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在我國古代也有以羊代牛受過的記載："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新鐘鑄成，宰殺牲畜，取血塗鐘的儀式）。'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棘（哆嗦恐懼），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歟？'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孟子 •梁惠王上》）齊宣王不忍心看見牛哆嗦恐懼戰慄的樣子，便命以羊替換牛來祭鐘。從此以後，"替罪羊"作為一個悲劇色彩的詞彙就流傳下來了。而到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替罪羊"自然也打上了"有中國特色"的烙印，不論其內涵，還是其外延，也都"與時俱進"和"推陳出新"了。謂予不信，且舉幾例以驗證之。
其一，"老祖宗"可以當"替罪羊"。如有人認為，"我們的反腐敗鬥爭之所以形成吳昊先生（所）總結的局面（筆者註：即"不反不得了，反比不反好，反也反不了。"），就是缺少自下而上的，有效有力的監督制度。尤其缺乏高度透明的公眾輿論。"而這"說到底就是骨子裡的封建老祖宗的遺傳基因在作怪一-‘為尊者諱 '、‘為長者諱'、‘家醜不可外揚'......"這無疑是把"今人"搞腐敗的責任推給了老祖宗，也就是說，並不是我輩不想廉潔，而是"老祖宗的遺傳基因"太"埋汰骯髒"了，以致弄得我輩對腐敗"反也反不了"啦。
不錯，"老祖宗"中的"帝王"權力至高無上，是"容不得批評和監督"的。可是，"現在，我國報刊數以萬計，那上面的商業廣告鋪天蓋地，無聊文章汗牛充棟......"卻"不能辟出一定版面和欄目"來"批評和監督"那些"非‘尊'即‘長'，幾乎都是握有大大小小權柄的‘土皇帝'"們，是怪不著"老祖宗"的。倘若把這也說成是"封建老祖宗的遺傳基因在作怪"，豈不讓天下人笑掉大牙？因為這太有悖於事實了。"遠的不說，僅以與我們‘一國兩制'的香港為例"，雖然與我們同宗同族，可人家就能"在法律程序下厲行‘監督制度'，"不僅"‘廉政建設'比內地搞得好"，而且"貪污腐敗現象的程度"也比"大陸輕微"多了。
事實說明，"老祖宗的遺傳基因"並不像有人所說的"都頑固殘存在每一個炎黃子孫靈魂深處"，起碼在香港的同胞就沒有。由此看來，今人搞腐敗而賴"老祖宗"，是讓"老祖宗"當"替罪羊"了。
還有一種說法，說什麼中國人民的奴才思想也是幾千年老祖宗老遺留下來的，要改變談何容易！這種把愚昧落後的根源推到老祖宗的身上也是極不負責任的。其實，社會的進步，人們思想的轉變完全取決於社會制度的更新。問題的關鍵不是人民不願意更新陳腐的奴才思想，不是人民不願意追求進步的理念，而是統治集團裡的既得利益者們不願意改變，他們不但要竭盡全力地保留固化奴才思想，奉行僵化的社會制度，而且還要採用強權壓制的方式來阻攔人民去改變，用蠻野暴力的手段來遏制人民去更新。因此，在這個問題上賴老祖宗也是毫無道理的。
其二，"老天爺"可當"替罪羊"。本來"老天爺"與"替罪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是，在中國"老天爺"不幸作了"替罪羊"，卻有例子在。曾幾何時，我們的"主旋律"，每當提到"餓死數千萬人的1959-1961年"的那段歷史時，都必搬出"三年自然災害"一說，讓不能辯駁的"老天爺"來代人受過即是一例。
那麼，這"三年自然災害"一說是怎麼"出世"的呢？據筆者掌握的有限資料來看，"它"的由來是這樣的：在1960年5月之前，在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什麼"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字樣。相反，當時的宣傳機構則把當時的形勢描繪得相當不二五眼。如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出： "目前，我們國內是一派大好形勢，國際上也是一派大好形勢。"1960年 4月14日《人民日報》社論再次指出："現在，我們國家的形勢十分良好，各個戰線躍進捷報頻傳"，筆者想，自然也應當包括農業戰線。
但到了國慶節，《人民日報》社論卻突然一改過去歌頌鶯歌燕舞昇平景象的調門，首次為全國民眾描繪出一幅可悲可怕的畫面："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而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布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則宣稱： "在一九五九年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正式將國民經濟的"困難"說成是由"兩年嚴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
待到一九六二年，"兩年"又變為"三年"。從此，無論是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還是新聞媒介（包括黨史教材、理論文章等），均皆眾口一詞地反覆向人們宣傳"三年自然災害 "一說。於是，"三年自然災害"一說便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終於變成了人們心目中關於那個困苦年代的習慣用語和代稱。俗話說："習慣成自然"，老說就順嘴、順理成章了（猶如戈培爾的名言：謠言重複一萬遍,就變成真實。重複是一種力量。），改起來也就很難。
