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記者」的工作證（資料圖片）
「當記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漸漸成為城鄉無業青年的一種「職業」。這裡已經出現了忻府區合索、曹張鄉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當地聞名的「記者村」。這些「記者」的目的只有一個，利用煤礦詐錢。
一聲炮響轟出兩「記者」
今年2月18日，山西省原平縣長梁溝鎮炸毀「黑口子」的一聲炮響，旁邊的大三溝礦死了人。令人吃驚的是，在死傷者中，不少是「記者」。
據偵辦此案的一位民警透露，被炸的「黑口子」，礦主叫薛小峰，是原平大牛店鎮神山二村人，曾在《山西市場×報》忻州記者站工作過，後仍以「記者」身份活動，現已在逃。而大三溝「黑口子」盜採者5死3傷，其中亦有人擁有記者身份。
在太原市中心醫院內科病房裡，記者見到了另一名「記者」王貴元。他是大三溝「黑口子」老闆的哥哥，也是事故中的受傷者之一。王一聽我們是來採訪的，第一句 話是「咱們是同行，我是中央電視臺數字電視的」。而他的一張名片，顯示其為《山西日報－能源週刊》編輯部、記群部主編助理。
談到「採訪業務」，王貴元搖頭慨嘆：「現在的少數記者不自重，到了礦上三百也收，五百也收，壞了行情。」
「記者」的致富之道
儘管假記者的「業務」和真記者一樣，涉及幾乎所有領域，但最集中的領域仍然非常明顯，那就是「礦上」和「路上」。假記者群體活動主要場所或涉路、或涉礦，其活動地點，通常是「黑口子」、運煤公路各大煤檢站、超限站和交警隊執勤點。
以山西產煤大市忻州為例，假記者最經典的「採訪路線」，是「跑寧武、長梁溝」和「雲霧峪」——前者是無證煤礦最集中的區域，後者則是108國道山西煤焦出省檢查站所在地。
敲詐的通常情況是，一行兩三個「記者」來到礦上，指出老闆在「違法生產」，並出示「證件」，對違法行為予以「痛斥」。老闆要先訴苦，然後約過領頭的人，給「車馬費」予以打發。
給多少錢、怎麼給則是一件頗費斟酌的事：給得少了不行，打發不走；給得多了也不行，會有更多「同行」馬上聞風而來。給得爽快，來的人會更多，而磨纏太長不 行，有的「記者」會掉頭就走，直奔政府，政府再責令黑老闆處理，錢會花得更多。至於「車馬費」的普遍水平，原本大致在1000元左右，但隨著「記者」的增 加，眼下已如病床上的王貴元所慨嘆的，跌落到三、五百元左右。
有時候，敲詐往往針對的是一家煤礦，掏錢的卻是當地一片黑礦，這被稱為「同行互保」。在黑礦聚集的地區，有時會來一兩個真記者，或是能發稿的假記者，他們 採訪後會形成文字，並以「引而不發」的策略嚇唬當地基層政府官員。基層政府為不被曝光，常常會嚴令被「逮住」的礦廠不惜一切代價擺平事件，否則整個地區都 會有被集體停產的「連坐」之憂。這時，一種「合作互保」的方式就出現了：被逮住的礦廠出大部分，周圍所有黑礦都給它贊助「擺平費」，力爭讓這一個礦順利解 決，不殃及池魚。
後來，一些被敲過的「黑口子」老闆，逐漸也想方設法弄到「記者」身份。因為他們發現，記者身份除了可以敲詐，也可以起到保護作用。在長梁溝鎮，一個鎮幹部就叫苦，「韓家溝的煤礦是記者開的，誰敢惹」。
無業青年紛紛當「記者」
「當記者」，在忻州已漸漸成為城鄉無業青年的一種「職業」。這裡已經出現了忻府區合索、曹張鄉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當地聞名的「記者村」。
忻府區南合索村的「記者」在當地被戲稱為「花圈幫」，這是因為其中心人物十多年前做花圈為生，後來當了「記者」，印的名片叫作「中國法律權益保護新聞調查中心《法制信息視點》編輯部編委會委員、處級調研員」，要「為黨和國家高層領導提供最新最准最實用的決策信息」。
這位當地有名的「記者」曾在忻州做過一個著名的「採訪」，在當地廣為流傳：一天，閻某帶著老婆去一個交警隊「採訪」，發現一女交警穿著拖鞋來辦公室，馬上大喝一聲：這還像執法機關嗎？看看你什麼形象！還穿拖鞋上班！
而在曹張鄉的「記者村」令狐莊，則以一批薛姓「記者」聞名。他們中的許多，原來本是牛販子，在2001年左右忻州假奶牛事件被曝光牛生意式微後，改行做了「記者」。
神山村的村民多姓賈，大家見面都以「賈(假)記者」稱呼調侃。他們中的許多本是干煤炭運輸的，熟悉黑煤礦和煤卡子中的一切奧秘，敲詐自是幾乎百發百中。
假記者收益遠大於風險
一不願透露姓名的文化部門工作人員私下分析道：從風險和收益的角度來衡量，當假記者收益遠遠大於其風險。他們本身就是農村閑散人員或城鎮無業者，就是被抓 獲被拘留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何況被抓極其偶然。而每天尋找他們本來就很熟悉的身邊有權有錢者的毛病，進行敲詐，則是輕車熟路的生財之道。這些人喜 歡冒充記者，是因為記者既有一定的社會稽查的軟權力，又不屬「國家工作人員」，不會犯「冒充國家工作人員」的罪名。
在忻州，假記者是有「山頭」、傳承和族系的。一撥經常在一起的假記者，基本都會有一個核心人物。不同幫之間通常不會爭地盤，有時還會親密協作——一個黑口子，你去過了，我還可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