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說，今年除夕前，湖北襄樊失業女工李冬梅（化名）一直沒有察覺物價在一路狂飆。
除夕下午，這名婦人在肉攤前徘徊半小時，最後摸出三張十元人民幣，買下兩斤豬肉。她已經記不得上次買肉的時間，只記得當時一斤肉才六元。
為了買肉，李冬梅放棄囤積十包鹽的念頭，這是一九九四年中國物價飛漲遺留的經驗。鹽可以不囤，但肉不可以不買，年不可以不過，尤其是她家裡兩個上大學的孩子只有過年才回一趟家。
報導指出，這個貧困的中國城市家庭，曾撐過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中的兩場惡性通膨，但在去年「結構性通膨」時，受到的衝擊已經減弱。這不是因為生活質量提高，而是生活幾乎完全與外部社會消費脫節。
李冬梅家的客廳放著兩個瓦缸，醃著酸菜和蒜頭，每到吃飯時間，她就從缸裡夾幾筷子，和丈夫兩口人就著稀飯或麵條，一吃吃到年底；還有兩個水缸，每到週末，她就到對面一戶好心人家打水，儲在缸裡，能用上一個星期；全家的衣服、褲子和鞋子，則出自李冬梅的雙手。
公元兩千年，李冬梅的大兒子考上大學，因為沒錢讀書自殺，她的丈夫為此精神錯亂，這個本已不堪一擊的家庭因此背上巨額醫藥費。二零零四和二零零六年，李冬梅的二女兒和小兒子分別考入大學，李冬梅朝不想去唸書的孩子扇了一耳光。
一九九七年失業後，李冬梅獲得低收入戶補助，補助款從每個月人民幣三百元到四百八十元，再到五百二十五元，但與兩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以及丈夫每個月一百二十元左右的醫藥費相較，實在是杯水車薪。
李冬梅在自家陽臺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只賣兩元和五元的東西，這是她丈夫僅認識的兩個數字。去年中國小商品批發價陸續上漲，康師傅方便麵從原本每箱二十九點五元漲到三十六元，她不得不把零售價從兩元漲到二點五元，每包多賺兩毛錢，但買的人少了，每個月收入反而略為降低。
報導說，李冬梅賣過血，送過報紙，如今幫人拆洗衣裳、清洗抽油煙機；洗一條褲子一點五元，一床被單三點五元，一個抽油煙機十二元。
去年，洗衣粉、洗潔精漲了好幾毛錢，但她不敢加價。李冬梅說，「我不做，還有很多人等著做。」
所幸，李冬梅的孩子都申請到銀行貸款，小兒子汪志鵬（化名）還得到一名女企業家的愛心資助。
汪志鵬說，去年，學校餐廳全面漲價，八毛的素菜漲到一元到一點二元，葷菜漲到三元到三點五元，每個月伙食支出至少多出三十元。他和姐姐都沒有告訴母親，而是分別找了家教和超市服務員的兼職工作。
報導說，去年記者在李冬梅家採訪時，她家唯一的電器電視機，只能當收音機用。今年春節，汪志鵬花了三十五元，讓這架電視機重新出現襄樊電視臺的影像。
襄樊電視臺的春節節目談到通貨膨脹，以及通膨對中國社會「金字塔結構」轉向「橄欖球結構」的影響。
汪志鵬對身旁的母親和姐姐說，「無論是金字塔的底座還是橄欖球的底尖，好歹是金字塔和橄欖球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家自從掉了隊，越來越遠地落在後面，連金字塔的底座都做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