其實，後來經專家仔細分析那"三年"的"氣象"資料，證實那"三年"的天氣還是很正常的，大部分地區，"風調雨順"，並無什麼嚴重"自然災害"，而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云云，純屬"替罪羊"之談。
其三，"西洋人"可當"替罪羊"。其實，這隻"替罪羊"人們太耳熟能詳了。君不見媒體每披露出一個貪官，有些"筆桿子"趕緊出來打馬虎眼，那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把他拉下水了。而貪官自己也說什麼是世界觀沒改造好，當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了。有的理論文章也說："打開窗戶，新鮮空氣撲面而來，但也會飛進幾隻蒼蠅蚊子。"用這個比喻來說明所謂"我們對對外開放之後，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將不可避免地侵入我們的社會，腐蝕人們的思想"云云。言外之意，自己原本是好的，是萬惡的洋人思想即資產階級思想把我們給毀了；咱們的社會主義是最優越的，出現的壞人壞事，都是"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西化"、"分化"所造的孽。
然而，洋人的思想果真都是那麼壞那爛那麼酸腐嗎？資本主義社會果真都是那麼污水潺潺濁流漾漾嗎？可是，看看資本主義社會的"老大"的美國，竟能出現象比爾.蓋茨那樣的大慈善家，將幾百億美元捐給窮人，捐給公益事業；美國的總統，州長，市長，他們哪一個敢"一桌竟然吃掉15萬"，又有哪一個敢動用公款包二奶、養情婦，且不止一個呢？
其四，"一小撮"可當"替罪羊"。君不見每次政治風波過後，"主旋律"總是強調參與其中的廣大群眾是被"一小撮"壞人矇蔽、利用了；有什麼"黑手"插到 "群眾運動"中來，把事情搞壞搞亂了。如1976年4月初旬，打開收音機，就能聽到這樣震驚人心的消息：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最近發生了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自４月上旬起，有一小撮壞人利用清明節、祭奠先人之機，揮舞"黑手"，策動一場以祭奠周總理為名的破壞活動。
待後來改為"四五思想解放運動"時，仍把事情的起因歸罪於"一小撮壞人"。不過這時與當年的說法所不同的是，這回對"一小撮壞人"是指名道姓的，即所謂的 "王張江姚"的"四人幫"。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黨辦了那麼多黨校、每年培訓多麼的專職的政工人員、書記，還有這"長"那"長"什麼的，怎麼一到緊急關口、節骨眼上，就老干不過這"一小撮"壞人呢？有"雪亮眼睛的群眾"的"真正英雄"為何不牢記"黨的教導"、"跟黨走"而被"一小撮"壞人"牽著鼻子走" 心甘情願作"阿斗"呢？
其五，"極左"可當"替罪羊"。如有人在談到"文革"時期，"知識份子被迫說假話"的根源時，就是這樣說的："凡是極左猖獗之日，必然是沒有言論自由之時"。很顯然，在此論者看來，"文革"時期，扼殺"言論自由"的"罪魁禍首"，不是別的什麼，而是"猖獗"的"極左"。於是，一個虛無化的"政治概念"便成了"各正言順"的"替罪羊"。它好像是一個無限大的"筐"，執政者不管弄出來多少不好的事情都可以往裡裝。與此相對應，與"左"相關聯的說法也層出不窮，舉不勝舉。如"左"的路線、"左"的方針、"左"的政策、"左"的措施、"左"的理論、"左"的觀點、"左"的思想、"左"的東西、"左"的流毒、 "左"的影響、"左"的陰魂、"極左"、"左家店"、"形左實右"、"寧左勿右"、"左比右好"......不時出現於中國的媒體上。
其實，"左"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原有的定義是非常明確的。對此，毛澤東曾作過非常形象的解釋，他說："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個月，七個月的時候醫生就一壓，把他壓出來，那個不好，那個叫‘左'傾。"由此可見，"左"的原義只不過是指"醫生"所犯的一種"急性病"，即"超過時代，超過了當前的情況"，強制辦了不合時宜的事情而已，除此之外，並無他指。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一些國人便不斷往"左"身上"栽贓"，不斷賦予"左"以越來越多的負面含義，於是，在中國"左"便成為一隻代人受過的萬能"羔羊"了......當然，"有中國特色"的"替罪羊"遠不止這些，且只有中國有，他國異族難得聞。
以上事實說明，不知有多少國人，在"負面麼事物"面前，要麼能"捂"則捂；要麼實在"捂"不住消弭不了於無形狀態時，便常常不約而同地把如上所述的與"負面事物"的固有根源並沒有任何瓜葛和聯繫的"人和事"當成了"替罪羊"，以資證明自己永遠"***"。但這樣做的結果，卻不止一次地給自己造成了巨大傷痛。痛定思痛，我們不能再吃一百個豆不嫌腥而自欺了。現在已經到了中國人應該徹底反省和改變為了偉人、為了國家避諱隱瞞真相而刻意去尋找或"繁殖"各種 "替罪羊"的傳統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