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印象中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幾乎和每一個美國人聊天，我都會問他們這個問題。
在紐海文城北的一條小河邊，一個正在釣魚的建築工人說，長城，中國餐館，人權，中國人很聰明，但政府，不太好。一個曾經在中國生活過一年的耶魯大學的女生說，中國人很多，個人空間小；中國人對外國人很好奇，經常在背後稱她「老外」；還有，她在一個小鎮上住旅館，發現那裡的警察對外國人戒備心很強。
一位曾經在山東聊城一個大學裡教過英語的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回憶充滿了溫暖，他說，當時在那個小城市裡，外國人極少，很多人都認識他，對他很友好。我們一起吃飯他堅決拒絕AA制，而是堅持要請我吃飯，說在聊城他的學生就經常請他吃飯。一個學中文的曾經去過中國的八歲小女孩說，有一次在上海一家餐館她叫一個服務員「同志」，發現服務員用一種很奇怪的表情看著她。我告訴她中國很多場合都不再稱呼「同志」了，甚至有的地方，「同志」還有同性戀的意思，她驚訝地一下子張大了嘴巴。
一位華裔大學生的回答讓我有點不舒服。他出生在美國，父母都是香港人，現在仍有大部分時間工作在上海。我們在芝加哥機場同坐一張桌子吃飯，面對黃皮膚黑眼睛，我總會覺得有一種親切感，本以為他會很熱情地談論中國，沒想到他說，對於你們的國家，我瞭解很少。他畢竟是美國人，我想，也不能責怪他什麼。一位出生在瑞士的華裔女孩則讓我非常驚訝，她不僅能講流利的中文，而且能背誦大量中國古文詩詞，她在自己的簡歷中開頭就說，當然，我是中國人。嗯，
一位從紐約接我到紐海文的司機抱怨，美國到處是中國製造的產品，很多美國人因此失業了。他年輕的時候，康州有很多小工廠，可是，後來，它們都被大企業吞併了，然後，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我告訴他，中國還有很多窮人，社會保障又不好，如果他們失去工作，他們的生活簡直不敢想像，請理解，他們更需要這些工作機會。
二
７月我是在紐約度過的。
喜歡在時代廣場做一個守望者。找路邊一個台階坐下來，看繁華的霓虹燈下匆匆的行人。曼哈頓是一片富饒的土地，來自這個星球上的各色人群都可以在這裡紮下根來，幢幢高樓遮蓋了天空，在這短短的兩百年裡它製造了人類無數的傳奇。在這狹窄的街道邊，在高樓的腳下，流動著各種顏色的鮮活的面孔。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都是那麼遙遠。因為我只是一個守望者，我不屬於這片土地。
喜歡逛紐約的中國城。也不一定是為了買什麼東西，而是喜歡逛逛。後來我還真的養成了這個習慣，每次路過紐約如果沒有急事的話我總會下車專門到中國城溜躂一圈。
第一次尋找紐約的中國城大概是我到美國三天以後。紐約亂七八糟的地鐵很會欺負陌生人，我出了地鐵口分不清東西南北，正彷徨間突然看到遠處一個讓我倍感親切的標誌－－麥當勞，於是想，先吃飽了再說吧。
麥當勞感覺不如北京的好吃。無意間我抬頭看見牆上「福」、「祿」等幾個大大的漢字，心裏頗為納悶。走出店門問路人哪裡是中國城，回答說這就是。
越是往孔子大廈背後走，越能感覺到這裡是中國城。到處是漢字招牌，街上行走的幾乎全是黑頭髮黃皮膚的華人，兩旁到處是地攤，賣水果、蔬菜、小日用品等。商店櫥窗上張貼著華裔小姐選美比賽的海報。酒店裡二鍋頭１０美元一瓶，五糧液３５美元一瓶（都是７５０毫升）。蔬菜大都比較貴，最貴的要數中國芹菜，４美元一磅。有一家四川飯館生意紅火，５美元一碗麵味道還不錯，就是不夠辣。
紐約８２９反布希遊行的前一天我突然想在這裡住一晚上，但找不到旅館，聽人說的很多小旅館怎麼都找不到呢？還好接近１２點的時候終於有一位湖南人把我帶到了一家小旅館，地下室的一間小房子一晚上１５美元。後來才知道，這些中國人開的小旅館大都不掛招牌的，因為是非法的。
