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團圓》，把張愛玲生前最深的愛與痛揭了開來，裸裎在世人好奇的眼光之下，有張迷說，"我恨不能把這本書在市面上的所有版本全部買下，付之一炬。"
作為張愛玲文學遺產的執行人，宋以朗在《小團圓》的前言中舉出了Max Brod和卡夫卡的例子，來說明自己未遵作者叮囑銷毀遺作的情有可原。張愛玲已經無法挺身而出為自己辯護，而讀張的人也不過是徒增嘆息。
很多人津津樂道於張愛玲的貴族出身，她與李鴻章之間的血脈淵源，作為前朝大老的外曾孫女，張愛玲並未享受過太多榮華富貴的遺澤，相反，她的一生幾乎都在困窘中度過。李氏望族所遺留給她的，彷彿只有那些瀰漫著鴉片氣息的、無望深宅裡的悱惻流言。讀者們在她的小說裡按圖索驥，猜測著誰是小說中破落貴族的原型。張愛玲的舅舅因此生氣地說:"她來問我，我什麼都告訴她，她卻在文章裡罵我們！"
她那樣入骨三分地把豪門怨事化進小說，因此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幾十年後，《李鴻章家族》的作者宋路霞採訪李氏後人時，幾乎所有老李家人提起張愛玲都是一肚子氣。從香港回滬探親的李家皓對宋路霞說:"張愛玲寫小說是為了出風頭，她沒東西寫了，就專寫自家人，什麼醜寫什麼，李家人出來工作的也不少，他們的掙扎和奮鬥她不寫，這算什麼？所以我們當年就不高興睬她......她寫別人是病態，她自己本身就是病態......我看她最後也沒什麼好結果......"
同族把話說到這份上，也算相當刻薄。但張愛玲豈是尋常人哉？她那個從未謀面的外曾祖李鴻章，獨獨把一項難得的基因遺傳給了她，那就是:承受誤解與罵名的能力。
菊耦婚後，高貴嫻雅，無論從家世還是容貌，後人常認為"爺爺配不上奶奶"
《孽海花》裡的擇婿佳話
其實不單是張愛玲，李鴻章家族中許多女人都值得一書，即使在封建男權社會，她們大多隱蔽在某個男人背後，不為人知道，但她們的光芒也常常要漏將出來。就拿李鴻章的夫人趙小蓮來說，這個女生男相的女人幾乎是老李的"定海神針"。都說趙氏有"幫夫運"，她嫁到李家的這30年（1863-1892），恰恰是李鴻章在中國政壇上大紅大紫的30年，湘軍淮軍平定天京、老李辦洋務、辦海軍、辦學堂，都是在這期間。而趙氏一死，一切都亂了套，甲午戰敗、撤消職務、簽署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李鴻章的厄運就此開始。
趙氏是李鴻章的續弦，相貌並不漂亮，但生於安徽太湖著名的書香門第，祖父是嘉慶年間的狀元、清廷冊封琉球國王的正使；父親是咸豐皇帝的陪讀；滿門兄侄都讀書入仕。趙小蓮嫁給李鴻章的時候已經24歲，在鄉下算是老姑娘，那個年代的女子大概只有靠婚嫁才能實現自我抱負，她非將才之輩不嫁，也說明她是個有主見的巨眼英雄。
李鴻章子嗣並不興旺，原配夫人生下的兒子夭折後，不得不過繼了弟弟李昭慶之子李經方--這個名為長子的侄兒一生追隨老李襄辦外交，是他的左膀右臂，此是後話。但趙小蓮嫁給李鴻章的第二年，就為李家添了個貨真價實的子嗣李經述，過了幾年，又生了李經（又名菊耦）和李經溥兩個女兒，菊耦就是張愛玲的奶奶。
兩個女兒是李鴻章的掌上明珠，老李並不十分重男輕女，他一直把她們留在身邊，遲遲捨不得讓她們嫁人，因女兒都聰明過人，文墨清通，可以幫他處理公文。尤其長女菊耦，見識高，口風緊，辦事細心。張愛玲說，"我祖母也是二十三歲才訂親，照當時的標準都是遲婚。""因為父親寵愛，留在身邊代看公文等等，去了一個還剩一個。李鴻章本人似乎沒有什麼私生活，太太不漂亮......他惟一的一個姨太太據說也醜。"張愛玲在小說《創世紀》裡寫紫微22歲嫁給16歲的少年匡霆谷，就是寫的自己的六姑奶奶李經溥。
而張愛玲的奶奶，23歲才出嫁的菊耦，夫婿是李鴻章親自挑選的清流健將張佩綸。
