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建國大業》高票房的背後
1、建國大業的成本據稱只有3000萬多，而票房卻突破國產片記錄，有望超過4.5億，從文化批評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建國大業的高票房？
朱大可：我想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172個明星的空前陣容，對粉絲群體和普通觀眾有強大的號召力，其次，許多地區仍然按主旋律電影的觀看方式，進行單位購票和組織觀看，國企和事業單位的團購票房，當然也被統計在內。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雙管齊下，製造出新一輪的票房奇蹟。
2、在這一過程中，觀眾的社會心理究竟是怎樣的呈現？為何會如此？
朱大可：《建國大業》和轉型中國的文化邏輯根據有限的觀察可以發現，大部分觀眾是針對明星而去的，而明星可以被崇拜，也可以被戲謔和嘲弄，這就是觀看過程中笑聲不絕的原因。當範偉、郭德剛、「傻根」 和梁朝偉等人出現時，觀眾都會發出戲謔的笑聲。但更重要的是，這部影片本身出現了嚴重的價值分裂。它是消費主義和傳統意識形態的混合物，由此製造了大量不協調的內在的邏輯衝突，並且成為民間笑料的根源。這就是轉型中國的文化邏輯。用娛樂精神的樂器演奏主旋律，只能產生這種灰色幽默的效應。
3、這是否體現了一種公眾對威權的反抗或者依附乃至從反抗到依附的轉化？
朱大可：主旋律電影過去也被嘲笑，但因觀看者人數寥寥，所以沒有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反抗，恰恰相反，這笑聲更像是一種妥協，因為嘲笑不但會消解宣傳口號，也會消解反抗的意志。笑聲在文化上是似是而非和高度曖昧的。在八十年代，這種笑聲曾經具有挑戰性，而現在則是完全無害的生活形態。當然，我也看到了一些對影片進行嘲諷的流行段子。它們的確具有一定的針砭性。但這種批判的力度還是非常有限的，它無法矯正中國電影的諸多弊端。
轉型中國的文化邏輯
4、這是國家意識形態與大眾文化的合流？還是國家正諭在消費的狂歡中被娛樂化了？
朱大可：建國大業第一次完整展示了轉型中國的文化邏輯，也就是消費邏輯和政治邏輯的二元並置。它的確是一種對抗性元素的「合流」，可以讓國家威權變得更加柔軟和易於接受，但同時也會消解威權的威嚴性。對主旋律「作曲家」而言，這是一種危險的模式，它具有明顯的「雙刃劍」功能。儘管一定會有新的主旋律電影步它的後塵，但我認為這種模式會對主旋律本身形成的傷害，跟它所獲得的利益同樣「豐厚」。
5、被稱之為」主旋律商業大片」的建國大業，代表了怎樣的文化符碼？觀眾用票房支持建國大業又代表了怎樣的文化符碼？
朱大可：建國大業是一個古怪的文本，它跟老式主旋律電影的最大區別，首先在於它在語義上是自我指涉和自我纏繞，由此產生文本內部的自相矛盾；第二，它的宣教內容跟歷史發生了衝突；第三，它所描述的歷史鏡像跟現實發生了衝突。這是三個層面的矛盾。這種多重性矛盾使影片的邏輯變得荒謬可笑起來，但正是基於這種歧義、多義和曖昧，影片變得耐人尋味起來。我不認為它是一部不值一看的片子，相反，它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研究轉型中國文化邏輯的重要樣本。
6、您所說的自相矛盾，是否是它進行自我批評和反思的結果呢？
朱大可：《建國大業》和轉型中國的文化邏輯這部影片最引人注目的台詞，就是上海打虎事件後蔣介石對蔣經國所說的一番話：「反腐吧，亡國，不反腐吧，亡黨！」 這段經典台詞好像在說國民黨的歷史處境，卻又像是在影射現實。這是一些觀眾支持這部影片的重要理由。他們認為這部主旋律電影具有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而這是一種文化進步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到，建國大業裡充滿了這種似是而非、充滿歧義、自我反諷的場景。但這與其說是一種自我反省，不如說是一種敘事謀略和技巧，以便在審查層和觀眾層都討取掌聲。在「電影厚黑學」的業務範圍內，建國大業的確有許多值得深究的地方。
