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江門市政協副主席，市委統戰部長甄勵富三月二十號在家中自縊身亡，這是今年以來第七位自殺死亡的中國官員。本臺記者石山邀請在美國的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孫延軍和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大學管理學教授謝田就中國官員自殺等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從去年開始中國媒體報導了一些政府官員自殺的事件。今年從二月到現在中國媒體又陸續報導了一些政府官員自殺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中國網民的一些討論。孫教授能不能跟我們談一下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一般自殺是怎麼造成的？什麼原因造成的？
孫延軍：一般情況下自殺都是因為長期的心裏壓力過大，然後超出了他的經歷承受能力。最後產生了精神抑鬱什麼的，就是心裏異常之後承受不住了，然後他就採取了極端行為——自殺。
記者：那您覺得中國的官員容易出現這種心理問題嗎？
孫延軍：應該說最近這幾年當官也不容易了。
記者：為什麼呢？
孫延軍：隨著整個社會的生存環境的惡化，一開始普通民眾的生存環境惡化。後來由於官場呢無官不貪，他的利益份額都是非常重要的，他都是利益鏈條中的一環。他如果要是官員的內鬥中，如果站錯了隊伍，失去了上級的信任，他只要是站錯了隊，或者上級對他不滿意了，那隨便找一個什麼錯誤就能把他揪出來。然後讓他去當替罪羊。因此現在當官尤其是低層次的官僚還是非常危險的。
記者：前一段時間看過中國一個機構做了一個調查，說是中國最危險的職業是什麼？結果礦工是排第一；政府官員排在第二。我想問一下謝教授，做政府官員有那麼危險嗎？在中國是不是比別得地方更危險？
謝田：嘿嘿。一般我們從商業的風險上來講，一般一個投資來講，如果一般風險比較大的話呢，回報也比較大。反句話說，如果回報比較大的話，風險可能也比較大。我在想這個很有趣的現象。如果中國官員的風險已經跟不安全井下礦工相比較的話呢，他應該是回報比較大，或者說當官的謀取的利益非常豐厚，所以才會產生這種情況。
記者：對。您這個說法比較有意思。那您覺得自殺人數越來越多，您有什麼自己的看法？現在我想我們可能還沒有太多準確的數字，因為中國很多東西都是不透明的嘛，那現在如果說中國有八百萬，上千萬的官員的話，那我們還沒有數字說官員中的自殺率和普通老百姓有什麼不同。這個是不是確實有不同，這個我還沒看見最準確的數字。那麼也很難得到。自殺在全世界都有，中國我們可以想像有一點不同的就是自殺的原因可能跟其他國家不一樣。你想剛才孫教授提到的那種官員的自殺涉及的體制上的問題的話，那很可能中國的自殺是不是跟體制有關係。
記者：中國官員自殺人數最多的時期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時候當然就涉及到權力鬥爭啊。孫教授中國是全球自殺比較高的國家，你覺得這個中國人自殺率高是不是跟中國人的普遍的心理素質有關係？
孫延軍：中國人的心理素質按道理說應該是世界上心理素質最好的民族。
記者：為什麼這麼說？
孫延軍：中國人長期的傳統觀念來看，中國人的心理素質是非常好的。這幾年的自殺率說明瞭一點就是中國社會的社會生存環境確實是越來越惡化了。08年就曾經受幾個政府部門和黨校部門他們的邀請去給這個政府官員講心理健康問題。因為那時候的話，官員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了。北京市有一個調查，北京市下屬的一個區40% 以上的區的官員是心理不健康的。
記者：有網民這樣說，他說中國官員的自殺率並不高，老百姓的自殺率高。所以官員有幾個人自殺不值得大驚小怪。那謝教授您怎麼看？
謝田：我想是的。這還有一個新聞透明度的問題。估計訪民之中、維權人士之中，一些絕望的人中可能自殺率高。因為新聞封鎖的原因，這些我們可能不知道。所以這又回到我剛才講的關鍵的問題是缺乏中國社會真實的景象和真實的數據，這個可能是更大的問題。
記者：大家對官員自殺比較感興趣還有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就是，官方媒體通常不告訴大家他為什麼自殺？他的自殺原因是什麼？湖北有一個副市長自殺以後他的家屬對他的死因非常有疑問，結果自己去調查，結果這些人也被抓起來勞教了。所以這個讓大家非常感興趣。這個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孫教授對這個官員的自殺的關注，和這個不公開有很大的關係？
孫延軍：這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它為什麼不公開，因為它這個政治體制，它就有很多見不得人的事兒。因此新聞媒體也不敢公開。民眾和政權的執掌者之間，執政者之間已經成為敵我關係了。那麼它做出任何一種新聞報導它都要充分考慮到民眾對這件事兒的反應。它越是不想把它放開了，民眾就越關注這樣的一些事情。
記者：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非常感謝謝田教授，也謝謝孫延軍教授。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石山邀請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孫延軍和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大學教授謝田討論中國官員自殺人數大增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