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八）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五十一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公社化後的農村，每到秋收時節，有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各級幹部把它稱為「小偷小摸」，社員們相互之間則叫做「拿」，尤其是婦女們，表現得更為突出。割谷 子和高粱，回來時，衣服裡想方設法裝些穗子，起山藥時，收工後總要把預先挑好的山藥蛋藏在褲腿或腰間，用衣服包穿起來，以免被幹部發現。

社員之間，多數情 況下，互相並不隱瞞，有時還要彼此關顧，怎樣偽裝得不露馬腳。誰也不認為這是通常所說的那種偷盜。偷盜，一般來說是一種不光彩的行為，於是乎不約而同地叫 做「拿」。所謂偷盜，就是竊取他人錢財，而「拿」，顯然不存在竊取別人的勞動果實的意思，本來應該是自己所得，是自己用辛苦與血汗換來的，只因外部壓力太 大，各級領導者不允許你拿回應得的東西，於是悄悄取回一些。這種情況，或許是公社化後中國農村一種特有的現象吧，它與人們長期吃不飽肚子，生活窮困有著緊 密的關係。如果豐衣足食，誰還去「拿」？因為一旦暴露，幹部並不認為是「拿」，依然要按偷盜論處。

一九六七年的秋收時節，公社正打算恢復原來的鄉村機構，「文革小組」頓時失去光環，村裡處於新官未上，舊官面臨下臺的真空期，給廣大社員提供了可趁之機。 尤其是貧下中農的子弟，夜晚乾脆趕著小平車，到村南六七里遠的五分場去偷。五分場是國營農場，人手不多，忙了東邊，誤了西邊，結果被這些年輕人偷了個不亦 樂乎。等到偷風進一步蔓延，五分場向公社告了狀，地裡莊稼已丟失大半，幸虧是公家，沒人心疼。公社幹部來到村裡，要求偷的人主動交出贓物，答應不給於處 分。那時人們只顧著往回拿，莊稼尚在院裡垛著，未來得及打下顆粒，誰也怕搜，於是各自搬出兩三捆，湊了兩馬車，讓人家拉走，就此了事。至於本村莊稼地裡， 也時有丟失，但明目張膽的大肆偷取並不多見。

在這種情形下，最苦了的人家便是「四類分子」，這些人屬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如果誰敢以身試法，一旦抓著，殺雞給猴看，只能乖乖地做刀下雞。

我家自從被換走自留地後，這年的產量不及上年的三分之一，加之小塊地被沒收，即將面臨的下一年，毫無疑問將是飢餓，糧食缺口甚大。母親憂心忡忡，生怕大妹著急，出去闖禍。

大妹比我小九歲，出生於一九五零年的冬天。在我的後面，母親曾先後生過兩個孩子，都未能養活。四六年抓兵時，父親躲出去，接著又是土改，索性出了口外。一 直到三年後才回來，有了大妹。她出生後，白白胖胖，模樣十分可愛，成為父親的掌上明珠。我的姥娘，也許出於喜愛過分吧，竟給她起了「醜女」的乳名。

小時候，我也非常愛她，走出走進，經常背在背上。她對我更是十分依戀，整天在我身邊糾纏。正是大家的共同寵愛，養成日後特別任性的脾氣，凡是都得由著她。隨著 年齡的漸漸增長，任性非但沒有收斂，野性卻在與日俱增，甚至敢於欺負和捉弄同齡的男孩子。一群孩子們一起玩耍時，總是由她做主。這樣，潑辣大膽的特點也慢 慢顯示出來。父親去世那兩年，我在外面上學，每到秋收，看到別人家的孩子們從地裡往回拿莊稼，她當然不甘落後，照樣去拿，她才不管家裡是什麼成分呢。生來 行動敏捷，風風火火，頭腦精明又多於竅門，干同樣的事情，遠遠超過同齡的男孩子，鄰居們一致認為，日後肯定是理家過日子的能手。

