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財經》「陰陽刊」看中共新聞檢查方式轉變

現階段中共的新聞檢查方式似乎很"文明"，它不要求事先送樣檢查，而是放權給各報刊社讓其自我審查。但若傳出有問題的新聞，就採取事後檢查並嚴格追究。如2007年3月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第5期，總第180期）就遇到了事後檢查的麻煩。該刊當期封面文章是"物權法奠基"，主題是"上關國本，下系民生。圍繞物權立法的爭議，充分折射了轉型期中國的權利博弈"。3月5日這天，當讀者到報刊零售亭（中國的報刊發行是第一時間面向零售商發行的，讀者可第一時間買到）購買時，卻發現沒有該期雜誌。隨後幾天，固定訂戶也覺得奇怪，他們沒有收到當期該雜誌。

筆者作為《財經》雜誌的讀者，曾瀏覽財經雜誌網頁得知該期封面文章是"物權法奠基"及部分文章，中國金融網還轉載了該封面文章，筆者也下載一部分進行閱讀（《財經》雜誌只提供部分文章上網）。但卻一時買不到該期雜誌，筆者曾多次到杭州的發行商詢問，得知該雜誌已運到杭州，據說出現了"反動文章"，雜誌社要求杭州的發行商把新收到的雜誌封存統統運回北京，"一本也不能賣"。大約到了3月9日，姍姍來遲的3月5日出版的《財經》上市，卻見封面文章是"股市高處不勝寒"，主題稱"中國股市突創十年來下跌記錄，海外市場普遍同步劇挫，提示全球股市在多年上漲後已進入脆弱恐高的震盪期"。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很明顯，3月9日出版的2007年第5期《財經》，已經不是3月5日出版的2007年第5期《財經》的內容了，起碼封面人物已經撤換，"物權法奠基"內容全部不見了。2008年1月3日，筆者意外在沃爾瑪超市書報櫃臺購買到2007年3月5日出版的以"物權法奠基"為封面文章的《財經》雜誌，通過與後一本《財經》修改版相比，發現原《財經》頁碼為128頁，而後修改版的頁碼為120頁。明顯少了8頁內容，這正是《財經》"物權法奠基"的內容。後出版的《財經》與先出版的《財經》除了封面文章不同外，別的內容相同，但由於頁碼減少，後出版的雜誌為全部新印的雜誌，先出版的雜誌全部被收回。我稱該期《財經》雜誌為同一期出版兩刊的"陰陽刊"。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財經》為大陸新銳的雙週期刊，由著名傳媒人胡舒立擔任主編，以經濟報導為主兼顧法治、社會等綜合性時政內容，單期發行量包括零售最高應該不超過10萬冊。該期雜誌之所以成為"陰陽刊"，主要是雜誌出版時正趕上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召開，而"物權法"必須在該次人大會議上通過。可為什麼這期討論"物權法"的雜誌被禁呢？原來是泄露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內容"。該雜誌介紹，200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物權法（草案）》有關情況的通報"。該文章闡述了《物權法（草案）》主要情況，並明確提出要求："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確保物權法草案順利通過。"2007年1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物權法（草案）》視頻報告會，由盛華仁副委員長主持，向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方面負責人，各地主要新聞媒體有關負責人進一步講解《物權法（草案）》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據全國人大法工委工作人員透露，他們將做好工作，確保《物權法（草案）》能夠高票通過。一個提到"確保通過"，另一個要求"高票通過"。

正是上述一段話成為當期《財經》雜誌被禁的"罪證"。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為王剛。熟悉中共高層內部操作程序的人都知道，"中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共中央書記處辦事機構，《財經》雜誌被禁應該來自"中辦"或其高層，有可能是具體由"中辦"直接通過《財經》雜誌的主辦單位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的上級主管單位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下達指令，要求《財經》撤掉該文，回收該期雜誌。以往這樣的指令都是通過中宣部下達的。但這次正趕"兩會"，雜誌已經發出，時間上不允許由中宣部或新聞出版總署處理了，由"中辦"直接下達指令處理則有十二分的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中辦"行使中宣部的權力，卻比中宣部更直接果斷。於是，這期雜誌讀者就不能看到了，"物權法"討論就少了雜音，中共中央擔心的事情最後沒有出現，《物權法》獲得全國人大高票通過。

至於到了2008年1月，原本被禁發的雜誌可以在超市裡買到，有可能是當初的"漏網之魚"，也有可能是被《財經》雜誌社回收的雜誌再次作為"舊期刊"銷售。因為《物權法》通過後"中辦"文件已經可以公開了，《財經》雜誌就沒有必要封存雜誌了，處理"舊雜誌"可以彌補損失。從成本上來看，《財經》雜誌印刷費每次約8元左右，若固定發行加零售保持在5萬冊，3月5日禁止發行的一期就損失大約三四十萬元。由於中共實行"政治高於一切"，經濟損失就可以忽略不計了--這恰恰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估計"中辦"不會彌補《財經》雜誌的經濟虧損。

通過《財經》雜誌被禁，可見中共實行的是"事後檢查制度"，比"事先檢查"還要嚴格，因為事先檢查可以開天窗，可中共根本就不給你開天窗的機會。究其原因進行分析，發現現在的中共越來越不自信了，比如中共對"物權法"能否獲得順利通過就沒有信心，擔心出現"意外"通不過，才下文件"確保通過"。不過，這樣的禁刊做法比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似乎要收斂一點，由此也可看到中共執政已經意識到自身的群眾基礎在削弱。

在鄧小平時代，曹長青在《深圳青年報》上贊成"鄧小平退休"，卻被停刊，至今深圳還少一張《深圳青年報》；1989年"六四"時期，《世界經濟導報》鼓吹民主卻被鄧大人認為出格，命令上海的江澤民給關了門。到了江澤民時代，停刊的報刊和出版單位也有幾家，如發表"中國七大噁心"文章的《北京新報》，僅因此文就慘遭停刊；發表中共開明老人李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訪談的報導《21世紀環球報導》同樣慘遭停刊；發表自由知識份子嚮往民主、自由文章的雜誌《方法》被停刊整頓；還有出版《新官場秘籍》的改革出版社，出版《交鋒》、《現代化陷阱》的今日中國出版社也被註銷出版社等等。幸好現在到了中共執政信心不足的胡錦濤時代，《財經》雜誌違反禁令也不過是回收雜誌而已，總算沒有關門。2006年初違反禁令的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也先是停刊後恢復出版，等於"從輕處理"。奧運會之前播出"紙包子"假新聞的北京電視臺，也只是停播"透明度"欄目，卻沒有停止北京電視臺的整個新聞調查節目。按照這樣的陣勢，以後很難保證不出現下一個因追求新聞自由而再次違反禁令的新報紙、新雜誌。

中共執政59年了，隨著中共黨內高層和民間對民主自由人權的關注，以及對新聞自由的強烈呼籲，不可避免先推進的總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中共專制的窗戶紙，也必須由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來率先捅破。今天，《財經》雜誌已經站了起來，如凱迪社區等網路上的網路民意也逐漸形成來自民間的巨大的監督力量，還有《南方都市報》、《中國青年報》、《炎黃春秋》、《新京報》、《民主與法制時報》、《南方週末》、《雜文報》、《百姓》等報刊，在有良知報人的共同努力下，盡量避開新聞檢查，爭新聞和言論的自由，逼著中共開放輿論，減少新聞檢查，順應時代大潮，呼應民意，早日全方位開放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無條件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早日在中國建立沒有黨禁和報禁的法治條件下的公民社會、民主社會、現代化自由社會。這一天將必然來到，而且會快快來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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