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運動的真相

這是，因為1919年，1）共產黨沒有成立， 2）共產黨一代領導人陳獨秀、張國燾 不是5.4運動的領導人。 3）共產黨2代領導人毛澤東（中共7大任命的農民出身）等在「長沙一師」忙著生計-----出勞務-----留法勤工儉學，中共6大任命的工人出身的另外一個2代領導人也是在忙於生計。

 

5.4 運動的領導者是 傅斯年， 羅家倫， 他們根本不信仰共產主義， 而是， 三民主義信徒。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文本科國文門，1919年1月主編《新潮》創刊，參與領導五四運動。
同年冬以山東省官費赴英國留學，後轉柏林大學與陳寅恪等同學。1926年冬回國，先後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北京大學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等職。

 

1918年夏天,毛澤東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的，就在這個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裡，於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歷:「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毛澤東自傳》斯諾錄汪衡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西行漫記》[美]埃加德·斯諾著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
 
1948年底，傅率領他創建經營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大部分人員去臺灣前的8月14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對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三人進行了點名抨擊與唾罵：「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流，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
1950年傅斯年於臺北去世後，遠在美國的胡適警告國人：「傅斯年去世，中國失去了他最忠實的愛國主義者。」

             
北京沙灘北大紅樓——五四運動發源地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規模學潮——號稱「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

當此之時，整個北京高校校園和街頭閭巷，風捲浪滾，泥沙俱下，豪傑並起，猛士如雲。胡適麾下頭號驍將傅斯年，儘管還沒有成為滿身散發著西洋氣味的「海龜 」，而只是比「土鱉」稍高級的「一隻稀有蟋蟀」（羅家倫語）。但正因為稀有，才更加引人矚目地在這股世紀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風喚雨，興風作浪。

 

學潮爆發後，只見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東大漢高舉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時地帶領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爾暫緩腳步，與身邊的幾位同學低聲交談。——他，就是這次遊行隊伍的總指揮、北京大學國學門學生、素有‘大炮’雅號的傅斯年。」（《聖地之光——城子崖遺址發掘記》，石舒波於桂軍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年出版。）學生們在天安門前遊行示威後，又趕赴趙家樓痛毆了賣國漢奸曹汝霖，一把火燒了趙家樓，從而引發了社會各階層的大震動，號稱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愛國運動由此揭開了光輝的一頁。

 

五四運動之後，傅回山東休整，未久留學歐洲，

 

縱觀傅傅年一生，當江山亦色，大地陸沉之時，他作為鐵桿的「忠義之士」追隨國民黨橫渡台海，最終「歸骨於田橫之島」，更是明證。

——但歷史沒有假設，人間世事紛紜，形勢比人強，在歷史的大舞台上爭相亮相的英雄豪傑，可惜可嘆者何止傅氏一人哉！

[注一] 1919年4月30日，胡適終生服膺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抵上海，開始在中國講學活動。此時適值「五四運動」爆發，在南方講學的杜威聞聽各種傳言，對北京高校學生的做法頗不以為然，他曾寫信給家中的女兒，把北大等高校學生遊行與痛打曹汝霖等行為，看作是一般大學校園中男生們的相互鬥毆，是無聊之舉。

 

但當他於6月5日抵達北京後，親眼看到了「五四運動」掀起了新一輪高潮濕的逢勃氣象，在兩個月內，軍警已拘捕學生近千人，並把北京大學校舍作為臨時監獄關押被捕學生。儘管如此，學生們與政府較量的鬥志不減，愛國熱情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與參與。此舉令杜威大受感動，並完全改變了以前的看法，對學生們的行動給予了高度肯定與讚譽。

 

6月8日夜間，美使館設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員三百餘人。席間杜威在演講中說道：此次來京，適逢學界學潮擴大之際，本人不能充分講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現在深覺中國學生不特能教訓自己，並且能教訓他人，實在可以不必他多講演了云云。

（1919 年6月1日《晨報》）在社會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北京政府將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6月10下令免去曹、章、陸等三個賣國者的本兼各職後，傾向於改良主義的老頭子杜威心靈受到很大震動，他在較詳細地瞭解了學潮發生的情況後，於6月20日給女兒的信中，再次提出並修正了以前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信曰：「附帶說一句，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裡的示威遊行比作我們一般大學裡男生的宿舍打鬥，對這裡的學生說來有欠公平。

 

整個示威遊行是經過了細心的計畫，並且比他們預定的時間還要提早結束，原因是有一個政黨也要遊行示威。他們的運動如果在同一個時候，會給誤認作是被政黨利用。他們要以學生身份獨立採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負起一個大清除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來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參見《五四運動史》，周策縱著，岳鹿書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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