這年秋天，隊長派工，要她參加秋收，她總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因為未滿十八週歲，不算正式勞力，隊長也拿她沒有辦法。她呢，瞅準機會，便出去幹一下。我 和母親多次制止，她根本不聽，總要和別人比。而且，挑選的時間，也多在我們下地後不在家的時候。有一天，吃過晚飯後還沒有回來，母親甚為焦急，幾次催我出 去找找，我在附近的街道上轉了幾圈後，不見她的蹤影，只好慢慢等著。突然有一個黑影從身旁快速閃過，肩上扛著一個袋子，約莫是她，不便叫出聲來，尾隨著匆 匆回到家裡。

原來，傍晚的時候，她一個人出到離村四五里遠的地方，那裡有一片黑豆尚未收割，她向四處張望，沒有一個人影，迅速割到一片，然後抱到渠壕裡， 用鐮把將豆子打下，又趁風揚出，裝了滿滿一面袋扛了回來，足有五十斤。母親擔心地說她：「你也不怕碰上人」！她滿不在乎地答道：「這會兒哪有人？看田的人 剛吃過飯，還不到出地的時候，這叫扑燈花賊，最保險」！當然也有不保險的時候。記得有天早上，我剛起來走出院裡，她背著牛腰粗一捆穀子，匆匆忙忙進了屋 裡。緊接著，治保主任白仲魁氣喘吁吁地跟進院來，劈口問我：「醜女哪啦」？我說：「還沒起來吧」？「胡扯」，白仲魁仍在喘著氣，「眼巴巴瞭見她背了一捆谷 子往回跑，緊追慢追，到你家院子附近不見了，不是她還會有誰」！等他喘過氣來，警告似地對我說：「以後管嚴點，今天是被我看見，要是遇上愛管事的人，夠你 一壺喝」。說罷向外走去。回到屋裡，正要責備她，她倒先開了口：「我也看見了白仲魁，他這個人，嘴上喊得凶，其實心眼並不壞，抓住了大不過把穀子留下，罵 一頓，也不會匯報大隊」。說的也是，當時多數看田的人，普遍持這種態度，即使抓著，只是警告一下，誰也不想擴大事態，擺到桌面上去，大家都一樣的窮嘛！難 道看田的人就不偷？

許多年後，當我們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每逢和大妹共同回憶起這一段日子時，她還是那麼得意地說：「當時名義上是你養活著一家人，實際上全靠了我，要不，真不知道會餓成啥樣子」！此話確實不假，我掙的工分很難分到現金，她弄回的糧食卻充填了全家人的飢腸!

偷盜，自古以來被人們公認為是一種不光彩的勾當，為大多數人所不齒。但如果人們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時，從自己辛苦耕種的土地上悄悄拿取一些糧食，以維持最 起碼的生命運轉，算不算賊呢？這個問題只有留給將來的歷史學家們去討論了，我在這裡僅僅是如實地記載下當時的一種社會現象。

五十二

一九六七年，全村共收糧食十八萬斤，每個勞動日的分值九厘六，也就是說，勞動一天掙不到一分錢，創下合作化以來的最低記錄。「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 果」，在這個荒村體現為家家皆為欠款戶。母親和我從不缺勤，大妹給隊裡割草，按定額掙工分，比同齡的女孩子還多，一年下來，全家所掙工日近七百個，總收入 不到七塊錢，而糧款則在二百元左右。辛苦一年，非但沒有絲毫收入，反倒欠了一屁股債。過去看小說、電影，裡面描寫的地主資本家，殘酷剝削窮人，給這些人很 低的待遇。而現在的我們，勞動一年還得倒貼，真不知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該如何體現！各級幹部不是常常說，工農群眾當家做主了麼，咋連過去當長工時的日 子都不如？當長工還能按月拿到工錢，我們卻是幹活一年，反倒欠了大隊的糧款。「還不如不干哩」，多數社員這麼說，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降到了冰點，派工成了最 頭疼的事情。

寒冬的一天，隊長來找我，要我趕小平車給各家拉炭。隊裡曾經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四類分子」不准擺弄牲口，除了幾個耕種的老把式被特許外，趕 車的人裡，從沒有一個「階級敵人」。據說是怕這些人害死牲口，彷彿我們和毛驢結下了幾輩子的仇恨。現在，勞動一天不到一分錢，貧下中農不幹了，隊長只好派 我和黃裕明，真應了那句時髦的話，「我們不干誰幹」！