進士出身的張佩綸，因為一支敢言硬筆，到處彈劾官員，曾經風頭很勁。但光緒十年中法馬江之戰戰敗，被朝廷發配察哈爾。3年後歸來，李鴻章特邀張到天津小住，對他欣賞不已，認為他的才幹堪稱今世藺相如，得知張佩綸的繼室在發配期間過世，便暗示張佩綸秋後來提親。
菊耦為相門千金，容貌嫻雅，能詩，善琴，懂得弈棋、煮茗，對書畫有很高的鑑賞力。而張佩綸年屆40，一把鬍子，相貌甚至有幾分粗鄙，結過兩次婚，是一個流放回來的罪臣，怎麼講兩人都不相配。據說趙氏當時就不同意這門婚事，但最後，菊耦自己點了頭，因為"爹爹眼力必定不差"。
菊耦與母親趙小蓮的合影，趙氏夫人穿的是一品常禮服
這段東床選婿的佳話在當時流傳很廣，曾樸在他的《孽海花》中，專門把這一段寫了進去:一日威毅伯感冒，要請侖樵去商量一件公事，踏進房門，早被威毅伯看見，便喊:"賢弟進來，不妨事，這是小女呀--你來見見莊世兄。"姑娘紅了臉，道了萬福，轉身如飛逃進裡間。莊侖樵一面與威毅伯談話，一面看見桌子上有一本錦面的書，......一翻就翻到兩首有關中法戰爭的詩，起首便是"雞籠南望淚潸潸，聞到元戎匹馬還！"這個"元戎"除了他還能是誰？兩首詩一氣讀完，末一句竟是"功罪千秋付史評"，對他竟是既有責備更有諒解，莊侖樵不覺兩股熱淚骨碌碌地落下來。威毅伯看見就笑道，不過是小女的塗鴉之作，又說:"小女有點子小聰明，就要高著眼孔，這結親一事，老夫倒著實為難，托賢弟替老夫留意留意。"莊侖樵接著說:"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何況女公子樣的才貌！門生倒要請教老師，要如何格式，才肯給呢？"威毅伯聽後哈哈一笑竟說:"只要和賢弟一樣，老夫就心滿意足了。"說完竟"很注意地看了他幾眼"，莊侖樵心領神會，馬上託人提親，威毅伯竟一口應承了。
張佩綸字幼樵，所以《孽海花》裡的莊侖樵，當時幾乎人人知道是影射張佩綸。連張佩綸與李菊耦的兒女--張愛玲的父親與姑姑，都私下討論這一出是杜撰。按張愛玲的看法:爺爺不可能在簽押房遇到奶奶，而奶奶也不大會作詩。
張佩綸後來仕途並未再有起色，李菊耦38歲開始守寡，靠嫁妝維持生活。張愛玲不信爺爺奶奶婚後琴瑟和諧的佳話，連她的姑姑張茂淵都責備李鴻章:" 這老爹爹也真是--兩個女兒，一個嫁給比她大二十來歲的做填房，一個嫁給比她小六歲的，一輩子嫌她老。"張愛玲後來看到一張奶奶中年時的照片，"陰鬱嚴冷 "。菊耦讓女兒著男裝，稱少爺，這種陰陽顛倒"是一種朦朧的女權主義，希望女兒剛強，將來婚事能自己拿主意"。
後來，菊耦的女兒張茂淵，菊耦的兒媳、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瑩果然都脫離舊式家庭，到海外求學，自食其力，作新女性。張茂淵長年單身；黃素瑩衝破婚姻，成了出走的娜拉。
清流健將張佩綸，因為性格古怪，被認為是相府的"怪味姑爺"
揭開血淋淋的瘡疤
也許是《孽海花》提醒了張愛玲，家有傳奇，別人能寫，我為什麼不寫？她熱衷於打聽家族逸聞，並寫進自己的小說。而母親姑姑往往對豪門舊事諱莫如深，因為經歷了"五四"，"現在不興說這個了"。
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在《我的姊姊張愛玲》中老實不客氣地把姐姐小說裡的原型一個個來了個對號入座，"我姐姐的小說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體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體都病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人大多是清朝遺老的後代，民國之後仍然在坐享顯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遺產、吸大煙、養姨太太，過著奢靡頹廢的生活......"
