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服務蔣委員長侍從室與親歷西安事變
蕭讚育口述
任蔣委員長(蔣介石)侍從秘書
民國二十三年春，力行社內部改組，余得偕妻兒三人赴無錫，住梅園休息數日，繼獨往普陀天福庵靜養一月，靜養中深感忙碌後獲得休息之無比快樂，有益身心，因而想到公務人員每年定期旅遊休假之必要。此天福庵住持告我蔣公亦曾住此頗久。普陀佛地，無殺生者，余攜去之獵槍成為無用武之物。
在此期間，蔣公秘書鄧雪冰（文儀）來信，要我在南昌行營政訓處副處長（處長為賀衷寒、主任秘書袁守謙）及侍從室侍從秘書二者中作一抉擇，以便報請蔣公任命，考慮後決就任侍從秘書。大概三、四月間到南昌報到。
不久，侍從室改組為第一、第二兩處，晏道剛任第一處主任，陳佈雷任第二處主任，第一處管總務、參謀、警衛，第二處管文書、速記與研究，原兼任第三組組長鄧文儀隨即離開侍從室，我專任侍從秘書，編製屬第二處，而直接承辦委員長指示交辦事項及隨時提出報告，實際上是獨立性質。我手下有一書記、一工友，平時承辦業務，舉凡軍校同學個人或單位負責人、力行社及所屬有關同志向委員長報告請示事項，凡由我轉呈者即由我請示後答覆，如抗戰開始後成立國際問題研究所，負責人王芃生，向委座提出的所有情報或分析，都由其自己提綱挈領，親筆擇要寫好，隨時由我轉呈，不少為有價值之數據或意見，極受委員長重視。
此外，委員長若有遠行，我們都隨侍左右，每到一地，輒有軍校同學或地方黨政官員呈遞報告，或要求請見，即由我向委座呈報轉達，有些地方，委座尚未到達以前，派我們先行前往聯絡，如民國二十五年廣東余漢謀取代陳濟棠，歸順中央，委座派錢大鈞主任及我先飛廣州，先與余漢謀等聯絡。
我在侍從室服務時間前後共約九年，民國二十三年開始至三十四年侍從室結束離開（其間有一年半赴樂山休假研究，一年半調成都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九年時間，工作並不怎麼忙，但不能輕離職守。民國二十三年委座曾頒發侍從人員守則，人手一冊，守則中有很多規定，要求大家遵守，我本來是很自愛自重的人，守則中的各種要求，我不覺得有何困難或辦不到的事，不過更小心注意一些罷了。同時深信我縱不能分憂分勞，亦不致為領袖添麻煩。但有時在事情的處理有欠週到，仍不免引起過領袖的大發脾氣。
大概就是民國二十三年暑期快要完的時候，我們由廬山回南京，委員長在九江乘飛機先行，我們乘船，在船上見到大公報一篇社論，對新生活運動中女學生蓄髮問題頗有批評，乃將社論剪下，認為值得考慮。社論大意謂：今日國家應興革之事正多，女學生蓄髮問題，宜交教育主管單位，研究辦理，不必由最高當局硬性規定一種髮式，通令全國遵行。我到南京後將此文附以己意簽報呈上後，少頃，即在內收發汪日章秘書處，見到委座手令，要送交中央通訊社發表，說是「學生蓄髮問題，正在研究，一俟決定，即予實施。」我乃要求汪秘書將委座此一手令暫緩發出。我以為委座如看到我的簽呈和大公報，此手令下必再發表。如以大公報意見為是，便從緩實施可也，如仍應實施，更無須於此時再作此宣告。不意第二天早晨委座閱報，未見聲明手令登載，即喚汪秘書查問，知是我的主張，乃即要我上樓，一見我即問：「你何以扣留我的手令?」我說，當我看到領袖手令時，以為領袖尚未見到我的報告，如已見到，則此手令似可不必發表。並稍說明理由。委座不待我畢其辭，突從座椅上躍起站立，非常生氣高聲的說：「你有腦筋，我就沒有腦筋，我要做的事，應該交你來做才好。」我趕快說，我事前沒有先向領袖請示清楚，我有錯，今天馬上要汪秘書將手令發出去，明天可以見報。乃鞠躬而退。
不到一個星期，委座派人來取我們的日記，因為曾有規定侍從人員都要寫日記。第二天叫我去見，此時領袖態度，非常慈祥客氣，首先交還我的日記，叫我坐，然後問我家庭情況、工作情況，當我起立鞠躬告退時，連連點頭道好。回到辦公室，發現我接受怒責那一天的日記書眉，領袖用楷書寫上一個閱字，表示他看到了，知道了。他平日批閱公文，好用一條龍，即是橫行彎曲的一劃。今見到此正楷書寫的一個閱字，覺得親切而舒暢，既感謝又慚愧，在我複雜的情緒中，正顯示出領袖慈祥偉大的一面。以我處理此次事件而言，在手續上是不夠周密的，但用心是可以寬恕的。領袖發了大脾氣之後，又能用心化解，對我當時處理的用意，表示已知道了、諒解了。足見領袖用心之細也。
