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市芙蓉區政府徵收房產市民家藏汽油抵抗（圖）

發表：2010-01-17 23:00

這一次，「釘子戶」們找不到開發商談判，因為負責徵收的是「棚戶區改造項目徵收工作指揮部」；這一次，他們也無法找到地方政府來居中協調，因為「要拆你房子的就是政府」。

長沙市芙蓉區主導了一場領先全國的實踐：在城市國有土地上徵收房屋。一份於2009年7月實施的《長沙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安置工作規定》指導了這場實踐。

政府徵收：長沙東牌樓的哀與痛

白熾燈下，楊衛輝神情焦慮，眼眶中佈滿血絲。近1個月時間裏，她已無暇顧及任何其他事務——她的當務之急是，用智慧去拖延時間、用頑強意志去保衛自己那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

家中儲藏汽油的消息走漏後，長沙市芙蓉區東牌樓棚戶區改造項目徵收工作指揮部（以下簡稱徵收指揮部）的人找她去談話。

「他們的人問我，你年紀輕輕、長得這麼好，幹嗎要做死的打算呢？」楊衛輝講起當天的經歷。有人接過話頭：「你該這麼回答——我不漂亮，唐福珍長得可比我漂亮多了，不一樣死了？」滿屋的居民們頓時哄堂大笑。笑過之後，屋裡又是一陣沉默。

半年來，面對長沙市別具一格的「徵收」實踐，東牌樓的居民們目睹了一幕幕荒誕劇的上演。

徵收，為了公共利益

「國家的重點工程、國防建設等需要才有徵收，這裡何來徵收？」

2010年1月的東牌樓社區，猶如一個遍體鱗傷的老者。

白天，斗大的血紅色「征」字無處不在，目力所及是滿地的建築廢墟、生活垃圾和門窗盡毀的房屋；夜晚，這裡少有人蹤，偌大的筒子樓裡一片漆黑……這個有著1005戶居民的長沙市芙蓉區東牌樓社區的東半部分，如今已被藍色的建築圍欄包裹，置身其間，猶如深陷兵荒馬亂的年代。

無法想像，這裡往南數百米，即是燈火輝煌的解放西路——曾創下洋酒芝華士單日銷量世界記錄的酒吧一條街。而稍遠些的南門口，民國時代便是老長沙的繁華所在。

居民袁冬梅的房子建於1947年，位於東牌樓社區中間偏北。安靜的小院、寬敞的中庭、鏤空彫花的窗戶和麻石刻的門框，讓「攝影的、文物保護的人，不知來了多少次」。

無論是患糖尿病的老伴和殘障的兒子去附近湖南省人民醫院就醫，抑或女兒去附近的王府井商城上班，步行均在10分鐘以內。能在鬧市中享有這片寧靜，袁家人均十分慶幸。

2009年8月5日早晨，袁冬梅發現，一夜之間，巨大的政府公告已貼遍了社區的各個角落。這個蓋有「長沙市芙蓉區人民政府」大印的房屋徵收決定，宣布了此次政府徵收的三大目的：棚戶區改造、環境整治、主次幹道的道路給排水等工程的建設。

袁冬梅的鄰居、每日早出晚歸的工薪一族陳建農，在當晚8點回家後，才看到巷口的徵收公告。他的第一反應是：「這個有問題！對城市裡私人房產的徵收，應該是國家的重點工程、國防建設等的需要，才有徵收，這裡何來徵收？」

幾天之後，年過7旬的袁冬梅目睹了一幕前所未見的場景：幾名工人不由分說，在小院粉白的牆壁上，用紅漆噴上了4個直徑超過80厘米的「征」字。

袁冬梅百思不得其解：「徵收和拆遷，有什麼區別嗎？」「當然有區別！」對方沒好氣地回答，「拆遷，有補償；徵收，那是你為公共利益犧牲。」「現在徵收你的房子還給你補償，那是政府照顧你們。」

「解放」棚戶區居民

「東牌樓改造項目，是長沙市第一個實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安置新政策的棚戶區。」

種種跡象表明，就在居民袁冬梅家彫花的黑色院門被一隻無形的大手推開之時，她所居住的城市正走入大規模改造的前夜。

全球金融危機襲來時，根據長沙市的統計，這座中部省會城市的二環線以內，還有著像東牌樓這樣成片的730萬平方米的舊城區，居住著18萬居民。2008年底，在接受央視經濟頻道《獻計中國增長》欄目訪談時，長沙市市長張劍飛如此表示：「如果能夠把這18萬居民從棚戶區'解放'出來，還可以產生很大一部分商品房需求。」

按照他的推算，1平方米棚戶區拆遷可以產生1.5平方米需求，730萬平方米棚戶區拆遷，就可以帶動千餘萬平方米的購買需求。2009年3月30日，長沙宣布，要在2009年開始的3年之內完成城區所有棚戶區的改造。

