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深秋到1967年初夏這半年的時間裏，文革運動的特點是全國各地城鎮裡、尤其是大城市裡的街頭上映著一幕又一幕的街頭辯論會。辯論的一方叫造反派；另一方被前者稱為保皇派，當然他們並不認可這個稱呼。他們自稱是革命派。
辯論的焦點是該省、該市、該縣的黨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是毛主席的好幹部。造反派說黨委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應予以打倒。保皇派說黨委是毛主席的好幹部，應予以保護。當然這是個總的走勢。具體到某人會是，造反派要打倒省委書記張三，保皇派要保。兩派為張三的定性在街頭吵得一塌糊塗。後來中央表態說張三是走資派，是劉鄧司令部裡的人。於是保皇派立即轉舵，也表示要打倒張三，同時再去保其他中央沒有點名的省委書記。造反派與保皇派圍繞著一些黨委巨頭的定性開始新一輪的辯論。
中央的公開表態只限於省級，頂多到省會級，地、縣兩級中央是不會表態的。於是在省級和省會級的辯論中造反派還有些勝算，而在專區市和縣城裡，保皇派的保則基本都取得勝利。
在那場鋪天蓋地、群情激憤的辯論中，造反派和保皇派各依仗什麼理論呢？造反派所依仗的是毛澤東的新理論：黨內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使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不變顏色，就要識別那些走資派並把他們清洗出去。保皇派所依仗的是毛澤東的經典理論。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是要通過各級黨委具體領導來體現的。口頭上說擁護毛主席黨中央，而否定本地區、本單位的黨委是抽象肯定黨的領導、具體否定黨的領導的做法，是右派份子向黨進攻的慣用伎倆。
造反派持毛澤東的新理論除了要儘可能多地打倒共產黨幹部外，還把保皇派稱之為受走資派矇蔽的群眾，敦促他們對走資派反戈一擊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保皇派除了要儘可能地保更多的共產黨幹部外，還把造反派稱之為右派份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牛鬼蛇神。這場辯論持續了半年後終究以保皇派首先使用暴力而結束。
為什麼是保皇派首先使用暴力，而造反派只是在遭到襲擊死傷慘重後才倉皇「文攻武衛」呢？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造反派所持毛的新理論與當下毛中央的口徑基本吻合，更兼造反派中知識份子多、大中學生多，能說，能寫。而保皇派所持毛的經典理論有過時之狀，連毛本人都不讚賞。保皇派在辯論中失利，就產生使用暴力的衝動。
2、造反派雖然在理論上佔優勢，但支持他們的政治實體卻遠在京，往往鞭長莫及，遠水不救近火。而保皇派雖然理論上棋輸一著，但支持他們的政治實體卻近在身旁。先是省委、市委裡某些幹部支持他們，後來是軍區、省軍區、人武部支持他們。
3、造反派都是些在社會上沒有根基的學生、各單位裡的一般職員和普通工人。保皇派則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在工廠裡他們大多是黨政工團、組織、宣傳、人事、武裝等部門的幹部，和車間主任、班組長、勞動模範、先進份子等，如果是學生，那大多是省委、市委、軍區大院裡的幹部子弟。在造反派面前，保皇派有著強烈的政治優越感。
出於在辯論中失敗的狂怒；基於得到近旁政治實體強有力支持的有恃無恐的心態；源於強烈的政治優越感和對造反派的強烈的政治歧視，使保皇派習慣於和敢於首先對造反派使用暴力。
關於這場暴力以後的走向和結局，一方面與本文主題無關，另方面由於筆者在數十萬字的文革史論中已有詳述，故此處不贅。筆者要談的是當今紐約法拉盛街頭的暴力與當年保皇派之暴力的相似性、延續性。
五月中旬以來，有紐約「第二中國城」之稱的法拉盛社區街頭持續上映著擁共分子對法輪功學員的攻擊，從辱罵謾罵到推搡毆打，從語言暴力發展為肢體暴力。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法輪功學員在法拉盛街頭擺攤宣傳他們的理念，號召人們三退，這是他們的固有政治權利。四川地震發生後，法輪功學員也有捐款，他們在「天滅中共」口號的基礎上再加了一個「天祐中華」。就在這時，共產黨海外勢力捏造法輪功把地震說成是「天滅中國」，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藉此責難法輪功，並迅速發展為圍攻乃至暴力圍攻。從這裡我嗅到了當年保皇派的氣息。