三
９月，耶魯開學了，這個小城市的人口一下子多了起來。我曾經設想把自己封閉在一個英語環境中，但後來發現這不切實際。耶魯法學院中國法中心每週二下午有一堂課，講中國的法律改革。雖然課堂上都是英語交流，但這堂課是我們這些訪問學者聚在一起的一個機會，課後我們通常會找個藉口一起吃飯，然後用漢語痛快淋漓地高談闊論一番。
「城南聽松」是我和王利明教授去蹭飯和高談闊論的地方。這是耶魯南邊的一棟房子，四個中國人合租了下來，以自己的名字最後一個字的諧音構成了這個「客棧」的名字。汪建成老師是北大法學院的刑事訴訟法教授，耶魯法學院訪問學者，是客棧的老大，是「汪core」；彭亞楠是耶魯法學院憲法學博士生，虔誠的基督徒，布希的堅定支持者；汪汀是耶魯法學院的JD學生，八歲從北京來到美國，哈佛本科畢業，布希的堅決反對者；葛雲松是北大法學院民法學副教授，耶魯法學院的LLM 學生，聰明絕頂溫文爾雅的學者。在這裡，人人爭著做飯、洗碗、掃地，勞動真正成了一種需要，四個人過著××主義般的幸福生活。「城南聽松」還有另外一個名字，那就是四個人名字第一個字的諧音「棚狗汪汪」。
「汪core」長得怎麼看也不像一個教授，倒是真像「老大」，玩殺人遊戲臉不紅心不跳，自信即使回家養豬也會比別人養得好。他做得一手好菜，誰不吃就是不給面子。當然，最讓王利明教授唸唸不忘的是「汪core」主廚做的從城北小河邊釣來的黃魚。
四
１０月初，中國最高法院肖揚院長來耶魯法學院訪問。中國法中心的人都在忙碌準備迎接這位尊貴的客人。本來他要在法學院發表一次公開演講，但臨時改變了演講地點並縮小了聽眾範圍，據說是怕人權組織到場抗議。
肖揚院長講中國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講最高法院在司法專業化、人權保障等領域做的努力。他說，期望在未來一兩年內能就刑事司法程序進一步改革，希望能夠和檢察機關合作推動這項變革。美國最高法院奧科納法官主持了演講會，這位里根總統提名任職的深刻影響了美國社會的女法官和肖揚討論各自的工作職責的差異，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歡笑聲。
演講結束幾位教授提出了很有見地的問題。格爾教授的問題是，肖揚大法官談了法院系統內部的改革，但司法改革不可能脫離中國的國情，那麼，司法改革的同時怎樣處理司法機關和其他權力機關的關係？肖揚談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但顯然他的回答不能讓人滿意，身為中國的大法官也不可能給出一個讓人滿意的回答，在場的人都清楚，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司法和黨的關係。江納森的問題是，最高法院打算怎樣通過司法保護憲法權利。肖揚回答說根據中國的法律解釋憲法的權力在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法院沒有權力解釋憲法，也不能做出違憲審查。但有一個趨勢，那就是憲法權利越來越受到重視，有關憲法權利的訴訟會越來越多地出現。
演講會後是一個小型酒會，大家繼續交流，我向肖揚提出了我們正在援助的承德陳國清案，批評河北高院的官僚主義。也許他記不得這件事情，但無論如何，這位從法官去掉大檐帽、穿法袍等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細節開始推動中國司法改革的大法官值得我尊敬。
五
新英格蘭地區的楓葉紅了，紐海文的秋天是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湛藍的天空下一群群雕塑般的石頭建築是古老的耶魯大學。
這個秋季，耶魯大學舉行了很多紀念活動，紀念１５０年前第一位亞洲人在耶魯畢業。他叫容閎，是一位中國人。很慚愧的是，在參加了一系列紀念活動之後，我才對這位倍受尊敬的中國人有了一點點瞭解。