拉炭，並不受苦，卻很受罪。每天後半夜兩點左右動身，早上到達煤礦，開門後進去裝車。村裡人大都沒錢買大塊炭，名為拉炭，實際上都買煤面子，每斤三厘，一 平車拉六七百斤，兩元錢上下。無論輪到那家，女人們總是不住地叮囑，央求給她家多揀點煤塊，因此，車上還得備有一隻籮筐。到了煤場，力圖避開站場人的監視 目光，盡量揀些塊狀的炭，裝在車廂裡，上面蓋上煤面子。這樣一來，耗費的時間自然要多，別的人也是如此。全大隊共分六個小隊，每個小隊有兩輛小平車，冬天 都在拉炭。出發後，形成鬆散的長龍陣，逶迤前行，有的人與前後相鄰的車倌大聲說笑著，有的人則蜷縮在車廂裡的莜麥秸子上打盹，任由毛驢前行。每天走著重複 的路，毛驢根本不用人去指揮。只有回來的時候，由於裝車速度不一，一字長龍陣自動分散成幾個小組，我和黃裕明老漢總在最後。

黃裕明是個慢性子的人，大炮打 過來也會照舊不緊不慢，我則是個從來不打牲口的人，落在後面自然是理所當然得了。毛驢彷彿摸到了趕車人的脾氣，也總是慢條斯理地走著。每天過磅交款後，順 溝裡向東走不多遠，轉向南開始爬坡。這是一條又陡又長的坡，足有一里，上坡時，不少人狠勁鞭打毛驢，大聲吆喊著，生怕停下來。我則自備了一根繩子，幫著它 拉，毛驢似乎受到了鼓舞，不用鞭打，一樣非常賣力。上坡後，把它叫住，歇息一會，我和黃裕明各自點燃煙袋。黃裕明比我父親的年齡還要大五六歲，為人非常老 實又不愛多說話，只有和我在一起時，才肯多說幾句，大概因為兩人屬於同類，說的不合適也不至於出問題。那天，我們坐下來時，他笑嘻嘻地問道：「那娃，你為 啥不打毛驢？鞭子老在車上插著」。我嘆口氣說：「大爺，真的是不忍心啊，您看那毛驢，脊樑像刀削過了似的，瘦的皮包骨，的確下不了手。

再說啦，它和咱們一 樣，同是受罪的角色，只不過不會說話罷了」。聽我這麼一說，他也開了口：「隊裡分配的飼料，都讓飼養員給貪污了，凡當飼養員的人，都和隊幹部有關係」。 「那是的，這年頭人不夠吃，貪污牲口一些料，也是情理中的事」。我們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著，往往是其他小隊的車已經回去很久，我倆才慢悠悠地回來。 不久，他也把鞭子插在車上，任由毛驢掌握著速度。

寒冬時節，曠野裡一片灰濛濛的景象，路上偶爾有一兩棵小樹在風裡瑟縮著，車子行駛在不平的小路上，不停的顛簸。走得腿酸時，坐一小會兒車，凍得腳疼時，再 下車行走。行走在遼闊的曠野上，常常引起人許多遐想，想起在校時的種種往事。吳殿生、劉德順等同學，大概都已成家了吧，周同學可能也已結婚，大家都過上了 安寧的生活，一起分配到北票發電廠的馬寶田同學不知如今在幹什麼工作。

這一切都無從知曉。自從回來後，和所有同學停止了通信。三年了，同學們一定都在各自 的崗位上努力工作，只有我，趕著這輛毛驢小車，徜徉在冬日的荒野裡。頭戴兔皮帽，身穿破皮襖，腰裡系一根麻繩，腳蹬氈靴。滿臉烏黑，又被汗水沖刷成幾個小 小的狹長板塊，加上鬍子很久未刮，咋一看，足有五十歲，難怪礦上站場的人經常稱我「那老漢」。每當這時，自然會想起白樂天的詩句：「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 蒼蒼十指黑」。假使這時突然遇到往日的同學，哪怕是最熟悉我的崔海瑞，保準不會馬上認得出來。