法輪功為什麼會遭到共產黨海外勢力的如此仇視？如果法輪功一直停留於氣功修煉和抗議當局迫害的層次上，情況不會如此。問題是近年來法輪功愈來愈深入政治領域，以「九評共產黨」為標記，法輪功成為反對共產黨專制的一股重要力量。它擁有報紙和電視臺，對中共專制的衝擊力度遠在傳統民主運動之上。這就招致了共產黨勢力的萬分嫉恨。
如果說當年文革保皇派對文革造反派的暴力攻擊系以持續相當時間的街頭辯論為先導，那麼在法拉盛街頭活動的法輪功學員則只是進行沉默的宣傳和抗議，並沒有辯論。法輪功學員按照警方劃定的區域圍成一個四方城。他們用大量的標語牌拼成作「城牆」。一部分法輪功學員以手扶持著「城牆」。另一部分法輪功學員在「城牆」之內打坐煉功。照說這樣的形式是難以「樹敵」的。可是他們還是遭到猛烈攻擊。
攻擊的方式有多種。一是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向法輪功起鬨、吼叫、辱罵，作出下流的手勢。再進一步是去拆除法輪功學員製造的四方「城牆」--搶奪法輪功學員手持的標語牌，扔在地上用腳踩。如果有法輪功學員敢於出來阻止他們的這些行為，他們就一擁而上進行推搡拉扯乃至直接出拳毆打。幸虧這是在美國。民主自由的美國不允許暴力。美國警察很快制止了這些暴行，並逮捕了若干施暴者。
如果說參與起鬨和圍攻法輪功的都是有組織的共產黨海外勢力，那不無偏頗。但這些攻擊由共產黨海外勢力為主導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街頭一下有那麼多人都手持小幅五星紅旗就泄漏了他們的「天機」。共產黨海外勢力在群眾中抹黑法輪功，誣蔑法輪功破壞抗震救災，對大地震幸災樂禍等等，以煽動對法輪功的誤解、偏見乃至憎惡、敵視。在起鬨的人群中有一定數量是被矇騙的普通社區民眾。
當今海外保皇派的這一伎倆與當年文革保皇派十分相似。
文革造反派與文革保皇派所持的都是毛理論。前者持毛新理論，後者持毛經典理論。這兩個理論固然都是胡說，但新理論畢竟對青年人和知識份子更有吸引力，由他們進行宣講，使他們在辯論中高出文革保皇派一籌。辯著辯著，文革保皇派就流入誣蔑謾罵了。誣蔑造反派由牛鬼蛇神組成，謾罵造反派是黑五類翻天、反革命搗亂。無獨有偶，當今海外保皇派則誣蔑法輪功是裝神弄鬼，謾罵法輪功丟盡中國人的臉，是漢奸賣國賊等等。
當年文革保皇派在誣蔑謾罵都未能奏效後，就使用了暴力，當今海外保皇派也是同出一轍。在誣蔑謾罵不能使法輪功退縮後，就去搶奪標語牌，推搡毆打保護標語牌的法輪功學員。
筆者曾到現場目睹大群擁共分子高聲吼叫：「打倒法輪功！」筆者前去向他們說：「法輪功提出他們的訴求，而你們則要打倒法輪功。你們能不能說說你們為什麼要打倒法輪功？」
這班人根本不講任何道理，立即向我扑過來，十幾個喉嚨向我吼道：「你這個漢奸賣國賊！」「你根本就是個混蛋！」「你有病！你滾吧？」……其中還有些是有政治內容的吼叫：」共產黨有什麼不好？你們要反對共產黨？「」共產黨已經把中國搞得很好了，你們這幫漢奸賣國賊反對共產黨沒有好下場！「罵著罵著，他們的手指頭都幾乎戳到我的鼻尖上。這時美國警察發現了這個情況，立即擠進人群把我」救「出險境。筆者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深刻、具體地瞭解到法拉盛街頭發生了什麼事情。
海外保皇派並不是現在才用暴力圍攻法輪功，其實他們早就有使用暴力攻擊海外民運的記錄。僅在紐約，他們就有多次劣跡。1996年10月1號 紐約的共產黨保皇派遊行。民運人士則舉行小型集會表達另一種理念。不料保皇派竟衝過來將民運人士重重包圍，對民運人士橫加辱罵。「反華」、「叛徒」、「漢 姦、賣國賊」、「美帝國主義走狗」等罵語如連珠炮，甚至還要動手毆打民運人士趙品璐。幸得美國警察聞訊及時趕來，才把趙品璐等救出重圍
2000年江澤民訪美。紐約親共僑團在林肯劇院舉行盛大歡迎音樂會。八位購票入場的民運人士於中間休息時在自己的座位上舉起預先製作的紙質分體標語「終結中共一黨專政」。 共黨保皇分子發現後衝過來瘋狂謾罵並出手毆打。坐在邊位的黃景賢被毆打得尤其嚴重，肝部受傷，幾年後死於肝病。
如果說文革保皇派之所以敢於使用暴力是他們後面有社會基礎，有堅實的政治勢力撐腰。那麼當今海外共黨保皇派敢於使用暴力又是憑藉什麼呢？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美國華裔社區的政治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筆者在一篇撰於2001年的文章中有如下的闡述：
美國紐約曾被稱為海外民運的首都，這大概是因為一些海外民運組織的領導人和機構都在紐約。而就以紐約來看，十年來其政治生態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反中共意識是僑界的主流思想，中共沒有市場。每年的「國慶節」門庭冷落可憐巴巴，為了充數，中領館不得不請一些領美國養老金的普通華裔老人去參加「國慶節」 宴會，寒暑十載星移物換，而今它趾高氣揚了。大量「僑界人士」對其執禮唯恐不周，邀功唯恐不及，這與當年之落魄實有天壤之別。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大的變化？ 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中領館方面大力施展其「統戰」伎倆。在僑界進行了大量「拉出來，打進去」的「艱苦細緻」的工作。
