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週年之際，BBC中文網記者採訪了在1949年之前就到中國工作的美國共產黨員李敦白，他在中國生活的35年期間兩次蒙冤入獄，共坐牢16年。
Sydney Rittenberg，中文名李敦白
問：您當年去中國是抱著革命理想和熱情去的，但在中國的兩度坐牢，能不能請您先介紹一下這兩次經歷？
我在美國大學畢業以後，參加了左派的活動，我在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參了軍，後來到中國。戰爭結束後我到聯合國救濟總署，在中國做救災工作，結識了周恩來。他介紹我1946年到延安，認識了毛澤東主席，然後我留下出任新華總社顧問。1949年1月我突然被抓起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斯大林向毛澤東提的要求，說我這個人是"美國派來的特務，你要把他抓起來"。這樣我就被關在單人牢房裡六年。斯大林去世後，被冤枉的這些案件都解決了，我在1955年4月份被釋放，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向我道歉，並宣布我是被冤枉的，後來我到北京電臺繼續做顧問。
後來文化大革命，我沒有看出當時的各種騙局和危險，全心投入支持這些年輕造反派，捲進了我根本沒有理解的派別鬥爭。在1968年2月我又被重新關押了，單獨監禁10年。後來毛澤東去世了，逐漸的所有被關押的這些政治犯都釋放了，我在中國繼續工作了一年多後，全家回到了美國。
問：從一個資深共產主義者的眼光看，中國現在是否保持了當年建國時"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呢？
我覺得中國領導有這個願望，所以天天講"以民為本"。我覺得中國的領導有兩大怕，這兩點妨礙了讓人民當家作主。一個怕是怕文化革命再來，再一個怕是怕這個所謂的顏色革命。因為別的一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在共產黨被推翻後發生了顏色革命，所以有點不敢放手。比如說，報紙還是管得緊緊的。我覺得中國要讓人民當家作主，第一步就是應該開放報紙和媒體，現在記者揭發壞人壞事還常受到報復，不能保護他。另外，我覺得應該把政治理論問題放開讓大家隨便討論，在報紙上隨便討論各種觀點。會不會亂呢？不會亂。中國有那麼多的聊天室(chatroom)，有些很極端的，天天在那喊叫，但並沒有亂。我覺得領導有這麼一種畏懼，他也知道應該開放，但是還不敢。
問：您能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後毛時代也就是最近30年來的中國作一個比較嗎？
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打倒一切充斥各個領域
毛澤東年代的中國是根本不一樣的，很多現在的社會公害那時候卻沒有，那時候沒有毒品，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偷盜，也沒有貪官污吏，或是說極少，也沒有賣淫，沒有賭博，人和人之間都比較的親密，但同時有階級鬥爭，不少人被陷害，特別是知識份子，受的壓力非常大，所以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現在那種壓力就減輕多了，知識份子不太覺得自己受威脅，沒有人要改造他思想。但同時那些社會公害都挺猖狂的，我覺得這個對比是比較複雜的。
問：您在中國那麼多年，極其瞭解中國的現代史，您能簡單的評價一下中國從1949年到今天的政治、社會變化嗎？
生活當然是改善得跟過去不能比，個人的自由跟過去比也是廣泛得多多了。農村的情況起了極大的變化，現在很多地方農民的房子住得不錯，學校也不錯，看病的設施也在慢慢恢復。對知識份子來講，文革以後，改革開放，知識份子又能抬起頭了，又要被重視，現在起很大作用了。
個人自由方面，解放以後，一開始集體化勁頭很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很願意集體化，但是現在個人的自由恐怕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如果能找得到的話，你可以選擇自己的工作，你也可以隨便搬家，你也可以在國內國外旅行，你也可以跟外國公司一起做生意。你要發牢騷批評政府也是比較隨便的，沒有人管，所以個人自由的發展是很顯著的。但政治自由、政治改革還是非常慢的，不是沒有進展，有進展，但是很慢。所以我覺得中國領導面對的挑戰裡面，主要的挑戰是現在中國失去了自己的靈魂，中國原來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對未來有一個共同的嚮往，而現在呢，說實在的，很多年輕人除了賺錢、搞自己的前程，或者搞實力，不大考慮別的。所以需要解決理念的問題。 而要做到這一點，那當然要牽扯到政治改革，牽扯到領導作風等很多問題，不是簡單的事情。
Sydney Rittenberg，中文名李敦白，1921年出生於美國，18歲參加美國共產黨。1945年夏天隨美軍到中國雲南。在中國認識了周恩來，經周恩來介紹，1946年到達延安，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此後加入中國國籍，並經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為當時唯一的美裔中國共產黨員。他在中國生活的35年期間，兩次蒙冤入獄，共坐牢16年。1980年舉家返美後，一直從事美中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