省、市黨部的控制權，這個組織就叫"AB團"。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後，這個"AB團"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為了製造整肅政敵的理由，以毛為首的總前委把贛西南中共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佔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中共不僅燒殺土豪劣紳，國民黨軍官、官吏，殺黨內的對手，也以燒光殺光政策來迫使農民民上樑山。十幾萬蘇區農民跟著中共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就是迫於無奈，因為他們雙手沾過"土豪"的鮮血。大陸出的《蘇區肅反大紀實》記述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第四次肅反將一批紅軍開除軍籍，但這些紅軍苦苦哀求要不趕他們走，因為他們是"打土豪，分田地參加革命的貧苦農民，有家不能歸，不跟共產黨走只有死路一條。"
六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國家，百姓毫無人權，備受欺凌蹂躪，對此，絕大多數人今天都不會有異議。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不知道，其實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經反覆進行過專制獨裁的實驗了，只不過不是全國性的政權，而是中共在其根據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介紹，在莫斯科的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這個國中之國建成了一個斯大林模式的集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上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不一而足。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
周剛到瑞金時，感覺毛澤東打AB團等"肅反"方式大有問題。他說毛"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他實行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宣布"過去肅反完全錯誤"，AB團"都可自新自首不殺了"。
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員的話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看出不殺人中共統治就有危機，幾個月不到就改變政策，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分子"。原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就是在這時被殺的。
在這個國中之國，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榨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此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
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布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干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員、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毛澤東年輕時就認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樣重的體力活，現在更是說："生產絕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畫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健康水準沒有提高。紅區裡最好的醫院原在汀州，是外國傳教士辦的，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裡住過，很喜歡它，回瑞金時就把它搬來了，變成為共產黨服務的"中央醫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時總是自帶茶碗。他搬去沙洲壩時，發現暍的水來自池塘的死水。為了有乾淨的水飲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們也都跟著沾光。後來這口井成了共產黨宣傳"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聖地，要人們記住毛澤東無意中施與的恩德。有了毛的開頭，共產黨機關興起了打井熱潮，沒住共產黨幹部的村子無此福分。
毛通過斯諾向外界宣告，紅色政權下的"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事實上，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
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澤東搞了一場製造"階級敵人"的"查田運動"。由於按共產黨的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共產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後。"牛棚"作為準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三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詞被廣泛運用，儘管關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廁所、電影院等等。
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任務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榨干了。紅軍軍官龔楚回憶起運動中的一樁見聞。一天他經過瑞金附近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傢俱部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
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做。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他們。曾有個醫生因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為乞丐了。"正是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
自殺屢見不鮮，為後來毛統治的一大特徵開了先河。自殺數量在共產黨幹部中也十分驚人，致使官方在報刊上公開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
毛的親信楊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計逃跑了。他投向國民黨，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訴他們，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一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梢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
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裏，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