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考驗中共的政治智慧

中共及其宣傳機器全力攻擊"達賴集團"，讓人想起當年"四五事件"時宣布鄧小平為"天安門事件總後臺"，以及六四事變之後痛斥趙紫陽所謂"分裂黨"的"不同聲音"應對事件負責。還記得，當年美國克林頓總統訪問中國時，曾建議江澤民與達賴喇嘛會面，談一談，就有益於雙方互相瞭解。但是，中共至今仍固執己見，絲毫不以中華民族大業為念。

其實，就算達賴喇嘛曾經十惡不赦，但畢竟他多年來已改變態度，放棄西藏獨立而要求西藏自治，已經具備了直接談判的基礎。中共一向炫耀它在"西安事變"中對與自己有血海深仇的蔣委員長不計前嫌，力主不殺，推動了抗日大業。那麼今天，既然達賴喇嘛轉變了態度，就理應相應地調整政策，雙方再次合作，以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影響力，推動西藏發展。然而，中共卻恰恰畏懼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影響力，日常宣傳時力圖淡化這種影響力，一旦出事則誇大這種影響力，作為強加罪責的藉口。由此，也進一步證實，當年中共對蔣介石的所謂"寬宏大量"，其實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不得已而表現──中共自己，其實恨不得殺蔣而後快，就像它今天對待達賴一樣。

一些年輕人跟在中共後面喊叫"西藏過去、現在及將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殊不知，西藏的主權問題固然複雜，但現實的關鍵，是在中國政府應該在實際行使主權時顯示其政治智慧。政治解決遲遲不能進展，則激進的藏人對達賴喇嘛的離心力明顯增大。僧侶們屢敗屢戰，執著地表達其"獨立"的訴求，是這種離心力在中國境內的表現，當然成為西藏社會不穩的一大因素，但它實際上卻是政治解決停滯的惡果。中共政府執意以暴力應對，則事情成了惡性循環，達賴喇嘛轉變態度帶來的轉機當然經不起如此消耗。

讀一讀王力雄的《天葬》，對西藏問題就會有更多的瞭解，而讀一讀唐達獻的《刺刀直指拉薩》，則可以知道，19年前的血腥鎮壓，更進一步加深了仇恨，阻礙了政治解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後者披露了中共武警部隊實施鎮壓的種種情況，例如，它與當地黨政軍其它各方的分歧、摩擦，它部署其"特務分隊"之"造勢任務"──打砸搶燒無惡不做，乃至它最後成為事件的贏家，也最為藏人所仇恨。從長遠而言，中國共產黨不以軍隊為"黨軍"而滿足，特意打造這樣一支強大的"御林軍"或"近衛軍"專門對付國內民眾，表現出軍隊不能國家化的極其嚴重的惡果。對於眼前的事變，則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三月十日之際即出現抗議活動，但直到14日才出現嚴重的"打砸搶燒"，"特務分隊"之類的部署和行動，是重要因素，而藏人對漢人的憤怒和仇恨，也與此有直接的、密切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如此頑固拒絕顯示政治智慧，如此熱衷於使用武力，使得西藏問題的解決幾乎沒有什麼希望，而藏人在絕望中越陷越深，也就愈益可能走向恐怖主義。由於"特務分隊"在起著作用，人們現在難以知道藏人攻擊漢族平民實際達到何種程度，但有識別之士對此已有憂慮。

人們看到，國民黨在臺灣大選中獲勝，中共對臺灣的態度有了微妙變化，先是表示兩岸可以平等身份談判，繼而再次表達了關於"一中"的"新三段論"，使得臺灣問題上出現了新的希望。然而，在臺灣，民進黨選舉失敗，更願意維持台海現狀的國民黨掌權，事情會出現轉機，而在西藏，把事情拖到達賴喇嘛去世，則藏人勢必更為激進。即使一次次地以強大武力擊敗藏人，甚至將來把藏人逼到如同美國印地安人那樣的境地，漢人能否自己掌握西藏，其實要比武力佔領臺灣後治理臺灣，更成為問題。中國共產黨對臺灣能夠展現新的姿態，就更應該對藏人寬容、靈活，運用政治智慧化解其獨立傾向，不可以再固執己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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