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淪為新的東亞病夫嗎?

作者:英納 發表:2008-09-27 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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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兩個奧運狂攬金牌的背景下,中國每週都在發生的惡性事件,促使我們思考國民的生存狀態。

這個生存狀態,在我的思考中,竟然與"東亞病夫"聯繫起來!

我想,曾經被目為"東亞病夫",其實不僅僅指中國人身與鴉片相彷徨,更重要的是指當時中國人從身體健康到社會生態、國民精神的全面病態。今日的中國,雖然與洋務運動、同光中興時的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可能成就更大;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國人的"東亞病夫"之憂,或許比當時更為嚴重--其邏輯起點是,當時中國還是一頭睡獅,覺醒者寥寥無幾。而當今中國,醒來已百年,卻被利益集團或者說陰謀集團強勢壓制,迫使中國絕大多數的人保持著昏昏然、戚慼然的狀態。

悲哀的是,個人生存與健康問題、發生這個問題反映出的社會生態問題、其背後隱身或浮現的中國精神世界的問題,如今已牢牢捆綁在一起,顯示出幾近不可救藥的中國化生存之危險處境、中華文明之危險處境。今年發生的每一事件,都可以作如是分析。如映-北大地震,傷亡是公民生存問題,無人負責是社會生態問題,不能、不想、不允許解決生存與責任問題則是我們時代的精神扭曲畸變的大問題;上海襲警案,楊的睪丸是生存問題,楊討不到說法就給出一個說法是社會生態問題,不想解決、不許解決、最終不能反思以根本問題,那是中國精神和文明出現的大問題;奶粉問題的一再出現,大頭嬰兒和結石寶寶是生存問題,為了穩定或為了奧運而隱瞞真相、拖延不辦,或者一以貫之地就事論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社會生態問題,而超然於其上的,是拒絕法制、抵抗正義、消極躲避、擴張敵意的文明生態問題......想起那句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慈禧自然是享受特供的,此外便寧與外邦不與家奴(毒奶粉拖延至奧運後公開查處,而參加奧運的運動員用奶,當局一再聲明是安全的)。

橫亙在這些問題中的,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社會對立的極端性表現:極少數的權貴集團與全社會的對立。

我們時代的健康問題

中國人不愁吃了,這成了統治集團統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礎。

因此,統治者以為自己可以更霸道更隨意了;被統治者中,勢利主義佔了絕對上風:少數人不斷爭取進入統治集團,一部分人主動"買辦化"成為幫凶,一部分人被動地成為附庸,這些人的後代如今都是拿了綠卡的了;絕大多數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事關自己也怯於表達、表達了也只能是耗費了漫長的生命換得一個最低限度的安慰而已。國人的生存問題由是而顯性化了。

毫無疑問,新的"東亞病夫"的危險正在逼近中華民族。

如果問一問,在每年都吃掉成千上萬噸營養品的中國,什麼人群最健康?回答會令人難堪:城市裡跳著舞的老太太們!

官員皆病夫。雖然官員們海吃胡喝洗澡按摩,享受在前,養尊處優,但是他們亞健康得很。

知識者,從科學家到小白領,亞健康。

運動員往往滿身傷痛,今日站在領獎台上,明日退役後以獎(金)療傷。難言健康。

明星們最保養,也最熱衷運動。但是這些吃青春飯的哥兒姐兒們,與毒品和艾滋的距離,比別人近。

學生不健康。體育課在廣大地區的中小學校幾近於無。在城市鄉村的校園裡,胖墩荳芽相映成"趣"。

在雄赳赳的競技場外,中國青少年平均身高低於日本的報導,不絕於耳。

至於在某些苦難的非洲國家都不會餓死人的格局下,中國人有飯吃實在不堪驕傲。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卻觸目驚心,冦列全球--即使算上戰爭不斷的國家和地區。

我們時代的社會病

大多數人的絕對貧困和難以表述的相對貧困,與權貴集團少數人的暴富,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熊熊燃燒的祥雲火炬喧囂之後終歸熄滅。環境災難卻如不祥之雲,長久地覆蓋著中國的山川。