１８４７年初，容閎在一個美國教師的帶領下乘坐一艘運茶的商船出發，經過９８天的海上旅程之後來到美國，在馬薩諸塞州的孟松預科學校開始了學習生活。１８５０年，容閎考入耶魯大學。
容閎是穿著長袍留著長辮進入耶魯大學的。他在晚年時曾回憶說，「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我已經初步想好了我將做什麼。我堅信下一代的中國青年應當能有機會受到我所受到過的教育，而通過西方的教育，中國或許可以再生，變得文明而強大。這一目標的實現已經為我一生事業的雄心之所在。」
畢業後容閎回到中國，１８７２年到１８７５年間，他先後組織了４批共１２０名中國少年赴美留學，這些優秀學子中的很多人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輝煌篇章。在容閎雕像落成典禮上，耶魯大學副校長羅瑞莫在致詞中說，容閎是個非常出色的學生，他獲得過耶魯英語文學獎，他開創了有１５０多年歷史的留學先河，通過 「大清幼童出洋肄業局」，他支持和鼓勵了很多中國傑出領袖人物的教育。大學畢業後服務於社會，服務於國家，他的精神是耶魯大學寶貴的財富。
為了祖國的文明和強大，他付出了一生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一個世紀以前的中國是多麼讓人絕望，７３歲的容閎作為維新派受到清政府的通緝。他說，「我隨時都準備為中國而死，只要死得其所。」
站在這位先輩的雕像前，我無法驕傲，一個聲音在追問，為什麼１００年後我們的祖國還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為什麼？
六
１２月初，弗裡德曼教授邀請我到寒冷的威斯康星做一次講座。晚上他讓我住在他家裡，我們談了很多很多中國農村問題。他曾經在中國農村生活過很多年，非常瞭解中國基層的官僚體制會不斷製造和激化社會矛盾，而近期又看不到改革的跡象，對於中國的未來，他充滿憂慮。其實，我也一樣擔憂，但我仍然認為，中國正在變化，很多希望或許明天就會出現。他勸我喝白酒，說，河北定縣的村民就是這樣勸他喝衡水老白幹的。那個晚上我喝多了，還好，能控制自己沒有表現太多的悲傷。第二天清晨，他開車送我去機場。臨別時他輕輕地說，保重，但願，中國的未來能像你希望的那樣樂觀。
在弗裡德曼教授那裡，我得知劉賓雁先生得了癌症。高中時代，先生的報告文學曾是我認識自己國家的一個窗口。如今，老人家七十多歲了，兩個月以前剛剛經過痛苦的化療。
猶豫了很久，我決定去看望老人家，我不能因為政治上的敏感而完全放棄良知（我已經放棄很多了）。整個下午，先生痴迷地傾聽我給他講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我給他講一些故事，這些年，人們越來越富裕了，越來越多的農民來到城市，人們的權利意識增強了，社會更加開放了。先生深情地回憶起在北京的家，回憶自家附近那些街道的名字。從五十年代起，先生被劃為×派，從１９８８年起，他再也沒能回到自己的祖國。
告別時，先生送出門外。他說，很奇怪，整個下午他都沒有感到任何病痛。在回紐海文的火車上，我一直在想，我能為老人做點什麼。或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他帶來這樣一個幸福的下午。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我們這個民族有過太多的政治流亡者。
七
格爾教授問我，願不願意延長居留期限，他打算安排我一月份去一趟加州，我說，我想回了。對於這位師長，這位幾乎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我內心充滿了感激。但有一件小事，我從來都不會向他提起。這是我在美國印象最深的經歷之一。可它是那麼的微小，格爾教授肯定不會記得的，很可能，他從來不曾知道有這樣一件事情發生過。