這姐弟倆還真是統統繼承了爺爺張佩綸直筆彈劾、不怕開罪人的本事，張子靜在文章裡逐一評點:《金鎖記》一書是以李鴻章次子李經述一家的生活為背景，故事影射了李經述三子李國煦夫婦，孫子李家瑾是小說中的"長白"，孫女李家瑜就是小說中的"長安"。小說裡的三爺季澤影射的是李經述的四子李國熊，李國熊在生活中就是一個吃、喝、嫖、賭的紈絝子弟......
文章一出，張家姐弟就算把老李家全得罪光了。家醜不可外揚，他們姐弟倆居然一個出小說，一個寫註釋，白紙黑字，指名道姓，叫李鴻章家的後人怎能不暴跳如雷？
張愛玲當然管不了這麼多，戲與人生本來就是互相糾纏的影子，這個小說痴人不但對李家人下手不留情，對自己的纍纍瘡疤也照揭不誤，因為"最好的材料就是自己最熟知的材料":與漢奸文人胡蘭成的一段孽姻，詳細到床笫之歡；與電影明星桑弧成為秘密情人，在《小團圓》中首次得到印證；而與美國丈夫賴雅未婚先孕，張愛玲不想要這個孩子，居然在打胎後把孩子扔在馬桶裡衝了下去。
當時愛玲已有身孕4個月，很擔心手術會有問題，但找到的這個醫生居然也肯做。
根據談好的條件，不能有任何其他人在場，所以賴雅事先避開了。醫生走後，賴雅走了進來，把一柄劈柴斧子放好，說，"我沒出去，就在樓梯口，看見有這把斧頭，就拿著，想著你要是有個什麼，我就殺了這狗娘養的。"
這次手術，給張愛玲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小團圓》裡寫到這一節時，說，"女人總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打胎用的是古老的"藥線"，醫生走後好幾個鐘頭才會發作，把胎兒打下來。當時愛玲肚子痛得翻江倒海，到夜間胎兒才下來，扔在浴室的馬桶裡。由於驚恐，愛玲看那男胎足有10英吋長。
恐怖到極點的時候，她扳動旋鈕，把胎兒衝下去了。"以為衝不下去，竟在波濤洶湧中消失了。"（清秋子《張愛玲的私人生活史--愛恨傾城小團圓》）
事後說給好友炎櫻聽，炎櫻不信，認為一切不過是愛玲的幻覺。
張愛玲早在19歲時寫過一篇小文《天才夢》，其中一段可作為她一生的註解:"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
世人是難以取悅的，他們也許真的不會"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因為與胡蘭成有過一段情，桑弧最初愛上張愛玲，亦不免常常為她的身份立場起疑。桑弧為人忠厚，性格拘謹，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彩色電影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和第一部立體電影《魔術師的奇遇》，都由他執導。當時一班做電影的朋友看他與愛玲彼此有意，曾想撮合這一對。據龔之方當時公開的說法:他親自上門去替桑弧提親，而張愛玲的反應是略感詫異。龔之方回憶:
她的回答並不是語言，只是對我搖頭、再搖頭和三搖頭，意思是叫我不要說下去了。不可能的。
《小團圓》的出版顛覆了這個"不可能"。
燕山笑道:"噯，你到底是好人壞人？" 九莉笑了起來道:"倒像小時候看電影，看見一個人出場，就趕緊問‘這是好人壞人？'" 當然她知道他是問她與之雍之間的關係。他雖然聽見說，跟她熟了以後，看看又不像。 他擁著她坐著，喃喃的說:"你像隻貓。這隻貓很大。" 又道:"你的臉很有味道。"
又笑道:"噯，你到底是好人壞人哪？"（張愛玲《小團圓》）
這一節寫出了桑弧初墜愛河時不確定的猜忌:眼前這女子，雖然才華橫溢，但畢竟是"漢奸妻"，她到底是好人壞人呢？
也因為她身份特殊，他們之間的情愛，必須保密，否則，會拖累了他。所以，當時只有兩三個關係極密的好友，才知道他們是情人。
努力向左翼靠攏
其實幾十年來，中國文壇的主流語境，難以原諒張愛玲的不光是"漢奸妻"，還有她的"反共文學"。
