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雨果的名著《九三年》
中共建政六十年，引起人們總結這場革命給中國的創傷，進而也探討近代人類的一切「革命」：從法國大革命，列寧的十月革命，到毛澤東的中國革命，這一路以建造「新社會」為目標的烏托邦，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麼？
探討大革命的理論書很多，但文學家通過講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對革命的理解表達得更生動、更準確。十九世紀的四位最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雖然他們的經歷大相逕庭，所寫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們不約而同都對無視生命本身、踐踏人道情懷的「革命」持負面看法。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顯表現出對法國大革命的厭惡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則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到來之前，就有預感和恐懼。他們之所以能對「革命」有更準確的把握，是因為他們衡量對錯的標準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必須讓位於人道情懷，人道主義的光芒高於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義精神推向極致的精品。
●人道情懷高於一切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個：忠於國王、要挽救君主制的老伯爵，殘忍的革命軍政委，有人道情懷的青年將領。但關鍵的角色，卻是三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這三個孩子開篇就出現，結尾時更被矚目。三個弱小的生命，支撐起幾個高大的、閃爍著人道主義情懷的形象。最後人道主義戰勝一切，贏得最後的勝利。
《九三年》開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個革命軍和一個村婦的對話。軍人問：「你是什麼政見？你是和藍軍在一起？還是和白軍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婦告訴軍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殺害了。「誰殺了他？是藍軍還是白軍？」「是子彈殺了他。」
《九三年》裡最高大英雄的最偉大壯舉，是救了這個什麼政治也不懂的村婦的三個孩子。在書的結尾，這三個孩子被大火包圍，本已逃脫革命軍包圍的老伯爵毅然返回，救了那三個孩子，寧可自己被捕、上斷頭臺；那個有人道情懷的青年將領認為，老伯爵的行為代表人道，代表無辜，所以把他放了，結果他自己被革命政委（也是養育他成長的老師）送上了斷頭臺；而為了遵守自己的理念把自己最心愛的弟子送上斷頭臺之後，革命政委自己舉槍自盡。
●衡量「革命」的尺子
這本書實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義的旗幟高揚到高於一切意識形態之上的同時，把人性的潛能提高到近乎耶穌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懷和理想主義的光芒，使幾百年來任何國家為了種種意識形態——均貧富、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踐踏具體生命的革命者們，卑微到無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類嚴肅而重大的問題：孩子和革命哪個重要？生命和政治哪個寶貴？雨果的結論是：人道高於革命，仁慈重於意識形態。人，人性，人道，這些價值是至高無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個無辜的生命面前，沒有藍軍、白軍，沒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醞釀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可謂他一生思想的結晶。書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進入第四個年頭、也是紅色恐怖進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這是革命關鍵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國王手下的將軍「老伯爵」在法國旺代地區率眾起義，羅比斯庇爾的革命黨派共和軍去「平亂」。
●把整個過去集體屠殺
圍繞描寫起義與平亂，雨果提出對革命的總體看法。首先，他認為，大革命是對國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國王和老伯爵莊園的「塔樓」代表法國十幾個世紀的君主政治，是君權，特權，神權的結合。這種土地上，灑過太多的鮮血和眼淚，埋有太多的屍骨和罪惡；於是「凶險的樹在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復仇者最後冒出來，暴怒地對「塔樓」說，「我是你的女兒」——它就是「斷頭臺」！
其次，在雨果看來，君主制雖有嚴重問題，甚至罪惡，但是，羅伯斯庇爾的大革命更可怕，因為它更暴烈、更凶殘、更血腥。如果說國王政治是「一個令人厭惡的瘤」，那麼大革命就是「一把斧頭」，它亂殺亂砍，濺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蓋棺論定說，「大革命就是斷頭臺」，對其痛恨至極！
雨果在書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惡：「你們殺掉國王，殺掉貴族，殺掉教士，踢倒聖壇，粉碎上帝；你們只會破壞、粉碎、摧殘、毀滅，心安理得地充當殘暴的野獸。……你們把整個過去集體屠殺！」
●人類發明的最醜之物
這種革命是高舉「善」的大旗、以人民的名義、用最殘酷的手段進行的。曾在巴黎街頭看過斷頭臺斬首場面的托爾斯泰說，這是人類發明的最醜陋、凶殘、令人作嘔的機器。雨果則在《九三年》中寫道，「這個怪物這麼醜陋，卑劣和渺小，……這個醜怪的東西就是斷頭臺。」在大革命發生的幾年之內，就有六萬個頭顱，在斷頭臺落地。最具嘲諷意義，最表明其殘暴本質的是：其中246人是曾判過別人上斷頭臺的革命法庭的法官。
殘忍的斷頭臺，為後來斯大林的紅色屠殺，毛澤東的共產暴政，波爾布特的濫殺無辜，提供了樣板。美國版《九三年》的英文序說，斯大林最欣賞的就是《九三年》中那個冷酷、殘忍、極端忠於革命價值觀的原為教士的共和軍政委西穆爾登，他在喬治亞當學生時看了這本書，後來把名字改為「斯大林」（意為鋼鐵），開始革命。
●從法國大革命獲靈感
斯大林、毛澤東們戕害異己的黨內鬥爭和清洗，也是從法國大革命獲得靈感。雨果在書中描繪了革命領袖的傾軋、陰險、刻毒和殘忍。在巴黎的革命議會裡，「大家互相辱罵：陰謀家！殺人犯！叛徒！互相檢舉、毆打、詛咒、挑戰；彼此怒目而視；揮舞著拳頭，微露出手槍，半抽出匕首。」羅伯斯庇爾眼睛盯著丹東，「瞄準對象就發動閃電式的攻擊，很憤慨地爆發出一大堆充滿不祥字眼的話：我們認識那些陰謀家，那些賣國賊，他們就在這個議會裡。」丹東則叫喊，「該隱（亞當和夏娃的長子，因妒忌而殺死自己的弟弟）隱藏在仇恨裡，現在跳出來了，混在人們中間，那就是馬拉。」而馬拉則威脅他倆說，「你們聳聳肩膀，腦袋就可能掉下來的。」
雨果感嘆說，「在他們判決路易十六上斷頭臺時，羅伯斯庇爾只有18個月可活，丹東15個月，馬拉5個月3星期，聖法葉只有一天。」
一百年後，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暗殺，劉少奇被毛澤東害死，鄧小平把兩個選定的接班人廢黜，江澤民和胡錦濤聯手把趙紫陽軟禁關到死，都是這種模式。在這種革命中，沒有規矩，沒有法律，更沒有慈悲，只有弱肉強食，野蠻的叢林部落法則：贏者為王，敗者下地獄；誰拿到權力，就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它必須靠暴力統治，必然產生血腥，必然帶來恐怖和死亡。
●用白骨堆起的中共革命
雨果對國王政治是批判的，對大革命是否定的，那麼他要怎樣的政治？他要的是一種人道主義為核心價值的政治。他明確提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更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雨果的小說世界，都是人道情懷贏得最後的勝利。從《悲慘世界》中警長的投河，到《九三年》中軍政委的自盡，一腔理想主義光芒的雨果，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僅塑造自始至終洶湧著人道情懷的高大英雄，同時讓被法律教條和意識形態毒化的「魔鬼」都無法承受內心深處的「人性」光芒。
回首中國六十年的革命，正是一部典型的，把雨果高揚的人道主義踩在腳下、滅到深淵的、用白骨堆起的傑作。
2009年9月15日於美國
——原載《開放》2009年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