巧合的是，3個月後，長沙市領先全國發布了一份名為《長沙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安置工作規定》的文件。文件透露出一條重要信息：從2009年7月1日開始，該市城區內「國有土地上符合公共利益的建設項目」，若「需要實施房屋徵收與補償安置」，將一律實行該規定。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該規定並未界定何為「公共利益」。2009年8月5日，謎底部分被揭曉——東牌樓社區的「棚戶區」，成為首例新政策頒布後「公共利益」所需的徵收對象。

一切真實地降臨了，邁入9月份，東牌樓居民們開始聞到一股濃厚的「徵收氣息」：藍色的圍欄已將社區三面合圍，寫滿宣傳「棚改」、「徵收」的大字橫幅環繞四周，大字號的政府公告和紅色的「征」字佔領了社區的每一個顯眼的角落，不斷更新的、以編號形式印發的公開信，被不定期散發到各家各戶。

被徵收區域正中心位置，原來是長沙市司法局辦公大樓，現在已變為徵收指揮部的所在地。3個碩大的喇叭裝上了大樓樓頂，分別面向西、南、北三個方向。每天早晨8點整，廣播準時響起，一個雄渾的男中音以堅定的口吻，宣讀著區政府的各類公告。

與之相配套的是竟日在社區內穿梭往返的、帶有車載音響設備的「徵收政策」宣傳車，「棚戶區改造，符合公共利益需求」的聲音，迴盪在社區上空。

事實上，廣播和公開信中提及的分段獎勵的刺激措施，在此前國內拆遷中早已司空見慣，卻依然在東牌樓取得了奇效：僅開始簽協議的頭三天，9月4日到9月6日，就有102戶居民在徵收補償安置協議上簽字表示同意。

「先徵收，再對外公開拍挂」

徵收指揮部講述了不能就地安置的理由：其一，「該地規劃為商業用地，不宜大規模建設安置樓房」。

面對已瀰散多年的集體主義氛圍又一次重臨社區，被徵收一方的居民們顯得茫然無措。除了部分居民們聯合起來，向徵收指揮部提交了一份請求「就地安置」的申訴書外，他們幾乎想不出別的應對辦法。

有人從長沙市發改委的網站上發現了一條泄露天機的信息。一份名為《長沙招商項目目錄（2009）》的文件對東牌樓項目有如下描述：處於中央商務區商業圈，擬建大型購物商場、高檔酒店、服務式公寓等——並無「安置住宅」的字眼，也與此前被廣為告知的「為了公共利益，依法進行徵收」形成鮮明對比。

一份比徵收令更為詳細的「徵收補償安置實施方案」，擺在了東牌樓居民面前——宣傳已久的「棚戶區改造」，突然變得面目猙獰起來：原以為渾然天成的就地安置，現在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他們將極有可能只得到少量的貨幣補償，然後搬離這裡。衝突，蓄勢待發。

2009年11月9日，下午3點多，居民穆明德的丈夫正在家中狹小的店面裡照料生意，七八個身份不明的人闖了進來，不由分說地將人拖出店面。

「來的人只說了一句話，'你們不搬我來幫你搬'。」緊接著，一群人衝進店裡，將貨架上的壽衣、香燭、紙錢通通裝入麻袋運走。「也沒有打收條，也沒有說他們是哪裡人。」

這一切似乎有前兆：就在3天前，徵收指揮部曾發布一道措辭強硬的命令，要求徵收範圍內的商戶必須在3天內停止經營。穆明德對此毫不理會——這個經營壽服等喪葬用品的小店，是她家祖傳的產業，停業即意味著斷絕一家人的生活來源。

當徵收進入這一階段後，穆和袁冬梅等社區的原住民，成為最為堅定的反對者。雙方矛盾焦點逐漸彙集為一個問題：徵收之後，究竟是產權調換，還是貨幣補償？

對於居民們的申訴，徵收指揮部的答覆簡潔明瞭：只能貨幣補償。

「棚戶區改造了，我們不能住這裡，這還是改造嗎？」穆明德無法理解。徵收指揮部講述了不能就地安置的理由：其一，「該地規劃為商業用地，不宜大規模建設安置樓房」；其二，「該項目是先徵收再對外公開拍挂出讓土地，目前建設項目和動工期限都無法確定」。

而如果按照4000多元每平方米的貨幣補償價格，原住民已無法在這片中心地帶購置房產，唯有遷往長沙遠郊。而對於類似房產同時是店面的居民穆明德家，問題則更為複雜。「有這個房子做生意，我們全家11口人，可以世世代代都不向國家伸手。現在要趕我們走，不是斷絕我們一家人的生路嗎？」

反對徵收的最後一搏

「到了這個時候，哪個公證處為了這1000塊錢公證費，敢過來幫你公證？」

沒有證據表明，11月9日的飛來橫禍與穆明德的反徵收的立場有何聯繫，但在那天下午，當穆和家人聞訊趕來時，在長沙小有名氣的「穆記壽服店」，已被上百名穿各類制服的人圍個水泄不通。而此時，剛才還開門迎客的街道，此時只能聽到眾多商戶們「乒乒乓乓」此起彼伏的關門聲。

