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經濟改革同行三十餘年之後，80高齡的吳敬璉仍然在為此而擔憂。
他擔憂中國像日、韓等國那樣陷入資產負債表危機；他擔憂權貴資本經濟在中國抬頭的威脅；他擔憂中國製造業因為升級速度不夠快而陷入危機。
"所有用這個政策(出口導向政策)的人都錯了，2006年我就說過，我希望禱告上蒼，(保佑)中國是個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歐國際工商學院MBA課堂上，站在講台上的吳敬璉如此回答本報關於中國經濟轉型與改革方向的提問。
但他依然堅持對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作為一個教員，作為一個研究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寫的一本書的書名那樣，我所能做的是吶喊。"
這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依然未改勇於批判時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雖然轉型困難重重，但只要做好經濟轉型尤其是體制改革，希望還是有的。" 體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問題，會有很大障礙。但政府要有政治遠見，為了長治久安，要犧牲關聯隊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動改革、去監督政府。"吳敬璉說。
經濟模式二十年之痒
記者：中國有計畫的市場經濟，是否能夠更有效地調配資源？
吳敬璉：有一個中央國企領導人文章你們要看，招商局董事長秦曉。他的文章主要分析政府強力控制經濟的模式並不是好模式，現在已經很有問題。他作為招商局這個大國企領導，在這個位置上看這個問題更清楚。
我很同意他的觀點，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裡面就存在很大一個政府尋租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到政府對資源、企業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越過某個界限，就不是市場經濟了。所謂市場經濟，是一種自主自由交換的經濟，如果所有者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權威來支配這個交換關係，就不是市場經濟了。
記者：告別出口導向型經濟之後，中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增長？
吳敬璉：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義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業、資源沒有達到瓶頸、環境也還可以維持這三個前提下，出口導向政策對於發展中國家非常有利。
但日、韓等國在持續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二十年之後，都出現了問題，造成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泡沫生成等現象。
當一個國家成功執行出口導向政策，而資源限制越來越重、積累過量貨幣的時候，就要考慮轉變出口導向政策。但這不是說減少出口，而是減少淨出口，淨出口在特殊條件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但實際上是對進口國的補貼。
記者：在大部分出口產品利潤率僅有5%的情況下，中國是否會重估匯率？
吳敬璉：當你的知識和技術含量不夠，你又把外匯政策上的優惠取消掉，出口企業就出不去，就會發生嚴重問題。所以調整出口導向模式的同時，你必須轉變增長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給外國人補貼求他買你的東西，而是因為自己的產品有競爭力。
重估與否是一個靜態的分析，事情是動態發展的，關鍵要看你的附加值提高到什麼程度，是否能夠提高利潤率，抵消升值造成的利潤下降。
記者：中國的金融市場的發展一直傾向於服務大型企業，怎樣才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吳敬璉：在改革過程中可以用四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是建立股份制銀行，或者將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為城市商業銀行。比如臺州幾個由信用合作社改製成的小商業銀行，他們做中小企業貸款做得就比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區建立私人銀行，一些經濟學家已經在呼籲，但管理當局對此一直有顧慮。小銀行應對風險能力差，一旦出現擠兌就沒法應付。雖然經濟學家也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一些相應解決方案，但管理當局對這方面(的限制)一直沒有放鬆。
第三，像孟加拉國那樣建立小額貸款公司，中國20年來在民間已經有很多發展，比如說經濟學家茅於軾(博客)和湯敏(博客)這十多年來就一直在農村發展小額貸款，做得很不錯。
但現在這方面的法律框架還很不清晰，我國有一個罪名叫"非法融資"，但非法融資的界限卻不清楚，要呼籲立法機關盡快制定法律，劃清界限。
第四，就是為風險資本(VC)和私人資本(PE)準備條件。中國VC和PE行業的大體框架已經建立，但現在仍然運行得不是很正常。由於監管存在一些問題，相當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進行長期投資而是希望幾個月就能通過上市撤出投資賺到錢。
記者：為什麼去年中國銀行業信貸寬鬆的情況下，中小企業仍在抱怨貸款難？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才能讓銀行願意為這些企業提供貸款？
吳敬璉：去年銀行根據管理當局的要求發放海量貸款，規模在9.6萬億到12萬億之間，貸款增加了39%。但是對中小企業卻發生了擠出效應。
因為這些海量貸款是按照管理當局的要求發放的，商業銀行出於自己的安全考慮，選擇向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國有企業發放貸款。這是個理性的考慮，因為這個貸款數量太大了，今後在經濟走向下行段的時候，就會出現壞賬。
商業銀行的各級人員考慮到將來出現壞賬會追究他們的責任，就優先向那些有國家項目的國企發放貸款。如果出現壞賬，就可以推卸責任說我是貸給國家項目的。所以去年雖然有大量貸款的發放，但中小企業仍然融資難。
要解決這個問題，大概只能從兩個方面進行。一個是宏觀經濟政策要穩一點。不要大量的注入貸款。另外還是要強調銀行的獨立、自主決策，而不能由管理機關要求他們發放貸款。
好的制度不能靠政策
記者：你一直說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是體制改革，那體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麼？在短期內這種阻力會不會有削減？
吳敬璉：體制改革進展緩慢的原因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動力不行。從阻力來說，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謂特殊利益集團，就是在現有體制下獲得利益的人不願意改革。就經濟利益來說，現存體制中政府配置資源權力過大，政府干預經濟過大，這就是雙軌制，在雙軌制的體制下尋租的機會就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是動力，從政府方面來說，它需要有政治上的遠見，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犧牲我們關聯隊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從我們公民來說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考慮長遠問題考慮得比較少，雖然我們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但是坦白說，我們中等收入階層對於自己的根本利益認識不足，就是自覺性不足，覺得我有好房子、好車子就足夠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公民意識不高，光是考慮到是一個家庭的成員，而沒有考慮到我是一個公民，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我要去推動改革、我要去監督政府。
記者：你提到，中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進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但至今進展緩慢，問題出在哪裡？
吳敬璉：總的來說兩個方面：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體制性障礙，癥結就是政府的資本權力太大了。利用權力支配資源，能夠使GDP最快增長。如果不改變體制，要改變這兩條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從積極方面說，我們創新、創業的環境不太好。現在技術進步非常快，如果你不能把一種技術迅速產業化，幾個月或者一年兩年之後，這種技術就變得人人皆知。因為新技術有很大外部性，不管有多少專利保護，其實擋不住別人獲得這種技術。所以我們雖然有很好的技術和發明，因為不能夠產業化，過一段時間就死在搖籃裡，非常可惜。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消除那些體制性障礙，要建立一個能夠鼓勵創新、鼓勵創業的搖籃。所謂創新、創業的搖籃，我們說就是要改革，這個改革其實最核心的一條還是市場化，因為創新主體是企業，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給企業創造一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