另外一件事，使我極為難過的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改變我中華民國命運的一個大變亂，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七七抗戰的時間為之提前，也使奄奄一息的共產黨垂死復生，使整個歷史起了大變化。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公在洛陽度過五十歲生日，發表「報國與思親」文。十一月十三日，蔣公登嵩山，我們偕行，當時同去的侍從人員尚有錢大鈞、毛慶祥、劉進及蕭乃華，此外軍長萬耀煌、洛陽行政督察專員王澤民隨行。大家曾在古樹漢柏前攝影留念。游嵩山後，我們便於十二月四日抵達西安，下榻華清池。
事變發生的前兩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許多遊行請願的學生，在馬路上呼口號，街頭牆上到處張貼標語，要求停止內戰，反對內戰，一致抗日，這完全是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在公開活動，大感驚訝，往見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問此時此地，何以有此類標語遊行？邵不認為太嚴重，但承認有隱憂；在我看來，這一種現象，應是嚴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變的前一天，我即約集中央派在西安擔任工作的一些人員，大家坐在一起交換意見，商量辦法，大家也感覺到情況之可慮，並知道張學良、楊虎城的左右和部隊中，均有左派份子在活動，並舉出較為活躍的問題人物若干人，如張部衛隊營長孫鳴九、秘書某某等，以及楊部的秘書長，認為均有特別加以注意處理的必要。
於是根據大家提供資料，及目見情形寫成一書面報告，準備第二天早上轉呈蔣委員長，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事變就發生了。
十二日凌晨五點左右，忽然槍聲四起，勤務兵梁介然和書記林培深都跑進來，報告情況，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開靠外牆的小門一探究竟，不意門一開，馬上一顆槍彈射了過來，接著是一位傷兵爬進了門口，趕緊招呼受傷的侍衛人員，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語。「到底怎麼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於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閣樓，往外張望，此時天已微明，只見密密麻麻的都是張部東北軍，正在慢慢的平靜下來了，但是後面驪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黃軍服與灰軍服的少數人，還在彼此射擊，被擊中者一個個滾下山來。
慢慢地，天已大亮，槍聲漸止，也無喧嘩吵雜的人聲，我再度開門，走向牆外廣場，想多瞭解一些情況，張部士兵問明我的身份時，他們說：「委員長不抗日，我們是要抗日的。」這時我才明白，這些東北軍，原來都是有問題的了。我被送到衛兵門房，那時門房裡已聚集了侍從人員二、三十人，組長、秘書、參謀、副官，很多人都來了，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從床上拉下來的，只披上大衣便出來了，衣服穿著極不整齊。
門房中，張學良的軍官，一再進來詢問：「委員長究竟往那裡去了？什麼時候離開的?」誰也說不出來。我這時還在為委員長慶幸：心想委員長可能早已聞警，避過此劫了。
約八、九點鐘忽聞後山鼓雜訊大起，並有人高叫：「委員長找到了！委員長找到了!」隨即發出集合號音，沒幾分鐘，委員長下山了，並在我們門房的大門口停下來，只聽到委員長高聲道：「我要在這裡休息！」又聽有人說：「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請上車到城裡去。」