7、在演員的層面所引發的國籍風波，也是建國大業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而演員紛紛放棄報酬，是該片低成本的重要原因。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朱大可：大陸、香港和海外華裔藝人爭相成為建國大業的角色，這使得這場拍攝活動成為一次效忠儀式。許多人的注意力都被所謂「愛國主義」的問題所吸引，而忽略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那些娛樂明星在獲取外國「生活執照」之後，正在謀求本土的「演出執照」。出席這場「盛宴」，就意味著從此獲得了政治通行證，而那些沒有拿到角色的演員，則會產生關於「演出合法性」的焦慮。那些傳說中被封殺的演員，例如湯唯，沒有在影片裡露面。這是利用角色分配進行政治甄別和權利（權力）分配（交易）的典型案例。
8、為什麼建國大業不去描述兩支軍隊在正面戰場激烈交鋒的精彩場面，反而要耗費主要筆墨去講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過程？這到底處於什麼目的？
朱大可：《建國大業》和轉型中國的文化邏輯這的確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建國大業本來應當去描述國共戰場上的正面衝突，因為這才是歷史關注的真正焦點，也是這個題材的視覺優勢所在，但它卻轉而糾纏於政治協商會議，甚至僅有的幾個戰爭場面，都是從其它主旋律影片中借來的航拍鏡頭。這的確是一次大膽的敘事冒險。只要觀眾跟8年後的「反右鬥爭」進行聯想，就會摧毀這場主旋律表演的歷史根基。所幸的是，80年代及其此後出生的青年觀眾，大多不會展開這樣的政治聯想。相反，政協會議的設計顯示了一箭雙鵰的功能：它不僅可以用來證明新中國的政治合法性，也使得大多數娛樂明星有在奢華場面中扮演豪門貴人的機會。
9、有一種批評聲音指出，既然演員都是義務演出，那麼觀眾就有權獲得免費或低價觀看的權利。但實際上票價一直維持在最高狀態。您對此怎麼看？
朱大可：這是一種機智的指桑罵槐的批評，它嘲笑了製作方的邏輯。一方面要求藝人為主旋律而義務獻身，一方面卻實施嚴格的高票價制，並且大聲炫耀它的票房收入，這是雙重價值標準的結果，它從另外一個側面折射了建國大業的邏輯混亂。
10、建國大業的模式是獨一無二的，還是有可能被沿襲和複製，它對主旋律電影的未來，以及國產大片的未來將產生什麼影響？
朱大可：這的確是獨一無二的影片，必將成為中國電影史的一個標桿，所以完全有被模仿和複製的可能。中國電影的自我複製能力是極其驚人的。但這種百人明星團體操的手法，通常只能玩一兩次，搞多了，容易產生視覺疲勞，最後難免淪為票房毒藥。
何為中國電影的健康出路？
11、這種明星雲集的模式，是不是中國電影票房的唯一出路？您如何讓看待中國電影的現狀？
朱大可：《建國大業》和轉型中國的文化邏輯中國電影工業的收入，在全國GDP中的份額是非常有限的。2008年,中國電影產量高達406部，據說已經名列世界前三名，但國內票房只有42.15億元，不過是上海兩三個高端樓盤的銷售額而已。令人不安的是，中國電影的這點微薄收成，居然建立在一種畸形發展的格局之上，也就是說，它依賴的不是一個人數眾多、水準整齊的導演群體，而只是張藝謀、陳凱歌和馮小剛這三個導演。他們壟斷了電影業的主要資源，卻只能製造諸如 「無極」和「黃金甲」之類毫無精神價值的貨色。而大多數「小片」卻因缺乏資源而喪失發展空間。現在中影集團以國家主旋律的姿態加入了大片製造者的隊列，勢必會加劇電影資源的權力壟斷，形成更為嚴重的文化霸權。
12、您認為什麼才是中國電影的健康狀態？
朱大可：所謂電影發展的健康狀態，應當符合下列三項指標：首先是資源分配的相對合理公正，放寬審片制度，以基金扶持或政府補貼的方式，鼓勵不同樣式、主題和風格的導演的自由成長；第二是電影內容必須建立在人本主義的價值底線以上；第三是建立合理的電影分級制度，以便既能滿足成年觀眾對暴力和情色的慾望，也能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暴力和情色的傷害。這三種指標是互相制約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民族電影發展的前提和希望。
13、您曾經呼籲獨立電影和獨立影評的出現。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這種獨立精神有沒有生長的空間？
朱大可：獨立電影的生長必須依賴於民間資本，但為了避免權力脅迫現象的發生，民間資本應當被組織成文化藝術基金，也就是出資人無權直接決定投資對象，而必須通過第三方「基金會」進行資助選擇。但目前政府對基金的管理日趨嚴苛，民間基金組織的誕生變得極其困難。在這種情形下，獨立電影沒有基本的生長空間。但另一方面，鑒於網際網路和少數有良知的媒體的存在，獨立影評有自身發育的空間，獨立影評人的出現，將為中國電影工業提供必要的壓力，促使它向良性循環的方向發展。（2009年10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