(2)中共政權完成了「六四」後的「內部裝修」便立即對外施展拳腳。它以經濟利益作誘餌或回國觀光捧為上賓，或以學成回國委以職務等手段拉攏了大量各個省籍的「僑界人士」和留學生。由此培植豢養了一批親共「僑領」。
(3)大量福州偷渡客的到來改變了華人社區的政治構成。如果光是那麼百多號親共「僑領」儘管也可以為中共的各種「宴會」充場面，但卻不足以舉行數千人的擁共遊行。近幾年來，在紐約舉行的幾次擁共遊行都是以福州籍僑團為主力。福州偷渡客來到這遙遠的異國，生活上困難重重，在困境中求助於各個閩籍僑社也在情理之中。而這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們之中一些人在親共「僑領」的率領下去參與親共行動。有些偷渡客一方面在以種種理由申請政治庇護(參加過福州地區的八九民運、違反一胎化政策、信奉基督教等等)另一方面又參加擁共遊行和大罵「美帝國主義」，這不能不令人齒冷。
(4)粵籍反共僑社力量式微。 老一代的粵籍僑領和民眾儘管在思想上依然反中共，但大多年邁體衰。而且由於臺灣李登輝上臺後政治情勢的丕變，使之迷茫怠倦力量渙散。其後代多已歸化美籍，中國文化業已淡薄，對中國事物也缺乏關注。新一輪的粵籍移民源源到來，他們雖不至像某些閩籍移民那樣擁共，但基於方言和教育水平，使之政治冷膜感相當明顯。民運在他們那裡也難有開拓空間。而且對於任何省籍的大陸普通移民群眾來說，生活的壓力非常巨大。即使是從前在大陸受過中共某一程度壓迫的人，也會放下對那業已遙遠的不能再加害於自己的中共政權的怨恨，而埋頭於創建新家園的拚搏，更遑論在大陸處境一般甚至頗好的人們了。
(5)臺灣來的華人對民運多採取負面態度。有台獨思想的華人(他們有的甚至已否認自己是華人)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多不關心。反台獨的人士因在臺灣島內曾受台獨勢力的壓迫，幻想「以毒攻毒」，聯合中共去對抗台獨。於是他們有的對中共專制採取容忍、綏靖的態度，並常為之辯解。更有少數人已完全投共，希求借中共的支持力來運作臺灣島內的政治遊戲。記得九八年我和朋友們在法拉盛街頭徵集推薦趙紫陽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時，一名來自臺灣的七十多歲的北方籍老人對我們破口大罵：「你們想幹什麼，大陸已改革得很好了，你們這樣搞，是想搞到臺灣獨立才心甘嗎？」老 人的瞎罵我當然不會計較，但對臺灣外省籍人士的心態卻由此得以有較深的洞悉。（當然還有其他許多事例）
(6)新聞媒體多對民運採取不友善的態度。這裡面首先與中共的滲透有很大關係，此外還有出於某些新聞從業人員的陰暗心裏。紐約四大中文報紙，「星島日報」基本上還沒有被中共滲透。據說是因為中共方面 看不起這一份以粵籍民眾為主要讀者群的小市民報紙，不想花精力去滲透它。「僑報」純粹為中共所辦，這是眾所周知。另兩份報紙中共業已滲透。「世界日報」紐 約地方版尤其給中共滲透得厲害。它們對民運的某些負面消息大登特登，字體斗大。(如魏京生被哥大取消辦公室、王希哲「國會鬧場」事件之類)對民運的正面消息則報導極為簡略，字體特小，甚至根本不予報導。(我已收集有許多這樣的剪報。民運不會對它們「秋後算賬」 ，但也應留下它們這類不光彩行為的記錄。另，據民運同志反映<世界日報>舊金山地方版對民運尚能作公正報導。)
從2001年到現在又是七年過去了。七年來，中共在海外的勢力有了持續的坐大。中領館使出渾身解數，用盡各種方法培植海外華裔社區的擁共勢力，它甚至能把像劉淳逸、楊愛倫這樣的華裔紐約市、紐約州議員都收買過去。紐約華裔社區最大的族群-閩籍人士，在以政治庇護獲得身份後，轉臉成為最大的擁共群體。我們社民黨中有一位閩籍人士。他遭到福州「國安」和紐約中共勢力的極大騷擾和恐嚇。福州「國安」說：「想不到我們福州人中竟出了民運分子！」可見，按照他們的邏輯，紐約的福州人應該是百分百擁共的。出了個福州籍的社民黨員使他們感到不可理解、不可接受，必欲除之而後快。紐約擁共僑團的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由此可見一斑。當今紐約的中共保皇派正是自以為有中領館以及整個中共政權這樣強有力的靠山，和有盤根錯節的社會根基作依仗才敢於對民運成員和對法 輪功群眾動輒大打出手的。
四十年前的文革保皇派和當今海外的中共保皇派在這一根本特徵上是完全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