那是９月的一天，格爾教授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他們家的房子坐落在紐約東部的一個小鎮背後，這裡是著名的紐約的後院，豪華別墅掩映在大片的樹林和綠地中。晚上，我和格爾教授以及他的兩個正在學中文的孩子一起看電影，影片的名字是《藍風箏》，很久以前我聽說過這個影片，但從來沒有看過。
電影透過一個孩子的視角講述中國一個家庭從反×運動到文化大×命的苦難遭遇。孩子的父親被打成×派屈辱而死，孩子的兩個繼父也先後含冤而死，最後孩子的母親也被送進監獄。其中一個鏡頭是這個孩子的繼父病了，躺在家裡即將死去，孩子的母親守在床前淚流滿面。
格爾教授８歲的小兒子突然問，他們為什麼不去看醫生？格爾教授盯著屏幕若有所思，輕輕地說「poor country」。
剎那間，我心中像觸電了一樣，難過到了極點。是啊，那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很多年後，我的故鄉泥濘的土路和寒冷的冬季依然跟記憶中一模一樣，甘肅會寧地區那個住在破窯洞裡的人家全部家當就是一個灶臺、一張破桌子和一個土炕，貴州鐵路邊上一個貧窮的山村殘破的房牆上新刷的禁毒的標語，鄂西北那個村莊一個即將離世的愛滋病人在絕望中擠出一絲微笑，還有很多很多，那些我曾經走過的村莊，那些遙遠的記憶在這個別人的國家裡顯得更加清晰。我就生在那樣一個貧窮的國家，那些貧困屬於我，那些苦難屬於我。
我知道，電影講述的僅僅是中國的一段歷史，我知道，格爾教授沒有任何看不起中國的意思，可那是我的國家，我太敏感了，對於中國，真的太敏感了。這些貧困讓我痛苦，正如不公正讓我痛苦一樣。這些貧困和苦難促使我時常反思曾經走過的路，讓我不斷地痛苦追問自己的行為是否過於激進，是否過於懦弱。
八
在人們忙碌著準備慶祝聖誕節的時候，我盤算著回國的日子。還有一個星期就要回北京，我已經無法安心做什麼。我知道，我會留戀耶魯美麗的校園，留戀漫過紐海文綠地的鐘聲，留戀夢境般繁華的時代廣場，留戀我居住了近半年的舒適的小屋。但這個國家是人家的，不是我的，我知道這樣的敏感太過分了，可我無法擺脫。
來到這個國家研究選舉和憲法問題，然後回到自己的祖國。我總是想起那些逝去的年代，那延續百年的吶喊。李鴻章在日本受辱。吉鴻昌在胸前掛著牌子「我是中國人」。宋美齡在國會演講「來到這個偉大的國家尋求友誼」。難道是因為這個國家太大，歷史太久遠所以這場現代化的變革必須經歷一百多年的反反覆覆的苦難？
今天，那些悲愴的歷史記憶早已遠去。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並沒有完全擺脫先輩們的自尊和敏感。我看到校園裡張貼著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海報，當有人問我中國的選舉是怎樣進行的，無論他們是多麼的善意，我還是感到自己受到了深深的傷害。
回到中國去，不知道又要面對多少求助信件，面對多少含冤者期待的目光，面臨多少愧疚和不安，面臨多少猜疑和責難，甚至面臨失去自由的痛苦。中國需要進一步發展經濟，但同樣需要社會公正。一方面是不正當的權貴，另一方面是弱者被剝奪，遭遇不公正的人無處伸冤，甚至無處控訴。當他們中的少數人忍無可忍來到祖國的首都祈求青天，他們會被抓回去，關到各種名目的「教育站」裡，遭受各種侮辱和毒打。我們能做什麼？也許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可我真的擔心，少數人承受殘暴的苦難無法撐起一個民族的繁榮和未來，我擔心這個國家會遭報應的。
回到中國去，那是我的家。那個承受了百年動盪苦難的地方，那個依然沒有擺脫貧困、專制的地方，那個人民正在為追趕文明時代而辛苦勞作的地方，那個充滿希望和夢想的地方。那裡有沈重的責任，有必須承受的苦難，有一生的幸福和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