從1945年到1947年，張愛玲一直被攻擊是在上海淪陷期間賣文的"漢奸文人"，這期間的張愛玲，除了參與一些電影劇本以外，在事業上是鬱鬱不得志的。到了1950年，左翼文藝登上主流舞臺，當時左翼人士對張愛玲相當看重，將她列入可爭取對象，柯靈、夏衍等人都對她的小說很欣賞，《十八春》就是在這個時節，開始用"梁京"的筆名在《亦報》上連載。桑弧、龔之方、唐大郎等好友，更是輪番換了化名寫文章幫她捧場。小說連載寫到一半，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拋出署名"傳奇"的文章，猜測"梁京"就是"張愛玲"，大吊讀者胃口。
這部脫胎於美國小說《普漢先生》的《十八春》，應該算是張愛玲"與時俱進"的一部作品，也是張在平實文風上的一次成功轉型，小說放棄了以往對綺麗意象的苦心經營，也放棄了以往潑天而來的機智辛辣，轉而使用一種溫厚的敘事風格，小說的結尾，男女主人翁都投身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並煥發起新生活的可能。
《十八春》大獲好評讓張愛玲再接再厲，半年後，她寫出了第二部連載小說《小艾》。
《小艾》是一個很純粹的"無產階級故事"，這在張愛玲的創作中是個異數。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人問張愛玲能否寫無產階級故事，她的答覆是她對此不太熟悉，"要麼只有阿媽（指佣人）她們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點。"言下甚是不屑。
但此時局勢變遷，她必須認真對待自己的文藝轉型了。她筆下舊社會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爺強姦，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產，所幸與排字工人結了婚，經過苦苦掙扎，才等來瞭解放的好世道。小艾幻想著，自己將來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備受摧殘的身體已不能生育了。這部小說不但"左翼"，甚至跟後來60年代的憶苦思甜小說十分類似。
張愛玲還是秉承她不熟不寫的原則，佣人和排字工人，是她惟一熟悉的兩個"無產階級"工種--早年剛成名時，她就去印刷廠參觀過自己的書籍付印。但她原本構思的小艾，有心脫離底層身份，曾主動挑逗過席家少爺，與排字工人結婚後，又一心想發財，待到解放後發財無望，才悵然笑道:"現在沒指望了。"
即便不諳世事的張愛玲，也知道這種真實的人性，在現實政治風氣下是不能寫的，正如她在《十八春》裡所言，"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於是，她草草寫了一個故事交差，內心知道，不管自己怎麼努力與當下環境吻合，依然是此路不通！
柯靈曾在文章中回憶張愛玲參加1950年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時的情景，當時張愛玲是欣然赴會的，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這樣的正式會議:
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
張愛玲對在衣著上努力向新社會靠攏，也有過一段描述。她領到配給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紗，便做了件喇叭袖單衫和一條褲子，去弄堂口排隊登記戶口時，穿的就是這一身:
街邊人行道上擱著一張弄堂小學課室裡的黃漆小書桌。穿草黃制服的大漢佝僂著伏在桌上寫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幹。輪到我，他一抬頭見是個老鄉婦女，便道:"認識字嗎？" 我笑著咕噥了一聲"認識"，心裏驚喜交集。不像個知識份子！（張愛玲《對照記》）
