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72歲、曾經服務於四川省水力發電站的申保侯﹝Shen Baohou，音譯﹞有嚴重的心臟病。到目前為止，他接受過兩次手術，醫生將支架植入他的心臟部位，兩次手術的花費超過1萬5千美元，這個金額約五倍於中 國的人均收入。在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下，雖然政府願意負擔這筆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但是申先生手術後所需要的藥物和氧氣，政府則完全不予負責。
醫院處處可見的深夜排隊掛號
華盛頓郵報29日報導，申先生表示：「我退休了，每個月的退休金很少，我根本無法負擔這些醫療支出。」他接著補充說，幸運的是，他的孩子有能力幫助他。他說：「如果沒有他們，我想我不會接受手術治療。」
中 國的醫療保險制度混亂不堪，這可以說是1980年市場改革開放後，民營企業紛紛興起並快速增長的一個副作用。在此之前，國有企業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式 的照顧，在這個制度下，一部分醫療、教育、養老金和其它福利是由工作單位提供的。但是，隨著經濟的更多元化發展，除了政府提供的一個能起到幫助作用的保險 計畫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只能自求多福。
在中國，即使是那些加入醫療保險計畫的老百姓也經常收到大額醫療帳單，他們必須支付大部分的門診服務費和藥物費。目前有超過三億的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醫療品質的差距也在持續的擴大，比如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有電腦化圖表、斷層掃瞄器、一流的醫生和那些有錢人負擔得起的豪華病房。但是，大部分城市或農村的社區診所往往是人員不足，設備簡陋。
一 些專家認為，更多的私人支出和投資能改善這個醫療制度。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劉國恩﹝Gordon G. Liu﹞表示，他會讓那些有經濟能力的人支付更多的醫療費，這些新增的收入可以獎金的方式激勵醫生，讓他們更用心工作，也能誘使更多的中國人進入醫藥界工 作，這樣，可供使用的醫療資源將能增加。
劉教授認為，假如整體醫療資源更多，即使更貧窮的人也能從中受益。此外，他也建議打開如 Kaiser Permanente等外國公司的投資之路，讓它們能在中國建蓋醫院。但是，也有一些專家認為這個外來投資方法對貧窮的人不公平，因為他們可能會被那些尋 求富有病患的醫生所忽視。
經濟改革之後，一些公司願意拿出一部分營業收入來資助員工的醫療保健。例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曾為它的150萬員工建了50多間醫院。但是，也有很多國有企業的財務出了問題。
1994年，中共國務院為了改造失敗的制度，它將城市工人納入全市保險制度中，目前該制度約有兩億人。在舊制度下，醫院和企業是不相干的，改造之後，僱主要拿出薪資的6%，受雇者要拿出2%來支付醫院、診所醫療費和藥費。
然 而，根據中共衛生部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病人自付費用增長之快大大的超過了人均收入和全國醫療支出的增長額度。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1981年，有 71% 的中國人使用國家醫療設備，12年後，這個比例降為21%。2005年的個人醫療保健現款支出和1980年相比，則高出了一百多倍。
2003年，中共政府給予農村醫療合作社更多的資金並對農民提供補貼，能拿出3美元保險費的農民將可得到一年12美元的補貼。這個自願計畫只支付25%到30%的醫療費和小額門診服務費。劉教授表示，目前有八億五千萬農民加入了這個計畫。
2007 年，中共政府將涵蓋範圍擴展到城市工人的家庭，這些家庭自1994年工作單位制度崩潰後，不再享有政府提供的福利。不過，兒童、老人和失業者雖然都有資格 拿到12美元政府補貼，由於城市的醫療費用比農村高，他們每年還必須支出30美元。目前大約有一億兩千萬人加入了該計畫。
中國的醫療保健挑戰
湯 普森先生(DREW THOMPSON)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尼克森中心中國研究專案主任，華爾街日報刊載他的文章說：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實施的公私費混合醫療制度，使得中國的醫 院和診所依靠病患醫藥費和佣金，而不是政府資金和優良服務的提供來維持生存。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中部的非法血漿販賣，造成成千上萬農 民感染愛滋病一事突顯了中國醫療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醫療監督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差距仍然是個嚴重問題。醫生和護理人員的低教育水平將有礙於為 進行醫療改革或迅速提升醫療品質所做的各種努力。2003年，中國的所有醫療專業人員當中，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少於1%，擁有四年大專程度的也只有 13%，接受過四年或四年以上大學教育的醫生則少於30%。對一個只有100所醫學院校的國家而言，要提高醫療教育水平真的需要一段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