於是，又想起這位親如兄弟的同學，夏天來信時，說他已經結 婚，女方剛剛從內蒙返回老家，彼此情況很不瞭解，其父母急著要給女兒找個人家，彩禮要的也少，就這樣在雙方家長的撮合下，匆匆成了親。從以後不斷的來信中 得知，他的心情甚是鬱悶，和這個女子住在一起，心裏老想著昔日的戀人，正所謂同床異夢。後來又發現女方患有抑鬱性的神經病，整日不和人說話，木已成舟，只 好將就著過日子了。想過別人以後，又想到自己，將來有一天，假使環境稍稍有所好轉，能給二弟、三弟娶過媳婦，待我將母親養老送終以後，獨自或許會雲遊四 方。即或不行，寧可做一名流浪者，也不願在村裡當這種誰都可以指揮的賎奴。

雖然當初判我管制三年，但三年過後，能給摘帽子嗎？恐怕沒門。村幹部中，有些人 恨不得將這頂帽子讓我戴進棺材裡才高興呢。人活在世上，總要有點自由才好，「不自由，毋寧死」。但這一切也許只能是個幻想。眼前的社會，戶口制度和糧食關 系，早把每個人像鉚釘一樣，鉚在一個點上，想雲遊四方，豈不是白日做夢！尤其像我這樣的賎奴，哪怕出外行乞，也會有人出來過問，「是不是故意給社會主義社 會摸黑」？

後半夜向煤礦方向進發時，車裡抱上一抱莜麥秸子，像狗一樣蜷縮在裡面，多數時候凍得睡不著，便常常仰望著星空。浩渺無垠的太空，永恆的宇宙，幾千年不曾有 過大的變化，而我們人類，來到塵世則猶如匆匆過客，幾十年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於是想到熱衷於爭名奪利、你死我活地鬥爭的人們，到頭來又會有什麼結局呢？王 侯將相，公子少爺，百年以後同為糞土，先輩們早已做了總結。

的確，人總是要死的，再有權勢的人物，再享盡榮華富貴的人，死後不也同歸於寂寞嗎？古往今來， 曾有多少不可一世的人，後來不也成了朽骨麼！進而想到，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的時光，今天你鬧我，明天我又鬧你，又有什麼意思呢，倒不如大家和和睦睦，友 好相處，彼此心情都痛快些為好。被人陷害者，受盡煎熬，固然很苦；那些處心積慮陷害別人者，整日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又何嘗有過片刻的輕鬆！人啊，作為高 級動物，萬物之靈，如果也像其他動物一樣，弱肉強食，爭鬥不已，這世界將是怎樣的慘狀啊……正是這種種遐想，使我對眼前的生活看得十分淡漠，不幸的遭遇， 也就幾十年吧。過後，大家不都一樣地化為泥土！

拉炭一直持續到臘月二十三封礦為止。又一年即將過去，新來的春天要和這頭毛驢告別了，啊，真心地感謝它！一個冬天還算健康，未給我帶來任何麻煩。

五十三

日子過得越來越艱難，連續幾年沒有一點現金分紅，糧食本不夠吃，誰又敢賣？農民的錢，從來都是靠賣糧或打工掙來的，地裡總不會直接長出鈔票！但咸鹽、煤 油、鹼面、毛巾、針頭線腦等日用物品誰家能缺！只好寄希望在雞屁股上。而雞，每戶人家也只餵五六隻，再多了餵不好，不給下蛋。一年裡，除了二月二，據說是 個咬金咬銀的日子，給每個孩子吃一顆雞蛋，其餘都拿去換了咸鹽、煤油等物品。

除此之外，便是養一隻或兩隻母兔。到了夏天，只要有草就行，餵大一隻賣一隻。 我家也是這樣，養著五隻母雞和一隻母兔。冬天雞不下蛋，兔子也很難繁殖，簡直斷了經濟來源。為此，只能讓母兔在住人的家裡下小兔，小崽放在一個紙箱裡，就 在炕的角落處。每天定時將大兔捉回，在炕上給小兔餵奶，然後送回窩裡，等小兔滿月後，稍為長大一點，具備一定的耐寒能力，方才和大兔一起回窩。

