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六十年來在中共治下被殺死、餓死、斗死和打死的八千萬人，北京官方將之稱為「非正常死亡」，齊家貞女士反其意而用之，稱自己、家人以及許多中國人為「非正常活著」，很有創意。昨天她在香港舉辦的新作「紅狗」發布討論會，就是以「非正常活著的中國人」為題的。可惜討論發言只限兩分鐘，筆者言有未盡，特借貴刋一角向齊女士表示歉意和敬意，也和讀者交流一下讀書心得。
筆者是少數幾個在該書出版前讀過原稿的人之一，記得大概是零五年，「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將該書原稿交給我，說請我協助出版。遺憾的是，當時我因生意失敗及動了手術剛從美國回來，沒有足夠的金錢和精力幫助齊女士達成願望，以至這本佳作與讀者見面推遲了幾年，對齊女士和廣大讀者都是一個損失，很對不起。好在現在五七學社達成了她的這個願望，將一本非常真實非常勇敢、無情地揭露了毛時代中國大陸底層受迫害的小市民悲慘生活的寫實作品呈現在讀者面前。當年我閱讀原稿的時候備受感動，幾個同學朋友閱讀後也深有同感，相信廣大讀者一定會被齊女士的真誠和勇氣感動。
齊女士出生於一九四一年，因家庭出身黑五類，高中畢業後無法升讀大學。為了實現自己做居里夫人的夢想，一九六０年賣血籌足路費想經廣州偷渡出境，不料事敗被判「叛國罪」入獄十年，從二十歲到三十歲整整十年青春歲月就被禁錮在鐵網高牆之內。出獄時正是文革後期一打三反恐怖時期，出了犯人小監獄進了社會大監獄，她已與社會完全脫節了，這本書就是寫她出獄後到出國前十幾年在四川重慶所過的非正常生活。那年代毛共不但把中國變成一個農民吃不飽工人穿不暖的貧窮社會，而且變成一個只有運動鬥爭沒有人性親情的非正常社會。齊女士出獄回家，和母親及四個成年的弟弟擠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屋子裡，連躺下伸直腰身的地方都沒有，唯有把全家心愛的金魚缸移上窗臺，人睡在金魚缸下面；男女混居，大熱天都不敢脫掉衣服，吃的長期祗是咸菜白飯，過年過節都不定能吃上幾片肉。好不容易在街道工廠找到一個修理縫紉機的工作，為了打發平日晚上和星期天，她主動要求長期沒有酬勞地加班。每月三十一元五角的工資，自己只留下一元五角，將三十元交給母親，一個人真的變成了共產黨所說的螺絲釘，完全沒有精神和思想，完全沒有個人的生活和樂趣……。當年一個勞改釋放犯的非人生活，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眼前，通過對其他獄友以及社會底層小市民的生活描寫，讓我們看到一個痛苦貧困而又恐怖的社會。
這本書與其他揭露黑暗中國的文學作品最大不同之處，就是觸及了一個敏感的清教徒式禁慾社會的性話題，不是每一個作家都有勇氣將自己最隱私的一面公開出來，用作批判舊社會的有力武器的，齊女士的勇氣和良知值得欽佩。作者通過對自己青春年代美好初戀的回憶，監獄裡男女犯人那種性干竭和性變態的描寫，以及出獄後曾經長期被窒息禁錮的性愛慢慢復甦，和前男友以及獄友的戀愛、婚姻、產子以致最後離婚，成為單親媽媽的心路歷程，演變經過的真實描寫，從戀愛婚姻家庭的角度，無情地揭露了這個非正常社會的黑暗，鞭笞了產生這種罪惡的社會根源，讓我們記住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如此難以想像的非正常社會，讓我們一起阻止他捲土重來。
前幾年，筆者在閱讀齊女士大作「紅狗」的同時，也在寫作自傳體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儘管筆者與齊女士的家庭教育地域背景很不相同，但由於我們都共同經歷過那個年代那個社會，因此很有共鳴。我雖然沒有經歷過被監禁被鬥爭的生活，但完全相信書中所述百分之百真實，因為同一社會同一年代很多個人命運遭遇都是相通的。有朋友曾經對我說，控訴共產黨？怎麼也輪不到你！也曾讓我懷疑過：我沒有被打成右派，沒有挨過鬥，沒有坐過牢，我和家庭的經歷是否有代表性？是否值得說出來？是「紅狗」一書給了我極大的啟發和幫助，讓我明白了一個多元社會需要從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經歷不同思想的人身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描寫反映，才能更豐富更準確地被呈現出來。胡適先生提倡傳記文學時說，不一定公卿名流才可以寫傳記，凡忠於生活、忠於生命的人，寫自己的故事，由 「殊相」看「共相」，更具歷史價值。蘇聯作家索忍尼辛說：「個人的命運體現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時代的光明與黑暗、社會的正義和邪惡，往往就在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身上展露無遺。於是我也鼓起勇氣將自己和家庭親友所經歷的一切，如實地寫出來，讓廣大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社會，明白所有中國人都在過著一種非正常生活。
閱讀文學作品，難免會聯想到自己，當看到齊女士說到出獄後如何在沒有導師指導的情況下，艱難自學六十年代同濟大學樊映川編寫的全國工科高等院校高等數學通用教材，成功地通過考試取得電視大學輔導教師資格，讓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六十年代的大學生活。當年我有幸坐在明亮的大教室，聽該書編寫老師之一孫國盈先生的講課(文革中被迫自殺)，樊映川的女兒樊功喻老師做我們的班主任，比起齊女士真是天堂了，可是那時候還在鬧「專業思想」，不知道這一切都來之不易，背後是多少千千萬萬象齊女士一樣聰明好學的年青人被無端地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相反地，在齊女士眼中，或者我們這些有幸進了高等學府的人已是天之驕子，但同樣她也很難想像在這些知名學府裡，大部分老師同學也同樣過著非正常的生活。學雷鋒、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一個接一個，在嚴酷的階級鬥爭下，不但從未能安安靜靜地讀書學習，而且連人的尊嚴和生命都隨時被剝奪。僅僅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同濟大學就有四十多個老師員工學生被自殺。我們一個小小的三十人小班，就抓出了四個「小爬蟲」，其中一個姓周的班長，一九六二年江西省高考狀元，祗因背後說過幾句對毛澤東江青不敬的話，就被迫自殺，從學生宿舍四樓一躍而下，背部著地大難不死，卻終身殘廢。由是可知，當年的毛共社會，真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同樣過著一種貧窮的壓抑的恐怖的非正常生活，歷時之長，受害人士之多，狀況之悽慘，人類史上絕無僅有。
齊女士在發布會上說，直至今天仍然如此，全中國的人都還在過著非正常生活，就算是胡錦濤也不例外。因為他不能想他所要想，不能說他所要說，不能做他所要做，終生帶著假面具做人過世，這難道是正常的嗎？他的前車周恩來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事事要揣摩上意，看毛澤東臉色，終其一生恐怕沒有說過一句真心話，做過一件舒心的事，難怪連他的同黨彭德懷都忍不住罵他「城府太深，老姦巨滑！」雖山珍海味萬人聽令又有何樂趣？活得這麼累，正常嗎？之所以會這樣不正常，就是因為萬惡的共產制度完全扭曲了人性，用所謂階級性摧毀一切，連他們的領導核心都不能例外，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應該世世代代牢牢記住的深刻教訓，也是齊女士「紅狗」給我們的深刻啟示。
(寫於2010年3月20日，修改於4月2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4月7日「觀察」雜誌，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