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牌毒奶粉醜聞由上海記者簡光洲在報上點名曝光之後，一些中國媒體卻在相關報導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不少媒體喪失嫉惡如仇的勇氣，有些媒體甚至為非法企業打馬虎眼。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的採訪報導
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決定這是一個特別關愛兒童的國家，即使在當代社會，中國一直還在對自己的兒童使用"祖國的花朵"這樣詩一般的語言。那麼，在兒童的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企業殘忍侵害的時候，媒體應當為誰說話，這該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但是最近卻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全國媒體都在講毒奶粉事件中有２２家企業涉案，然而在《煙臺晚報》報導中，２２家成了２０家，漏掉的兩家"澳美多"和 "磊磊"--恰好就是煙臺的兩家企業。在《煙臺晚報》看來，"澳美多"和 "磊磊"兩家企業的利益比廣大受害兒童的生命健康更值得保護。
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專欄作家、評論家孟玄表示，中國媒體一方面要受政府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利益的驅使：
"這畢竟是人命關天的事情，當然不應該隱瞞，官方把這個事情查出來然後追究，這是應該的。並不是一定是政府因為政治的因素來壓下來的，而是因為媒體的商業利益的關係和地方保護主義這類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現在的狀態有很大部分實際上是商業造成的問題在裡頭。媒體當然有一部分是作為政府控制的一種工具，就是黨的喉舌，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在媒體市場上講是進入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所以，廣告類的壓力對於媒體來講，它的感受性其實不下於中宣部。當然我們把它理想化，說它必須要為公共利益什麼的，這個意識他是有的。可是面臨到自己的生存，比如說廣告一下斷掉一半或者說什麼，他是不是就不願意報了？或者是報的時候遮遮掩掩？"
中國旅美政治評論家李洪寬表示，中國也有懂得利用網際網路自由的勇敢的媒體和記者，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卻是必須服從黨的意志：
"這還得分兩個層面，一個是一些很小的媒體、甚至一些勇敢的有良知的記者把它捅出來，因為網際網路時代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大，很多事件都是這麼報出來的。但是，從另外一個層次，真正能夠影響大眾的媒體就是這些中央的部委級控制的大媒體，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他們一發現問題就會第一時間得到這些消息源。有的時候，大眾還不知道時候，他們的內參就已經報了。所以，他們都知道，他們決定報不報的時候，要先聽中央的意見，可能是要問中宣部，中宣部要問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可能就問質量檢測局。檢測局為了保護自己，當然那就說看下面怎麼報上來的，一級一級報上來。所以，權力機關一級一級報上來的質量檢測都是合格的，所以這就是中共的政治結構決定的。"
李洪寬說，中國的媒體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有些媒體則成了社會轉型期權錢轉換的獲益者：
"中國轉型最大的實質，最大的鮮明特色就是把權力跟金錢相互轉換，比如說我批個條子拿塊兒地，一轉手就是錢，我有權力經營中央電視臺，我可以播牛奶廣告，我說它好就是好。中央台電視臺的廣告一方面賺了大量的金錢，從牛奶公司，另一方面它播了很多假的報導、騙人報導，比如說‘三鹿有一千多道檢測手段'。你想一千多道技術檢測手段的話，怎麼可能能放毒呢？這就給消費者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所以說中央電視臺和騙人的商人現在結成了利益共犯。"
香港《大公報》稱，當今中國社會的良心正在經受種種誘惑和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