這樣，寒冬 時節，也可以培養一兩窩小兔，夠了五斤，便可賣出。只是把家裡弄得極不乾淨，時不時有一股難聞的氣味。人窮的沒辦法時，誰還管它衛生不衛生呢。母親在鄉間 是個很善於節約，又不怕髒和苦的農婦，想方設法也要把日子對付過去，靠養幾隻兔子，總能把日用的零碎物品及時買上。而那些懶散的人家，連這些收入也得不 到，日子過得更是捉襟見肘。鄰居呂成海便是這樣，以至於家裡幾次斷炊，向隊裡借糧。每次只借一丁點，下次分糧時又被扣去，惡性循環，最後開不了鍋，氣的得 了神經病。

幾次發病時，赤條條地睡在街外，大都由我背送回家。他是我的本家四大伯。一次，向隊裡借糧未果，正好公社書記王成寶來到我村，那天恰好站在大隊 部門外，四大爺便把一腔怒火發向這位父母官：「你們給我聽著，當年老子打新保安時，衝過一道一道的鐵絲網，腳底下踩得都是死人，沒有功勞還有苦勞哩，到如 今你們坐了天下，咋連肚子也不給填飽？我肏你媽，忘了本的共產黨，你們把老子抓起吧，坐法院每天還給吃九兩供應糧哩」。公社書記只好默默聽著，其後總算又 借給一些糧食。呂成海貧農出身，又是復員軍人，能和幹部這樣叫板，我等「四類分子」，敢這樣嗎？哪不是故意和自己的腦袋過不去！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力節省。 母親常說，過日子要學會瓮口口上打省，每頓做飯時，盛出的面一減再減，從不敢放任孩子們敞開肚皮去吃，大家湊合著，喝個差不多了事，配合著吃些「燴黃 菜」。

關於黃菜，這裡簡要做一說明。每年深秋，附近靠河的村子開始收菜，主要是茴子白、胡蘿蔔，大妹領著二弟把人家丟棄的茴子白老邊葉和胡蘿蔔英子背回， 母親一瓮一瓮地淹起來，叫做黃菜，大概因淹過來變黃的緣故而得名。食用時，再擦點山藥蛋絲絲，一起燴熟。雖然不大好吃，也可充飢，冬天裡它可以代替野菜。 每次飯菜快盡時，相互招呼著給母親留點，她總是最後吃，更是吃不飽。許多年後，當我回憶起那時的情景，曾寫過這樣的一首小詩：

些許粗糧果腹難，
半摻糠菜度飢寒。
兒郎吃罷她方食，
鍋底殘湯只半盤。

如今，當我進入年邁的歲月，每逢重讀這首小詩，仍然忍不住熱淚盈眶，尤其在母親逝世後。那時的日子實在是太苦太苦了啊。生活在農奴制下的中國農民，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答，只能聽從命運的擺佈！

五十四

生活上的困難，自不必多說，大家都分著一樣的口糧，一樣的沒有錢花。除此而外，我家還有一個最突出的問題，便是住處逼仄。一鋪炕，六個人擠在一起，隨著弟 弟妹妹們漸漸長大，睡覺成了大問題，總是三個人頭朝窗戶，三個人頭朝炕沿，交叉著，翻身都很困難。

剛回村那兩年有比較充裕的時間，辛苦一點或許可以再券一 間窯。但那時，一門心思用在多攢糞、把自留地和小塊地種好這件事上，力求解決吃不飽的問題。加上日後根本沒有結婚的打算，過一天算一天，弟弟們又小，缺乏 幫手，解決住處便拖延下來。現在，這個問題終於提到生活的日程上來。本來，冬天要和爺爺一起去住，因為趕車拉炭，每日都是凌晨兩點出發，走時還要吃飯，住 到別人院裡實在不方便。二弟、三弟合蓋一張被子，不願去爺爺那裡，嫌冷。家裡那鋪炕，人均寬度一尺多一點，實在到了擠不下的程度，解決住處已成為燃眉之 急。

過年後，村裡的領導班子重新定了下來，基本還是過去的人馬，只增加了一名副大隊長李錄。新班子上任後，為表明立場堅定，開始對「四類分子」進行嚴格管 制，不管有事沒事，每晚都得集中起來學習，有時竟到十二點左右，業餘時間少得可憐。面對這種情況，只有發動全家，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正如母親所說，一旦行 動起來，二弟、三弟都可派上用場，幹些力所能及的活兒。在舊窯的西邊，有一處空地，歸我家所有，因為面積不大，也不算自留地，再券一間窯綽綽有餘，考慮再 三，無法解決門窗的資金。券窯，自家可以利用早晚時間備料，但請匠人等工作，又無法支付工錢。

