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根據現實狀況考察"新土改"，就會發現"永包"與"流轉"本是矛盾，既是"永包"，又何須"流轉"？所以，賦予農民"永包權"只是讓農民出讓承包權獲益，其內在核心其實只是讓普遍存在的"征地"以"土地流轉"的名義合法化，是解放土地，而非"解放"農民。
考慮"土地流轉"有兩個視角。一是社會發展的視角，二是農民利益的視角。從社會發展的視角來看，以土地流轉為主要內容的"新土改"，將大多數農民從土地剝離，結束目前這種一家一戶零散化的低效益耕作模式，其要點是解放土地，提高其使用效率。對這種"剝離"，得承認是時勢所需：從1998年以來，約佔全國 65％－68％的人口年產值只佔GDP總額的18％，中國確實需要結束這種低效益的農業耕作方式，土地流轉帶來的"公司＋農戶"的規模化經營有利於提高效益。其次，"農業產出＋外出打工收入"的農村家庭經濟模式作為農民的權宜之計可以，但作為一種固定模式長期實行，既使農民家庭生活於困頓之中，也不利於農村社會的重建。可以說，如果中國早在90年代中期實行農民與土地的剝離，並出臺與之配套的社會政策以幫助農民離開農村，"三農"問題絕不至於陷入今天這一難以收拾的困局。
但從農民利益的視角來看，事情遠非如此簡單。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對農民的歷史欠債很多，比如通過價格"剪刀差"掠奪農產品以支持城市的工業化；通過戶口制度壁壘讓農民成為一國的賤民；對農村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巨大的歷史欠債與現實欠債；近20年來將城市污染轉移至農村；通過征地使8,000萬農民成了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三無"農民......所有這些，造成了中國農村今天的落後狀態，使中國農民成為被現代化列車拋棄的龐大弱勢群體。所以，對行將被從土地上剝離的農民群體來說，通過即將到來的土地流轉將土地價值變現，是農民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的最後一筆歷史償債。而償還數額是否足夠用於農民轉行、遷居城鎮後重新創業等，決定著他們今後的基本生活是否有保證，也決定著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否。
假定地方政府能夠收斂其掠奪性，讓農民有幸成為土地流轉的主體，除了稅收之外，土地流轉的收益90％都落入他們口袋，對農民而言也並非萬事大吉。一般而言，被從土地上剝離的農民根據其居住地的不同，去向與生活出路也大不相同。居住於大中城市近郊的農民，其土地的商業價值較大，只需要找準時機，待價而沽（包括與鄰近土地所有者形成價格同盟），將土地賣個好價錢，其生活前景相對要好些；但大多數土地只適合作農耕用地，出賣土地收益有限。賣地農民的出路一是做農業工人，二是遷往城市或者中小城鎮，這就必須有幾個前提條件需要滿足：一是城鎮必須有足夠的就業機會提供給農民（這在目前的失業大潮下幾乎是幻想）；二是政府必須出臺相應政策，免除對這些遷居農民的制度性歧視，如向其子女收取高昂的教育贊助費等，讓農民享有該地的福利。但目前在城市居民福利尚且不保的前提下，這種願望只怕要落空。
鑒於土地資源的稀缺性與不可再生性，將眼睛盯住土地，要將"土地"從農民手中"解放"出來，已是墮落成自利型利益集團的中國政府必然要選擇的"改革"。但無論如何，還需要從就業形勢是否有利於低素質勞動力等時勢出發，並在政策設計上考慮農民的生活出路。否則，其結果只會是在已有的8,000萬失地農民這一流民後備軍隊伍之上，再加上幾倍於這一數量的流民。假如這類為生存而苦苦掙扎的人佔到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這個社會的前景將非常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