委員長走後，我們侍從人員也坐上大卡車，被送往西安楊虎城綏靖公署的衛士隊，草蓆地鋪，每人一條軍毯，裹著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時，土兵送來一桶飯，一桶菜，有碗筷，無桌椅，飯菜既惡劣，余心情更壞，不食亦不飢。這時交際科長周文章帶來了八大主張之印刷文件。這完全證明了張學良、楊虎城竟與共黨在朋比為姦，天下大亂了！
所謂兵諫通電，標榜人民陣線之八大主張如左：
㈠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
㈡ 停止一切內戰；
㈢ 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㈣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㈤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㈥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㈦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㈧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天黑後，我和毛慶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書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兩人住一間房，房內只有一單人床，汪日章讓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十時，張學良前來，到每一個房間，對我們的受驚表示慰問，這時我要求和他談話，張同意，自己將房門關上，我們兩人便站著談。張學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動主要是為了抗日，此次兵諫，系由於委員長不接受意見，出於下得已，並告訴我，委員長脾氣還是很大，不肯吃東西。我便要求在我們四位秘書中，有一人去見委員長，聽候招呼；他說，不需要，委員長在那邊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問張，今後如何打算。張說，委員長今天是中國的領袖，今後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多聽大家的意見，和過去專制皇帝不同，委員長如能改變態度，採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張又說，委員長對他並不信任，反聽特務人員肆意誣蠛挑撥，說張學良如何聯俄聯共，對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離心，無以自明。張並說，實則特務工作人員有什麼用？我這次幹出的事，特務人員那裡去了？我馬上表示，這是誤會，我說，委員長實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們這些人，也沒有誰不是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變發生，我們在沒有讀到兵諫通電以前，怎麼也想不到會是副司令自己主持發動起來的，足見中央派在剿總的工作人員，並不是以副司令為目標的。張冷笑曰：得了罷！得了罷！張接著又說，我們此次所幹的事，一切均由委員會討論，但我自當負其責任，事情做得對不對，當靜候國人公評，暫時不另行組織政府，如國人都說我做的不對，我當向國人引咎認錯。談話中也明白表示說：當今之世，尚有誰敢向委員長直言相爭者，我這次總算向他開了一個大玩笑。臨行張又說：昨天第一次見他，他只肯講兩句話：「你要當我是領袖，應趕快送我去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做俘虜槍斃好了，不必多言。」張說，事情那有這麼簡單，現在是我們自由說話的時候了。過去他不許我多說，便不敢多說，現在他不要我說，我還是要找他說，今天早晨又向他說了兩個鐘頭。
張去後，我會見了陳總指揮辭修，告以與張談話經過，陳表示事已至此，恐將一不做二不休，勢必蠻幹到底。並說，此時中央應有嚴正表示，何部長敬公更責無旁貸，應急起主持，統一指揮，以實力謀應付。陳又說，今後如能恢復秩序，誠應切實檢討，特務人員、政工人員，每予人以口實，激起無謂反感者，自應加以注意改進。