永遠的爭議者
1950年，土改開始，1951年，三反五反運動開始，誰也不知道張愛玲是什麼時候萌生去意的，但是到了1952年初，她以前所做的"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的預言，正在變成現實，她終於決定離開"還沒有離開就已經在想念"的上海了。
同年7月，張愛玲遠赴香港，這一年，她32歲，此後再未踏上故土。
臨行前，與姑姑約定，不通信，不聯絡。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冊交給愛玲帶走，認為這是最妥當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見之明令人驚嘆，這些照片因此得以存世。
在香港度過了最初的經濟困窘，一騰出手來，張愛玲馬上開始創作英文小說《The Rice Sprout Song》，這是張愛玲第一部英文小說，也就是後來很著名的《秧歌》。《秧歌》在美國出版後，《紐約時報》、《星期六文學評論》、《時代》週刊都給予了好評，其中一篇書評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人，也感到羨慕。"書的外語版權賣出了23種。
但就是這篇在大洋彼岸引發讚美的作品，在她的祖國卻罵聲一片。
《秧歌》的故事中，金根是村裡勞動模範，但家中常常挨餓，鄰居譚大娘罵金根:當勞模是用餓肚子換來的。年關將近，農會規定每家出半頭豬和40斤年糕慰問軍屬，本來就吃不飽的村民提出向公家借米過年，幹部們當然不肯，鋌而走險的村民決定去搶民兵把守的糧倉，在衝突中金根受了重傷，女兒也在混亂中被人踩死。金根怕政府追究連累家人，躲進山林等死，金根的妻子痛失兩個親人，一怒之下放火燒了糧倉，自己葬身火海。村子裡，新年還是照過，幹部們帶領村民備齊年禮，喜氣洋洋扭著秧歌去給軍屬拜年，扭秧歌的隊伍裡，也有68歲的譚大娘。
《秧歌》與《小艾》的寫作時間，相隔不過短短一年，國內文壇對這本小說幾乎是倒抽了一口凉氣。他們認為，張從"左傾"一下子跳到"反共"，不免有投機嫌疑。《秧歌》與《赤地之戀》成了張愛玲數十年中在中國主流文壇一直承擔"反共"罵名的最大罪證之一，直到"文革"後才獲得重新評估。
值得玩味的是，跳出當年的語境，再來看這部《秧歌》，小說批判了農村工作中的"極左"傾向，這種傾向從50至70年代綿延不止，給農民帶來極大傷害。離開大陸的張愛玲竟成了反映這一題材的最早的作家，她提前看到了一個歡欣鼓舞的新政權背後的問題。內地80年代"新時期文學"描寫同樣題材的《狗日的糧食》、《犯人李銅鐘》等知名作品，比張愛玲晚了將近30年。
過去人們以為張愛玲"反共"，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張愛玲最後嫁給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美國左翼作家賴雅。人們以為張愛玲與賴雅的婚姻不過是互相利用，可是賴雅在日記裡散步回家去見愛玲的感受是"他正走向他的家，他的光明，他的愛"。人們以為張愛玲一生執於情障，張迷們更是為她遇人不淑扼腕不已，但其實以張的驕傲，她一生最介懷的絕不是某一個男人，而是她的小說，她的天才之夢，她"出名要趁早"的志願。再爆出10本事關隱私的《小團圓》又如何？作為李鴻章的外曾孫女，她從來不懼被人側目，她怕的倒是被人無視。但她自己已難以解說，少年時的張狂，老來全部化為沉默，她在沉默中死去了。
死前，她意識到，從她母親這一輩起就急於擺脫的家族血脈，一直在她身體裡，逃了一生也沒逃掉。在晚年，她與隔膜多年的親人終於在心靈上達成和解，她寫道，"我愛他們！現在他們正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到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