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春天，是一個難忘的春天。大飢荒已經從農村向城市蔓延，作為首都北京，當時市場供應十分緊張。除高價糖果和糕點外，其他的東西，都要本或票。當時我在北京機械學院上學，由於學生的糧食定量一減再減，副食供應也減少了，致使本來就吃不飽的肚子，經常處在半飢餓狀態之下。媽媽經常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機會，從飯館的外邊，撿些菜葉帶回來做菜粥吃。那時，蔬菜也是憑副食本按人定量供應。我每個星期日都回家，經常給同學們代購一些醬油。這時學院商店裡，已不賣給同學們這些東西了。後來發現有的同學開始浮腫了，我才不給他們帶了，我勸他們不要用醬油沖水來充飢了。
這年春天，校外馬路兩側的柳樹葉，很長時間都沒能長起來，因為經常有人一茬又一茬地擼柳樹芽來充飢。學院裡學生吃飯，開始使用飯卡，在每張卡上印滿小方格，每個小格表示一頓飯，按照每個人的定量，留下空格，多餘的空格，都打上×表示作廢了。後來發現有些人塗改飯卡「投機」，學院研究使用一次性的飯票，分三種顏色分別表示白面、大米、玉米麵做的食品，面值有一兩、二兩和四兩。賣飯的人，塗了飯票之後，隨時就放入水盆裡進行銷毀，以防出現「漏洞」。
最令人不解和惱火的是，每日三餐本來就吃不飽，現在竟然有人獨出心裁，「發明」了什麼雙蒸法，這種方法，把人坑苦了。蒸窩頭時，先把玉米麵蒸熟，然後用開水燙麵，再做成窩頭蒸熟。賣飯的人，用手很難拿起來，因為太軟了，只好手持一把小竹鏟子，把窩頭鏟起來，放人碗裡。沒有牙的人，吃著合適，一點咬勁也沒有，像吃涼粉一樣。做米飯時，先把米用水淘一下，放在屜上蒸熟。然後，再煮成粥狀，撈出來放在屜上蒸熟，這麼一折騰，大米哪裡還像大米，一粒米發得有黃豆粒那麼大，可以用手一粒、一粒地數著賣。同學們管這種米飯叫三熟米飯，這種窩頭叫三熟窩頭。吃了這樣做的飯，根本不頂用，一會兒就餓了，因為它有量無質。每天上午十點一過，下午三點一過，肚子就鬧騰了，飢腸轆轆，怎麼還聽得了課？沒辦法，只有消極怠工了。有的同學請病假，回宿舍睡大覺去了；有的同學索性自己主動退席開小差了。上課尚且如此，晚自習根本沒有幾個人上了。同學們的意見越來越大，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大家議論著，怎麼辦？光發牢騷沒有用啊！有的同學說，乾脆寫大字報，讓食堂負責人和院黨委給同學們一個交待，這究竟是誰的主意？為什麼這樣幹？
說幹就幹，我們班首先貼出了大字報，題目是「這究竟是為什麼？」大字報往大禮堂(也是食堂)的西門外牆上一貼，不一會兒，就圍滿了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起來。因為絕大多數同學是外地的，星期日根本不回家，即使北京學生，星期日下午也都返校了。星期一早上一看，禮堂的裡裡外外，鋪天蓋地貼滿了大字報。內容主要是質問食堂負責人和院領導，為什麼對這種坑害同學、欺騙同學肚子的做法不聞不問，放手不管。你們這樣做無非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欺騙同學、愚弄群眾，請院領導和食堂負責人給予明確的答覆，並解決問題。由於同學們積壓了好長時間的怒火，一下子爆發了，所以有的內容，在當時來講，還是很尖銳的，很有份量的。這大字報還真靈，星期二院黨委就召集黨、團和學生會的幹部開會，宣布有關改進食堂管理工作、建立伙食管理委員會的決定，並對同學們提出的問題也作了說明和解釋(據說這件事高教部都知道了)。伙食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主要是老師，只有少數的學生代表。每天賣飯時都有幾個管食堂的老師參加賣飯。從這以後，三熟米飯、三熟窩頭不見了，伙食的質量也略有好轉。
就在這個難忘的春天，學院裡還發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位女電工實驗員，跳樓自殺了。她的死，一時間傳遍了學院的每一個角落，同時也傳到了社會上。她是一個很文靜的姑娘，中等身材，瓜子臉，一雙黑溜溜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膚，油黑的頭髮，難怪四年級工具專業的一個團支部書記和她交上了朋友。促成她自殺的原因，是私印食堂使用的飯票。事發後，保衛科的同志，多次找她談話，讓她交待問題，為什麼這麼做，是什麼思想動機？一個弱小、孤單的女子，攤上了這樣的事，本來就很沒面子了，現在又這樣沒完沒了地找她，她思前想後，不就是餓嗎，還有什麼動機？越想越覺得這輩子完了，沒有前途了，於是就尋了短見。遠在農村的父母知道了女兒自殺身亡的消息，急急忙忙趕來北京處理喪事。學院方面給買了一口棺材，在父母陪送下給安葬了。死者的父母對於這件事是怎麼想的，沒有人知道。然而，它留給人們的是太多的思考。她的死是誰之過？在當時連蒼天也難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