不速之客們絕塵而去。此後，社區內被徵收範圍內的商戶們，再也無人敢開門營業。東牌樓越發沉寂。

12月13日，是高音喇叭的最後一次廣播。這天，廣播員一反常態，不再呼籲大家早日簽協議領獎勵，而是提醒留守的居民們，空寂的社區內需要「防止犯人藏匿」、要「防火防盜」。

這一天，居民楊衛輝也有了一種大勢已去的感覺——90%以上的居民已簽了補償協議，她逐級上訪到北京，又剛從北京回到長沙，並無任何收穫。區政府專為楊家下發的「紅頭文件」，已在一天前送到了楊的手中——這份名為「房屋徵收補償安置決定」的文件宣布，楊衛輝必須在文件送達之日起15天內騰空房屋，「逾期不騰空房屋的，將依法予以強制執行」。

當徵收進入最後階段時，不斷有居民選擇了放棄「抵抗」，簽字搬離。他們前腳剛走，後腳就有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們來到這裡——像此前一樣，掄起大錘，將房內的門窗悉數拆除砸毀。最終，整個單元已只剩下楊衛輝一家。

經過維權之路的洗禮，這個平日擺地攤為生的中年婦女，已能熟練地背誦《憲法》第十三條、《物權法》第四十二條第三款的內容。但如今，在背熟法條之外，她還決定做更多的準備：全家已被動員起來，她和丈夫兩人交替在家留守，「誰來都不開門」。

朝北的窗戶是家裡最為薄弱的地方，楊和丈夫用木板將窗戶釘死。窗下曾是楊的臥室，現在專門把80多歲的公公從鄉下接來，日夜躺在床上，預備對隨時可能到來的強拆者的破窗而入，以死相抗。

此時，居民與徵收指揮部面對面的利益博弈中，已很少有人再去議論「徵收」與「拆遷」的區別，但當談判一次次不歡而散後，幾乎快被人忘卻的「徵收」，又在這一時間跳了出來。

一次，一位有經驗的朋友告訴楊衛輝，最好把樓上已搬遷戶家的水管鋸掉，防止水管滲透導致房屋牆體開裂，那時房子將會被定義為「危房」。而一旦「被危房」，強拆就指日可待了。楊衛輝一聽，馬上表示要找公證處來，「讓他公證我家房子不是危房！」

朋友這樣提醒她：「這是政府徵收！不是開發商拆遷！」「到了這個時候，哪個公證處為了這1000塊錢公證費，敢過來幫你公證？」

寄望於國家立法?

「這麼好的磚，這麼好的房子，再也不會有了。」

時間緩緩走完了2009年——一方面，這一年年末的「唐福珍事件」和「五教授上書」，成為東牌樓居民們熱議的話題，並偶爾能帶給他們堅守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徵收」還是一路勢如破竹，截止到2010年1月7日，超過千戶居民的社區裡僅有73戶還拒絕在徵收補償協議上簽字。

留下的居民們把唯一的期待留在了拖延時間上，他們的假設是：只要挨過年底，開春就是「兩會」，如果新的徵收房屋的國家立法能在那時誕生，那麼，「一切就有希望了」。

但目前的信息均顯示，國務院法工委已經在著手制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拆遷補償條例》，全國人大暫時並無著手立法的表示。

與之相映照的是，著名拆遷法實務專家、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才亮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寫到：「人們都關心國務院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草案）》的內容是怎麼定的，但至今沒人披露出來。好在湖南長沙出臺了一部《長沙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安置工作規定》的政府令，我想這個文件可以幫助人們瞭解國務院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草案）》的內容。」

按照王才亮的判斷，東牌樓社區的居民似乎是最能預測未來的人了。

「長沙的這個規定，是先把土地收回來，然後徵收房屋，那發生的事情就跟以前的拆遷一樣了。」民間學者、古城保護專家華新民對本報記者表示，「地權被滅失，談何保護房產？」

2010年1月11日，寒冬已降臨長沙，整個東牌樓社區籠罩在一層薄薄的霧氣中。據當地媒體報導：「長沙市第一個也是最大的棚戶區改造項目——東牌樓棚戶區改造項目進展順利」，「二期項目將在春節後全面啟動」。不久的將來，號稱投資40個億、由香港恆隆地產打造的大型商業中心——長沙恆隆廣場，將在這片土地上誕生。

此刻，東牌樓居民袁冬梅相信，自己祖屋已不可能保留到2010年春節。她唯一的心願是，在強制徵收之後，她能從祖宅的廢墟上撿走幾塊青磚。「這麼好的磚，這麼好的房子，再也不會有了。」Thank you for contributing your translation suggestion to Google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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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民主與法治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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