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的信息及出版事業競爭劇烈，雜誌社刊物也是五花八門，常常給人一種錯覺，以為中國人真的享有出版自由，可惜量多不一定質優，特別在新聞方面，常有弄虛作假，報喜不報憂。
胡績偉，資深記者，胡耀邦時代《人民日報》總編，本文正是他對現時中國大陸出版自由的種種看法，以及從他個人所遭遇的出版「自由」，我們可清楚瞭解中國大陸出版自由的真實情況。
七月中旬，又來到這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北戴河療養區。由於今春這場薩斯疫情的肆虐，盛暑時期的北戴河，遊人比往年少了許多。環境十分涼爽安靜，可是我的心情卻安靜不下來。一個連一個的問題，纏繞在我的心頭，令我難以輕鬆自在。
一個充滿欺騙、謊言、到處弄虛作假的國家
為什麼由無數革命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帶動億萬群眾前仆後繼創建起來的國家，會是一個充滿欺騙、謊言、到處弄虛作假的國家？我這裡專指政治上的欺騙謊言和弄虛作假，不包括十分嚴重的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和社會上坑矇拐騙行為。
剛過去的薩斯災難，就是瞞真遺假的一場慘劇！害了國人，害了港臺，害了二十幾個國家，在世界上造成了一場薩斯恐怖，不說它「罪惡滔天」，也是災難之源，丟盡了中國政府的「面子」。幸虧新的黨中央在緊急關頭動員各界齊心協力抗擊薩斯，終於突破封鎖，揭開真相，懲辦直接責任者，慌亂的情況才逐漸好轉，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渡過了這場薩斯災難。
老實說，薩斯在中國，不只是天災，而且也是人禍。這次懲辦了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只能說是治標，不是治本。因為這兩位直接責任者，是遵從上級「不准泄漏真相」的嚴厲指令。真正隱瞞不報的責任者還在幕後。
多年來，「報喜不報憂」是鐵的紀律。任意劃定報導禁區是為了「國家安全」。「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做黨的馴服工具」，是新聞界的指導思想。如果誰「不聽招呼」，「不遵守宣傳紀律」，馬上就是「禁止發行」，或者「停刊整頓」，當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職查辦」。因而，長期以來，不只是新聞媒介，就是有關的黨政部門，都形成一種「黨性原則」。
只要中央宣傳部一個什麼審讀會、吹風會、通氣會，或者宣傳部辦公室的一個什麼人的電話通知，說某件事不能報導，某些人、某些事不能宣傳，上上下下就只能規規矩矩地照辦，「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是最高準則。
如果只懲罰下級的直接責任者，不觸動這個宣傳紀律和宣傳權威，不懲罰指令他們隱瞞真相的上級，包括他們上級的上級，今後照樣會「報喜不報憂」，照樣會把轟動世界的新聞，壓下不理，照樣可以使全國新聞媒介對新發生的世界大事，一個字不登，一句話不說。
果然，不出所料，薩斯危機剛剛過去，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一場新的民主運動爆發了。這本來是一國兩制規定的民主權利，是香港人民的正當要求，可是，我國主持宣傳大權的領導人，既怕香港人民的民主覺醒，更怕引起大陸人民民主要求的覺醒，因而馬上指示大陸媒體全面封鎖。管你香港人民連續遊行請願，管你全世界輿論嘩然，中國新聞媒介還是一天天按兵不動，一字不登，一聲不吭。
試想：香港五十萬人的遊行示威反對「23條」，接連又有各界數萬港人的集會抗議，全世界人民都從報紙、廣播、電視中看得清清楚楚，而只有中國億萬人民從國內媒體上看不見，聽不到，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我們天天報導香港回歸六年來「形勢越來越好」，突然發生了五十萬人的抗議示威大遊行，不是太令人驚訝了嗎！人們要問：是什麼事讓港人如此憤怒呢？
