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上海辦公室隔壁，是我曾見過的最奢華的購物商場之一。它的英文名字Plaza 66沒有多少含義，但中文名字 "恆隆廣場"卻寓意永恆興隆。只有最奢侈的品牌才能入駐，到了週末，你必須排隊進入路易 威登(Louis Vuitton)門店。
最近，我去了一次巴西。當我被帶到該國最為奢華的商場Daslu時，那裡的景象讓我想起了上海的恆隆廣場。我們必須驅車抵達--你不能從街上直接走進去。一位男服務生帶領我們進入商場，裡面展示著同樣的設計師服裝。
但它們兩者之間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Daslu經常遭到抨擊，被視為巴西各種可見詬病的象徵，是腐敗精英們的場所。專欄作家們會嘲笑這裡的顧客。然而，在許多關於現代上海的報導中，恆隆廣場卻似乎是成功的徽章，一塊吸引著不斷崛起的年輕富有一代的磁石。
或許，我們誤解了恆隆廣場。從聖保羅返回上海，我們體會到了中國"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模式的真正風險。如今，中國部分地區超出了暴發戶式的傲慢，明顯讓人有一種拉美的感覺。
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當時巴西還是一個獨裁國家，經濟正在蓬勃發展，但社會政策卻被拋到了一邊。那個時代的箴言是"現在先把蛋糕做大，以後再分"。過去20年，中國有時也採行了類似政策。
在中國的蓬勃發展中，還有一些不太廣為人知的特點，其中之一是：政府從醫療和教育領域的退出。毛澤東時代的醫療體制遠非完美，但如今，多數中國人沒有醫療保險。在農村地區，我們不難發現因為醫藥費而傾家蕩產的家庭。由於父母支付不起學費，每年有100萬學生輟學。過去10年，巴西政府的醫療和教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是中國的兩倍。由於中國通常被貼上成功的標籤，而拉美則被視為失敗的典型，因此，這一事實值得關注。
令人意外的是，儘管中國的貧困人口不斷減少，但其不平等程度正快速接近巴西那聲名狼藉的水平。我們使用基尼係數(Gini)來衡量一國的收入分配，"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巴西的官方數據如今是0.53，並且正在下降；而中國是0.47，並正在上升。（美國是0.41，印度是0.31。）
中國的不平等不僅僅表現在城鄉差距上，還表現在城市之內的差距上。中國城市有兩類市民：常住居民，可以享受得到補貼的社會服務；較貧窮的打工者，需全額支付社會服務。中國的犯罪率遠不及拉美的水平，但已經出現了緊張跡象。農村貧困人口只是在電視上看到財富；城市貧困人口卻親眼見證著奢侈的生活方式。
商界精英和政客之間的親密關係令拉美受損，但中國正創造著什麼樣的精英呢？在改革早期，企業家通常來自社會邊緣--實際上少數人此前曾進過監獄。如今，許多人在他們的名片上吹噓著自己在共產黨內的職務。房地產行業主導著中國的富豪榜，而在這個行業，依靠關係取得政府合同是關鍵。
因此，中國是否真將變得和拉美一樣呢？這種預言過於輕率。上世紀80年代，拉美經濟陷入外債危機，拉美的社會分化也隨之加劇。而目前，中國卻擁有1.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拉美的不平等植根於長達幾個世紀的殖民主義和奴隸制，而不僅是20多年的不均衡增長。如果在城市生活不下去，許多中國打工者還可以回家種地，而不必在城市的貧民窟裡自生自滅。最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已意識到，嚴重的不平等可能加劇社會動盪，並產生一個永久的下層階級，因此，他們已下令大幅增加社會支出。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承諾，每個村設一個衛生室，同時停止向貧困人口收取學費。
然而，這些政策並不一定能成功。在新增資金到達學校或醫院之前，可能會被地方政府私吞。如果相關政策可能降低自己領域的經濟增長，政界和商界精英將會表示反對。今天先把蛋糕做大，明天再分配吧。
我們已習慣認為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溫家寶這一計畫的命運，將有助於決定中國將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就像拉美所證明的那樣，快速的經濟增長仍可能遺留下嚴重的社會弊病。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
譯者/梁艷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