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倡導「三寬」（寬鬆，寬容，寬厚）著稱的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先生，因患癌症，於5月9日逝世。
據高瑜女士說，朱厚澤先生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還關注中國未來的發展，提出了就中國模式展開世紀性大討論的建議。無獨有偶，這恰恰也是《北京之春》雜誌在今年年初向作者約稿時列出的一個大題目。
曾與朱厚澤共事的姚監復回憶說，今年1月，他去醫院探訪朱厚澤，聽朱厚澤再次講到中國發展模式的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非常嚴肅地對待。中國模式是以低人權、低工資、低地價使資本家和地方財政得到土地紅利、人口紅利的模式，這種模式表面上、短期看是有效的，但是不是可以持續發展？朱厚澤說，中國道路到底是可以放諸四海而皆准的非常好的經驗，還是像蘇聯道路一樣，在二十一世紀給中國和世界帶來悲劇性的後果。
在這段話裡，朱厚澤講到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模式的特性，一是這種模式是否可持續，可推廣。我的朋友丁學良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模式’為何不好推廣？」他的回答是，因為中國模式付出的社會成本太高。丁學良寫道：「你能向別的國家明白地說，‘你要達到這種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勢群體組織起來，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權利’嗎？中國的無權農民工、黑窰奴工、煤礦事故、拖欠工資這些，是相關產業‘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這麼強行地幹，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順地推薦嗎？你能向那些來訪的發展中國家人士開導說，要在短期內有中國城市裡那麼漂亮的馬路、綠地、豪華建築，要開展有效的造新城運動，你們一定要敢於強制征地，對農民耕地被剝奪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暴力衝突，要無情鎮壓？」
丁學良的這些反問非常有力。由此引出的進一步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別的國家很難做到的事，中國就做到了呢？而且還是在共產黨統治下做到的。中國模式的一大特點就是對工人農民的無情剝奪與壓制，而共產黨卻是以「工人階級先鋒隊」相標榜，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現在，工人農民都被叫做弱勢群體了，可是當年共產黨鬧革命，卻是以工農翻身做主為號召；在整個毛時代，工農都是被奉為領導階級的。不少人把中國模式概括為「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有人還加上「對外開放」）。然而按照這一概括，49年前的國民黨豈不早就是中國模式了？
丁學良還寫過一篇文章，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紛紛垮臺，為何唯獨中共政權得以倖存並煥發青春，大放異彩。丁學良的回答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和共產主義的宿敵──資本主義結了婚，而其他共產國家的共產黨則是把「消滅資本主義」當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所以無法生存下來。丁學良的這一解答很值得商榷，因為很多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嘗試「復辟資本主義」方面比中共還要早得多；另外，在共產專制垮臺後，蘇聯東歐等國的前共產黨人們也大都接受了資本主義。在我看來，真正的區別是，蘇共、尤其是東歐共產黨意識到，他們不可能在放棄共產黨的基本教義之後，還在那裡打著共產黨的旗號繼續壟斷權力，實行專政。他們的臉皮沒有那麼厚，而他們的手在試圖扣動扳機向人民開槍時沒法不發抖。
因此我以為，要正確地解讀中國模式，僅僅對現狀作靜態的描述是很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花氣力對歷史、對其來龍去脈作動態的描述，尤其是要對若干歷史轉折關頭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深入分析。不但要探究它們是怎樣發生的，而且要探究他們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是以這種方式、而不是以那種方式發生，以及前一事件對後一事件的制約和影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其特性有更準確的把握，對它所蘊含的價值有更透徹的瞭解，從而也就對它將會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有更清醒的估計。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