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推斷，此案將畫上句號：梁麗重獲自由，國家不再追究，珠寶公司刑事自訴的可能性並不大。梁麗因為"撿"黃金，從可能判無期徒刑的邊緣，到今天洗去"盜竊"罪名，經歷了大喜大悲。但僅僅是不起訴獲釋的結局，似乎離民眾對公正的期待，還有差距。本案留給我們不少法律的思考空間：
其一，民意和司法機關如何良性互動，司法怎麼才能得到民眾的信任？從許霆案以來，草根式的個案監督已經成為現實。司法的專業判斷，不能背離實現令民眾心服口服的實質正義的初衷。沒有得到百姓普遍認可的法治，不可能是正義的。所以在網路、傳媒發達的今天，司法機關不是受所謂輿論的"干擾"，而是應以公開透明的程序，縝密嚴謹的法理，面對無數雙眼睛的監督，樹立司法權威。
從本案看，"陽光辦案"工作有待改善。本案去年12月案發，今年5月媒體報導後引起熱議。報導中幾個細節成為輿論和法律人士嚴重質疑司法公正的焦點，包括梁麗"在垃圾桶旁撿到黃金"，"主動上交黃金"，這些若屬實，則司法機關的刑事追究明顯欠妥。但從5月份相關報導出現並引起質疑以來，司法機關一直沒有澄清，只是日前決定不起訴梁麗之後，才公布案件詳情，稱有關報導不實。梁麗案不涉及國家機密，面對公眾質疑，司法機關本應及時響應，而不應聽任質疑乃至誤解流傳了4個月，聽任它們的負面影響擴大。現在在做出不起訴決定之後，才公布案情，更像是為自己的決定做出旁證，其公信力自然要打折扣。司法機關應努力主動向社會通報案情，這樣才能避免民眾對法律的誤解，讓民眾信仰法律。
其次，通過梁麗案，我們應反思中國的刑事拘留制度和理念：不適當地長期羈押嫌疑人，將造成不必要的傷害。梁麗被整整關了9個月，幾乎用盡羈押期限。出獄時她已經精神恍惚、面色蒼白，不時會犯頭暈，走路也東倒西歪。任何人在法院依法判決之前，都是無罪的；刑拘、逮捕等強制措施的目的，並不是"提前懲罰"，而是為了保障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如果嫌疑人沒有妨害辦案的可能，特別像梁麗這樣的"撿"黃金，既是"偶犯"，又不是惡性暴力犯罪，沒有必要因為司法機關內部對於案情的爭議，一定要關著嫌疑人。減少不必要的羈押，既是中國法治文明的要求，又是當事人的天然權利。
其三，梁麗"不起訴"後，她如何獲得補償。檢察院已經決定不再公訴梁麗，即其盜竊罪名不成立；而此前司法機關正是以"盜竊罪"抓捕並羈押其9個月之久。很明顯，從正義"常識"看，梁麗是被"錯抓"的，政府應該給梁麗一個"說法"。但是，現行的法律制度卻和這種樸素的正義觀之間有嚴重的"落差"---我國的國家賠償範圍比較狹窄，梁麗的"錯抓"被排除在外。按《國家賠償法》規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法定的"告訴才處理"的犯罪），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而被羈押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梁麗涉嫌的"侵佔罪"，就屬於法定的"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因而被司法機關羈押了9個月，最終並沒有被起訴的梁麗，將很難得到國家賠償。期待新的《國家賠償法》能夠解決這個法律盲點。
梁麗案雖已告一段落，但中國式的法治之路，還有待每一個中國人的參與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