食品安全問題幾乎滲透到特供以外所有人的生活。營養補品成毒品,促退著中國人的健康,真是莫大的諷刺。

公民們生活在不健康的方式下。

全民麻將,全民下館子,全民深入歌廳桑拿洗頭房等夜店。這些地方,煙霧繚繞空氣污濁精神頹廢。

最廣大的農民生活在不圓滿中。農民都趕著進城打工,他們身心不安:父母、夫妻、子女分離的人倫傷害,健康受到工廠惡劣工作生活環境及嚴格管制下的侵害。

社會不公催生以仇富為代表的敵意社會結構。

我們時代的精神病

全社會失去理想,金錢成為唯一共同的夢想,成為全民唯一共有的價值觀。

隨處可見的非理性的競爭導致敵意滿佈。"競爭和隨競爭而來的敵意、恐懼、孤獨感、軟弱感、荒謬感、異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隨時隨地地處在緊張的焦慮中。"(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譯者序)。

現代經濟文明混合了傳統意識、馬列文明,形成了流布中國的最野蠻的叢林法則,隨之形成了我們時代的精神障礙。浮躁、焦慮、敵意--全民心態失衡之下,"幸福指數"調查成為笑談。酒的麻醉麻將的麻醉毒品的麻醉,都來自並加深著心靈的麻醉。今朝有酒今朝醉,有利便是原則,有奶便是娘,哪怕酒是假酒,哪怕奶是精神上的毒奶。

最為可怕的是,在高度經濟文明的外衣下,出現了空前的全民人格奴隸化。全民精神上的奴隸人格投射在社會的每個角落。在公司、在政府、在江湖般的社會,甚至在家庭,人身依附比比皆是。廟堂上,每一件公務,都要化為個人籌碼;在江湖中,每一個富豪,都與主政官員伴生;在愚蠢的上司面前,有專長有責任心的下屬努力尋找著"指示"中的"高明",並在執行中曲為補救,可提拔的一定是另一個進入上司生活圈子的奴才;每一個有權的官員後面,除了都有紅粉,還都有馬仔!誠為現代奇觀!

執政黨高調空洞的理論和執政府步履蹣跚的行動,對社會進步形成黑洞效應,吞噬著民族的自尊心和活力。愛國的神聖口號不斷被濫用、被曲解,以至形成了真愛國有罪和"愛國賊"這些奇怪的惡之花。有識之士哀民生多艱,當權者佈道:多難興邦。文明之初的感嘆每每被借用:長太息以掩涕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我們病得還輕嗎?

而如今的病情,又與北宋時期盛極而衰尋找新出路的中華文明的病情不同。用扁鵲自陳打個比方:當年的病,病在表面,扁鵲可治;而如今的病,社會之病和國人精神之病,病在其裡,非由扁鵲的二哥、大哥不可治。但是,兩位兄長或被屏蔽到深山外、或被關進了瘋人院。

結語

這個精神破落的時代,正在驚現1930年代的危機,而中國面臨的危機則是多重的、深刻的。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統治集團患上了神經症,"神經症乃是一種由恐懼、由對抗這些恐懼的防禦措施,由為了緩和內在衝突而尋求妥協的種種努力所導致的心理紊亂。"這是精神分析大師卡倫•霍妮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對神經症作的描述。在心理紊亂之下,更嚴重的問題是統治者神經質地諱疾忌醫著。

霍妮的書寫於1937年,七十年後,權貴資本主義治下,民權、民生、民族問題成堆的中國,使她(當然還有西方芸芸眾學者)的學說不顯過時。霍妮認定文化是人格形成的主要作用。,霍妮學說提示我們,當代情境下的中國文化的詭異,造成了中國國民作為整體的人格的"神經症"狀態。中國人的精神、中華文明由此呈現出複雜的病態。

中國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統治者與全民相對立乃至相對抗、相消耗並且相背離的精神對抗問題。僵持到僵死的危險,正擺在國人面前,擺在亟待吸收人類文明成果、完成轉捩和新生的中國文明面前。今天我們說中國的"東亞病夫"之憂,憂的正是我們時代的精神問題、國格問題、文明願景問題。

我們當警醒淪為新的東亞病夫的危險,從身體到社會到精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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