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博那爾在《夏爾.戴高樂》一書中，引用了一位法國人對德國人講的一句話：「德國人贏得戰爭只花了15個法郎——戴高樂那本書的售價。」評價不免有些誇張，背後卻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路徑依賴與創新
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理論認為，社會中往往存在一種現象：各種事件以特定方式展開，使過程與制度變得僵化和不可改變，進而會對經濟過程和經濟制度產生影響，當外部條件改變時，依然難以改變那些順應從前力量的舊制度、舊習慣、舊思想和舊技術。要想成功，就應該跳出這種「路徑依賴」模式，以敏銳的思維認識事物，成為新事物的創造者。而法軍高層的保守派就是患了「路徑依賴」的病症，在二戰初期斷送了自己的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坦克為代表的進攻性武器得到迅速發展，然而，取得這場戰爭勝利的法國卻忽視了坦克給戰爭形態可能帶來的革命性變化，仍執著於上一場戰爭勝利的經驗，認為陣地戰將是下一次戰爭的主要作戰方式，發動戰爭者將在堅固的陣地防禦面前得不償失。於是，法軍採取了實行短期兵役制，教育軍官不得採取主動、冒險的作戰方式，減少一切與敵軍進行機動戰和遭遇戰的可能，修建馬其諾防線等等措施。這種思想還影響到了坦克的設計。法軍要求坦克設計不考慮機動作戰的要求，而強調其防護性能，結果法國生產的坦克都極為笨拙。
勝利者最容易保守！因為他們具有「路徑依賴」心理，習慣於用已知經驗和一度被證明有效的思維去認識事物，指導自己的行為。
然而，法軍中還有一個人並不如此，這個人就是戴高樂。
戴高樂的危安意識
從戰俘營中走出來的戴高樂最強烈的心理感受是恥辱！更為重要的是他把個人的恥辱與國家的恥辱聯繫在一起。這個酷愛歷史學的軍人，從德國與法國 的歷史中預感到，現在被《凡爾賽和約》鎖住的德國虎，只是在暫時休整。他特別贊同法國元帥福煦對時局的評價：「這不是和平，這只不過是20年的休戰期！」 他知道德國遲早會復仇。為了讓法國不再像普法戰爭那樣遭受割疆裂土的失敗恥辱，為了不讓法國軍人再成為德軍戰俘營的「客人」，法國必須時刻保持對德國的戰略優勢。
法國是一個大陸國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這就要求法國必須保持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可是，要想擁有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對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人口進行調查分析後，戴高樂大吃一驚。他發現法國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於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每年出生人口83萬，而到20年代後期，年出生人口僅為62萬。一個世紀前，法國人口佔歐洲總人口的1／6，而此時則僅佔歐洲總人口的1／16。
於是，他得出結論：在軍隊數量上，法國無法取得對德國的優勢。數量上的劣勢必須以武器裝備和作戰樣式上的優勢來彌補。於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快速的、能突擊的、數量少卻質量精的軍隊。
反對聲浪中尋無支持
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腳，他到處進行考察與求證。他曾專門跑到總部調查法軍建設的有關情況。通過調查，戴高樂發現法軍中的保守思想遠遠比他想像的嚴重。法軍最高統帥部根本不願意吸取任何關於廣泛和獨立使用坦克的建議。戴高樂因此吃過幾次閉門羹。法軍還在執行1921年由貝當元帥主持制定的《作戰條例》，這個條例明確規定：步兵是主要突擊力量，在發起進攻前，由炮兵先進行射擊，爾後坦克和飛機給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這個條例就是法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戰術！
戴高樂心裏非常著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實施，因為他認為戰爭迫在眉睫。這時，他已意識到，通過正常渠道讓軍方上層接受自己的思想簡直太幼稚了，於是，他決定公開向社會發表自己的見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樂在法國一本名叫《政治與議會評論》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建立職業軍》。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軍內外轟動，不料，結果卻如同雪花落水無聲無息。這時，他的朋友善意地勸告他，不要再這樣執著，這樣做費力不討好。