最後決定暫時蓋一間很小的茅屋，只要能遮風擋雨，住兩個人即 可。這年頭，像我們這等人家，根本顧不上什麼講究 。其實，早有此打算，也曾把這個想法告訴過姥娘，老人家極力支持。他們的院子裡，有一棵長了幾十年的大榆樹，兩個人才能合抱得住，由於這棵樹的不斷滋生， 院子的牆裡牆外，又長出不少子孫榆樹，其中有五六顆已成大樹。每年春天，大舅都要捅樹，捅下的枝子，常有胳膊那麼粗的，往年都燒了火。自從和姥娘說過後， 凡長的比較順溜的枝幹都留了下來，姥爺還把那些小的細枝，揀出好用的也都捆了起來，準備當棧子用。放柴草的小窯洞裡有一個三尺高、二尺寬的舊窗戶，一直閑 擱在角落處，姥娘答應給我留著。

這樣，剩下的問題就是門，正好上年爺爺被遣送回來時，帶回一扇新門派上了用場。他們在集寧時，一直租房子住，後來徵得房東 的同意，在院子的角落裡臨時蓋了一間小房。上年回來時因捨不得那扇新門，一起帶了回來，如今還在元海叔的舊窯裡放著。如此一來，只要脫些土坯，拉些泥土回 來，蓋一間簡陋的小茅屋，基本可以不花一分錢。

開春不久，全家行動起來。每天，只要我把泥和好，二弟和三弟便可脫下土坯。每干一批，抽空砌成牆，很快小房子起工，又盤了一鋪炕，炕寬兩米，足足可以睡兩 個人。剩餘的材料，還搭了一間棚子，作為存放柴草處。全部完工後，一家人都很滿足。環顧四周，十幾戶人家，除了元海叔有兩間新窯外，根本沒有什麼新的建 筑，我的伯伯叔叔們全都住著祖上留下的舊窯，我家的茅屋雖不起眼，卻是新的。因此，二弟和三弟格外高興，爭著要去試睡幾天哩。

茅屋完成不久，村裡又給「四類分子」增加了新的苦役，每天一早一晚必須打掃街道。暗自慶幸，多虧動手早，否則的話，還不知要拖延倒何時呢。謝天謝地，從此再不用擠著睡覺了。

五十五

風聲越來越緊，附近的村子裡也都加強了對「四類分子」的管制，早晚打掃街道成了普遍的現象。每天晚上持續不斷的學習，根本沒有什麼意思，只是讓大家多熬 夜，更加疲乏，從肉體上進行折磨。考慮到爺爺已快七十歲，決心讓他先走。其實，他也早有這個打算，只擔心走了以後給我帶來麻煩。最後在我的極力勸說下，終 於離開老家，又一次奔向內蒙。那裡有二叔、三叔，兩個年邁老人，晚年到兒子家住，查出來也不是什麼大問題。還是初春的一個夜晚，公社游鬥團押了一批典型的 「四類分子」來我村游鬥，在戲台上幾次把呂元喜捆得昏死過去，再用涼水澆醒。劉振清老漢則被打得皮開肉綻，昏死過去，怎麼也弄不醒來，只好交給他的兒子抱 了回去，匆匆宣布散會。後來聽說，劉家年老的人都聚在劉振清家裡，共同想了許多辦法，直到凌晨才慢慢有了些氣息，至今還在家中養傷，不能走動。那一晚，爺 爺和我都在台下，老人渾身發抖，幸虧有我在旁扶著，否則他會跌倒在地。爺爺本是膽小怕事之人，尤其怕官，也就是從那晚起，堅定了他要走的念頭。而我，估計 遲早會遭受毒打，那樣對他的刺激將會更大，還是先走為好。眼不見為淨麼！

