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小說案,前後共株連迫害萬人（網路圖片）
《劉志丹》，是一部描寫中共早期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劉志丹傳奇生涯的長篇小說。毛澤東曾為劉志丹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也題詩：「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但是，這部小說卻被康生等稱做是「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並由此策劃了一起當代中國歷史上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前後株連萬餘人之多。
沒看小說就定性
1956年，工人出版社請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作小說《劉志丹》。到1962年春天，李建彤完成了小說的前五章。在創作過程中，李建彤多方徵求意見，還把稿子寄給了劉志丹早年的戰友、西北老幹部閻紅彥。閻紅彥粗粗地看過稿子之後，便表示「許多原則性問題」與歷史不符，不宜發表。閻所說的「原則性問題」，就是中共黨史上的「西北歷史問題」，因為對其中的一些史實和個別是非，有關的當事人長期存在不同意見。
在閻紅彥的提議下，1962年8月5日，《工人日報》停止連載；此後，閻紅彥寫信向康生做了匯報。康生在沒有看到小說的情況下，就給小說定了性：「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的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的。」
康生向習仲勛發難
康生接到閻紅彥的信不久，就在北戴河會議的小組會上向前中共西北局領導人、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發難：「你是反黨集團的挂帥人物，你們這個反黨集團，不僅有劉景範（劉志丹的弟弟），還有賈拓夫……你們是想翻天哩！」
康生在8月24日寫信給楊尚昆，提出要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說惹了麻煩。9月6日，她寫出了一份關於小說中幾個人物來源的說明，解釋稱：小說中的個別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綜合起來虛構的。但這時小說《劉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無辜的人，都已不可避免地被捲入了一場政治漩渦中。習仲勛、賈拓夫被禁止參加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康生給毛澤東遞條子
1949年後，中共先後對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幾次調整，但在毛澤東看來，這些調整實質上是改變或者背離了他的認識和判斷。所以，他在1962年 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嚴厲指責「翻案風」、「黑暗風」和「單干風」。這時，康生適時提出了小說《劉志丹》的問題，他遞了一張條子給毛澤東，上面寫道：「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毛澤東馬上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然後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在康生策動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等被指責為小說《劉志丹》的幕後策劃者。中央決定成立由二十人組成的「清查習仲勛等同志反黨活動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康生擔任主任。
株連者達萬餘人
1966年5月，習、賈、劉專案審查小組又寫了一份《關於〈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審查報告的結論，認為「寫《劉志丹》一書是習仲勛反黨秘密集團蓄謀已久的。習仲勛是《劉志丹》的第一作者，劉景範是第二作者，執筆者是李建彤」。
小說《劉志丹》的罪名之一，是「偽造黨史」，把劉志丹領導的陜甘根據地寫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和「正統」；罪名之二，是說《劉志丹》「把毛澤東思想說成劉志丹思想，企圖以他們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英明、還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說小說中的人物羅炎、許鐘寫的就是高崗、習仲勛，因而是「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勛」。論證邏輯是：高崗原名高崇德，小說初稿寫過一個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個人，因而羅炎就是高崗；許鐘這個人物，也屬於類似情況。
「文革」開始後，《劉志丹》案件進一步升級。康生多次點名稱習仲勛、劉景範、李建彤等寫《劉志丹》進行反黨，又多次批示審查工人出版社的有關人士。
此後，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被撤銷職務並下放，「文革」期間被關押八年；原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也被撤職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劉景範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獄；作者李建彤於1968年1月遭關押，1970年被開除黨籍，接受勞動改造；1968年1月，時任勞動部部長的馬文瑞也被關押，「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一轉眼就被說成了「習（仲勛）、馬（文端）、劉（景範）反黨集團」。
《劉志丹》小說案最後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並被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長以上的幹部都劃了進去，打倒了幾百名幹部。不僅西北幹部，長征過來的南方幹部和1962年參加審查這個案件的幹部都未能倖免。陜甘寧老區的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上萬人被打成 「彭、高、習反黨集團」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陜北採訪時為其帶過路的群眾也被打死了好幾個。該事件前後共株連迫害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