戴高樂說：「不，我決不放棄，因為這是我的使命！」
朋友不以為然：「使命？使命有前程大嗎？官運就是前程！你再這樣下去，開罪了他們，就會連吃飯的飯桌都沒有了。」
然而，戴高樂在「官運」與「使命」兩者間，堅定地選定了後者。他看到，面對軍內的保守派，單憑一篇文章遠遠不夠。於是，他決定把文章進一步充實，寫成一本專著。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國貝格熱—萊夫羅爾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專著《建立職業軍》。這部書篇幅不長，僅有200頁，定價也僅15法郎，卻從六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建立一支現代機械化部隊的重要性。
他在書中分析認為：英國和美國由於海洋阻隔，敵人難以進攻；德國的權力中心和工業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舉摧毀；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為屏障；義大利有阿爾卑斯山的保護。而法國四周邊境幾乎一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護，尤其是首都巴黎，對任何來犯之敵都極難防守。一旦打起現代戰爭，法國要想禦敵於國門之外，單純依靠修筑堅固的防線肯定無濟於事。唯有由專業軍人組成機械化部隊，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實施機動作戰，積極防禦，才能有效迎擊來犯之敵，確 保法國的安全。為此，他主張建立一支由10萬職業軍人組成的機械化部隊——6個機動裝甲師。「這支由精兵和專業人員組成的部隊，具有極大的機動能力、毀滅性火力以及以突襲方式投入任何戰線的能力。」他認為這支部隊將是保衛法國的一把「利劍」。
可是，儘管社會上有人評價這部書可以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相媲美，但它卻仍然乏人喝采，法軍高層還是無動於衷，繼續以他們原有的理念建設軍隊。滿腦子保守思想的當權者們認為，他們不惜巨資修筑的馬其諾防線固若金湯，根本不用擔心德軍的機械化部隊進攻。
一些軍界和政界要員紛紛出面批判戴高樂的「離經叛道」之論。當時的國防部長莫蘭將軍在議會公開宣稱：「我們已經花費了這麼大的力量筑成了這樣堅固的防線，難道我們竟會發瘋似的越過這條防線去進行莫名其妙的冒險嗎？」他甚至衝著戴高樂喊：「別了，戴高樂！只要我在，就沒你的出頭之日！」年近八旬的元帥貝當是戴高樂的恩師，一向器重戴高樂，但也把戴高樂的理論當成玩笑。
面對法國軍政當局的冷眼和打壓，戴高樂並沒有放棄，他竭力遊說，四處奔走呼號，然而知音難覓，弦斷無人聽。
一本15法郎的軍事著作 反獲敵國成功運用
《建立職業軍》在法國很少有人問津，然而在德國卻引起了納粹將軍們的極大興趣。
德軍參謀總部在一本名為《論機械化戰爭》的機密手冊中，全文引用了這本書。尤其是古德裡安，這個一直跟蹤研究坦克戰的德國將軍，得到這本書後如獲至寶。他把戴高樂的思想與自己的主張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裝甲師編製和坦克戰術，在二戰中名噪一時。1940年5月10日，古德裡安的第19裝甲軍突擊阿登山區，12日抵達馬斯河，13日強渡馬斯河。之後，這支部隊以每晝夜20至40公里的速度在法蘭西的國土上馳騁。18日包圍亞眠，19日到達貝隆，20日抵達英吉利海峽，把法國一分為二。面對納粹的瘋狂進攻，法國束手無策。
一個月後，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陸軍的法國被迫俯首稱臣。
德軍佔領法國後，古德裡安問一位法國記者：「我的那位偉大的法國同行最近在戰術上又有些什麼新發展？」這位記者竟一時呆若木雞，不知所云，因為他壓根就不知道戴高樂這個名字和他的著作。
15個法郎贏得一場戰爭，話是誇張，但背後的教訓深刻。戴高樂的《建立職業軍》是用創造性思維撰寫出來的。什麼是創造力？創造力是一種心理技能，它的產生出於一種觀念，即新的想法要比舊的想法更有用，由此創意才會源源不斷。而法軍高層之所以對新的事物漠然視之，同樣也出於一種觀念，即現有的東西比新的東西風險小，也容易操作。這種「路徑依賴」心理必然導致故步自封的結果。因此，一個優秀的領導者不僅要具有創造力，更為重要的是，還要具有接受新事物的眼光和胸懷。
「在實力面前，邏輯和感情是無足輕重的。」這是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體會最深的道理。國家的地位取決於它的實力支撐下的作為。當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陸軍的法國被迫向德國俯首稱臣後，戴高樂毅然出走英國，高舉法蘭西民族的抵抗火炬，在海外領導抵抗運動，憑藉堅毅與無畏的精神捍衛國家的利益，進而掀過法蘭西曆史上最恥辱的一頁。
（摘自：《馬駿別解二戰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