談到西安事變，實令我感觸良深，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共黨殘餘勢力很快是可以消滅的了，中國抗戰勝利團結統一之後，中國的命運，決不致形成今日的局面，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們的歷史，現在正在被改變中！國家民族所受的傷害，實在太重大了，大陸人民所遭受的空前浩劫，所親歷的地獄生活，不知將延長到何年何月，言之豈不痛心！
此外，我在侍從室還有幾件小事順便在此一提：
第一件事是在民國二十三、四年的時候，當時的特務處長戴笠，將副處長邱開基關了起來（邱現在臺，國大代表），表示要嚴懲，邱太太來找我說是寃枉的，要求我救他一命。戴、邱兩人為此都有報告呈委員長，委員長下條子，要我詳查具報。乃召集有關幹部會談，共同研究，戴笠、鄭介民亦到場。戴於此案所持態度，氣勢頗盛，在座賀衷寒、桂永清、康澤、周復諸人但求不為己甚而已，似均不便多談。我則力言領袖交查，必求是非明白。卒將會談經過，寫成書面報告，對戴笠剛強氣盛，直言無隱。後來領袖將邱開基調回雲南工作去了。戴後來曾對人言，蕭某膽子不小。但戴我之間，始終仍舊保持正常友好關係。我不覺得有何私人芥蒂存於其間。
第二件是某日，青年黨領袖李璜和左舜生，兩人連袂至舍間吃飯聊天，他們提到上海晨報（潘公展任社長）之言論，經常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批評孔、宋的財經措施不當，李、左認為安內攘外是今日政府的政策，晨報既為國民黨高級幹部所辦的新聞紙，不應對政府政策作過分之批評。我根據李、左談話，將晨報批評社論剪附簽呈委座，不意，第二天晨報即奉令停刊。
四十餘年後，在臺灣偶與程滄波兄談及此事，程說，他當時接急電趕到上海，參加緊急會議，決定晨報停刊，今始知「原來是由於你的一紙簽呈」。我說，李、左之言，原亦出於善意，我更沒想到後果竟是如此嚴重。
第三件是民國二十七年，我們由漢口到了四川，委員長認為侍從室應有黨的組織，並應重視檢討批評，我們侍從室第二處，便成立兩個小組，由我和周佛海分任小組長，小組會議規定最後一項為檢討與批評。佈雷先生怕批評有傷同仁間的和氣，主張暫緩實施，但亦未報告委員長。後來第三處成立，亦復如此。所以有人說，總裁命令，不行於侍從室。實則此項有意義的檢討批評制度，在其它政府機關，亦只是徒有形式，未曾切實推行。這對於我中央以至地方的革新進步，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實是一個值得檢討研究的問題。
第四件是，遷都重慶後，各省區、各戰區在重慶都設有辦事處，並派高級人員負責與中央聯絡，他們工作不忙，於是委員長派我將他們組織起來，成立小組，定時開小組會議，由我擔任指導員，要他們分別報告一些各地的情況與時事分析、研究心得，以增加彼此間的感情與瞭解，這件事情大家很認真，比起侍從室的小組，我覺得比較成功。
第五件是，在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本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我時任侍三處副主任，當選中央委員，還有侍衛長俞濟時、憲兵副司令張鎮、軍統局長戴笠也新當選委員，總裁個別召見我們這幾人說：東北將領萬福麟、馬佔山等對抗戰有功，為鼓勵他們，希望你能退讓，而由某某代替你遞補為中央委員，徵求同意，我們當然都遵命辦理。
第六件是，我自動提出退讓的工作，二十七年到重慶後，委員長曾下手令，要我準備到桂林行營去接任黨部書記長，當時行營主任為李濟琛，政治部主任為梁寒操，黨部書記長，原可以由梁主任兼任的，我內心固然不願去做這個書記長，同時亦恐引起梁主任及桂林行營的誤會不樂意，乃與陳佈雷先生商量表示我不願意去，去亦有所不便，後來終於收回成命了。
以上《服務蔣委員長侍從室與親歷西安事變》，原題《任蔣委員長侍從秘書》，是以《尹呈輔先生訪問記錄》(臺北: 近代中國)同名一章全文為底本完成數字化處理。數字化初稿首發【彰往考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