又為什麼捂起來，不透露一點消息，怕什麼呢？我們一再揚言「我國的新聞自由和人權記錄是最好的時期」，這一下又露餡了！再想一想，我們這個靠外資外貿促成經濟繁榮的國家，在這樣一個轟動世界的大事上，又採取了隱瞞不報、掩人耳目的老把戲，還能取信於天下嗎？靠這種欺瞞的手段能夠穩穩地擠進世界強國之林嗎？我們黨的新的領導集團，如果不緩解對香港人民的管制，切實保證港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如果不改變「報喜不報憂」的宣傳紀律和「堅持輿論導向」的指導思想；如果不真正實行憲法規定的給人民以言論出版自由，今後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災禍，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我的親身經歷
對於我黨我國長期扼殺新聞自由、大搞虛假宣傳的歷史，我可以算是瞭解得比較深透的。從二十歲參加革命起，我自始至終都從事新聞工作，沒有改過行。在共和國成立之前，我體會過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新聞自由，也體會過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新聞自由。建立共和國後的新聞自由，更有長期的深切體會。
在「文革」以前，我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長期以來，中央黨報是共產黨的喉舌，我是黨的馴服工具。經過十年「文革」的磨練，我開始由「聽話的幹部」變為「不聽話的幹部」。這時，我已年到六十。所以，我說自己是「老時醒，醒時老」。當我升任中央黨報總編輯時，正逢胡耀邦領導的新中央，逐漸開放了言論出版自由，也放鬆了對思想理論領域的控制。在耀邦的親自指揮下，我如魚得水，人民日報也開始了報紙改革的新時期。這時我覺悟到黨報不僅應該做黨的喉舌，還應當同時做人民的喉舌。在新聞工作的實踐和理論上，我從「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到「黨性來源於人民性，又高於人民性」，到「人民性高於黨性，人民至高無上」的認識上逐步深化，逐步明確。經過八年的試驗，運用中央黨報這個最高宣傳陣地，我們人民日報的幹部大膽地首創性地進行試驗。這一大膽的試驗，扭轉了我國長期沒有新聞自由的歷史。
雖然遭到重重阻礙，並以失敗告終，但這並不是人民日報的失敗，而是共產黨新的黨中央的失敗。儘管如此，正如胡耀邦領導的黨中央在我黨我國歷史上留下了十分光輝的篇章一樣，人民日報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報史上也留下了光輝的記錄。這時，人民日報受到上下的普遍稱讚，報紙發行量達到黨報發行史的最高峰，達到630多萬份。
當時，人民日報這一大膽的實踐，主要就是衝破重重封鎖，揭露共和國歷史上、特別是「文革」十年的瞞天大謊，打開了這個毛澤東社會主義的黑箱。在這一時期，人民日報反映了新的黨中央先後平反了二十幾年來的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為幾千萬各種名目的「反革命分子」伸冤昭雪，其中上百萬人已經先後作了冤魂屈鬼。這些年，在聞名世界的種種大批判和種種反對反革命鬥爭中受到打擊迫害的眾多苦主冤魂也得到了平反昭雪。這些隱瞞下來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血淚事實，揭露了毛澤東假社會主義、真封建專制統治的真相。
人民日報也反映了黨中央陸續把多年來大張旗鼓地宣傳得神乎其神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三面紅旗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超英趕美的向共產主義過渡運動以及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真面貌一一揭示出來的情況。
隨著耀邦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又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枷鎖，毛澤東時代在理論上、政治上、組織上各種條條框框逐漸解除了一些，長期束縛人們手腳和被禁錮的頭腦，重新得到一些解放，新聞自由的閘門也打開了一點。1980年2月，胡耀邦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黨的總書記，在他主持下起草的《黨內生活若干準則》被通過了。在他親自領導下，人民日報和新聞界試探著對黨和政府工作進行輿論監督。僅在1980年一年，人民日報就批評了兩個副總理和四個部長關於嚴重弄虛作假、壓制揭露重大事故等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