爺爺走後，村幹部詢問了幾次，我告訴他們：「他想我二叔、三叔，一定要去看看，我攔他不住」。「那為啥不請假」？「是嗎？我還以為他請了假呢」。他們找不 出更多的理由整治我，只好暫時作罷。我也知道這些人決不會善罷甘休，三叔的假離婚，爺爺的不告而別，如此藐視幹部的行為，遲早要做一清算的。因而，也早有 思想準備。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由他們去吧。

學習會上，每晚指定由我讀一段報紙，然後便是抽煙、閒聊。什麼時候治保主任通知散會，方才可以離去。遇有治保主任忘了的時候，只好坐到夜深人靜，周圍沒一 點聲息時，才敢自行散去。我不喜歡和人們天南地北地閑扯，利用每晚的空餘時間，開始整理頭腦裡的一些想法。換句話說，也就是總結一下回村三年來的思想變 化。

首先，覺得信仰在慢慢摧毀。成年以後，不管別人信不信，我確實是忠誠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信仰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出身不好，但總覺得社會主義 是一個美好的社會，幾乎全部相信報紙上的宣傳。及至回到農村，所看到的全然不是想像中的那樣，田園凋敝，生產落後，人民窮困，甚至比四十年代還要糟糕，公 社化後的農民，簡直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隸。可報紙上還在繼續做著人民公社無比優越的宣傳，於是產生了一種被欺騙的感覺。以往的信仰，像土崖一樣，逐漸坍塌、 粉碎，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其次，年輕時，像當時大多數同學一樣，非常崇拜領袖人物，相信在他的領導下，社會將會很快地進步，人民一定會過上美滿幸福的日子。及至回到農村，親眼看到 的人們，卻是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終年過著飢寒交迫的日子，開始懷疑政策是否真的正確。等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一切為了領袖，一切以領袖的話為準則， 領袖成了光芒萬丈的神聖，到處都在呼喊萬歲、萬壽無疆、最最最紅的紅太陽，比封建帝王有過之而不及。記得孟子曾經說過：「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

到了二十世紀，居然被顛倒為君為貴，民為輕。搞起新的個人迷信，甚至超過封建帝王。這樣做，是不是與共和制走得太遠了？有時我在暗暗問著自己：「這個社會 裡，人民還究竟算不算人」？並且常常懷疑年輕時的盲目崇拜，覺得我們的社會，根本不是一種新的體制，在美麗的言詞後面，依然保留著封建時代的絕大多數成 分，某些地方甚至有所發揚光大！

再次，對於當時人們掛在嘴巴上的「革命」一詞，我也漸漸有了自己的詮釋。一個政權被推翻，另一個新政權建立起來，如果這個新政權比起舊政權的確好得多，認 為它是革命，倒也說得過去。反之，如果這個新政權並不比舊政權好，或者一樣，甚至更壞，那就不能叫做革命。所謂革命，亦即改革天命，改革廣大人民的命運。 爭鬥了幾十年，換來的卻是一個更加貧窮、更加不自由、更加不講理的社會，這樣的革命還有甚麼意義？它和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簡直沒有任何分別！

每個晚上，當我拖著疲憊的腳步，帶著吸滿一腔的旱煙味，走出那間「四類分子」的專用房屋時，猛吸幾口冷氣，方才感到一絲暢快，雙手摸幾下臉頰，兩臂向四周 伸展著，頭腦終於靜了下來。直到這時，早把前幾年離開電廠時種種委屈丟棄一旁，有機會重新審視年輕時的許多觀點，覺得變化真是太大了。而且，更多的時候， 這種變化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巨大的手在暗中推動。三年來，我曾努力抗拒這種推動，效果總是不大，因為它的力量比我大得多。終於有一 天發現了它，這就是社會現實。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一切動聽的說教，一切華麗的辭藻，一切騙人的把戲，都顯得蒼白無力，一文不值！

我於是覺悟了，新的思想漸漸滋生出來。在別人看來，也許這不叫新思想，是所謂「反動思想」。有時，自己也覺得奇怪，不免要問：「我真的反動嗎」？這問題的 確不好回答，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當革命變成假革命或者偽革命，甚至是暴政的代名詞時，與其有著相反的思想者，能叫做「反革命分子」嗎？這個問題，只有時 間和歷史才有資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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