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富士康、罷工潮反觀中國社會財富分配

進入5月以來，中國大陸各地罷工不斷，特別是深圳富士康公司發生員工連續自殺事件後，中國各地外資企業罷工事件尤其密集。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謝田博士近日在接受本臺記者採訪時指出，富士康公司的處境和危機以及外資企業罷工現象的頻發預示著中國作為廉價世界工廠的地位即將面臨嚴重的打擊，同時也顯露出中國所謂30年經濟高速發展背後的真相以及中共權貴統治的腐敗和政治經濟壟斷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極端財富分化。 對於目前從外企向國企蔓延的罷工現象，謝田博士認為，這充分反映出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的低，他們的利益普遍而且遠遠得不到保障。而勞動條件相對優越、收入較高的外資企業首先出現罷工，表明罷工的局面將在全國範圍內形成風潮。 （錄音）：「 一般我們知道在中國罷工是不被允許的，共產黨政府嚴格控制，因為一般工會是罷工的組織者，在中國的工會基本上全是共產黨政府的工具，所以它也沒有真正起到組織工人和要求代表工人的利益的作用，所以罷工是很罕見的。 這次我覺得很有意思，首先是罷工開始的時候針對都是外資企業，我們注意到針對富士康台資企業，針對廣州本田日資企業，還有幾個都是企業都是日臺合資或其它外資企業。 我覺得中國政府實際上對外資還是有一種不信任、敵視和半歧視的態度，總覺得 因為不是它自己的東西，它控制不了的。所以，它實際上對罷工，最開始好像似乎有一種放任自流的態勢，沒有太介入。但很快罷工越來越擴散，國有企業罷工越來越多了。 換個角度講，實際上國有企業和中國民企，這種工人可能更有『資格』或者更有理由去罷工。因為相對而言，像富士康和本田，他們的工資水平、福利設施、安全保健、工作環境都比國有企業好的多的多，他們實際上是最沒有理由要罷工的。所以，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但無論如何，中國工資水平普遍的低這個問題，尤其是國企的工資水平非常的低，這件事情現在看來已經蓋不住了，壓不住了。」 看起來，中國的勞動者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意識到自己的勞動報酬是如此偏低、並且低到需要冒風險罷工的程度，尤其是在富士康公司郭台銘為扼制員工的自殺勢頭而不惜成倍加薪之後。據報導，員工自殺事件曝光後，富士康公司以加薪的方式來應對自殺潮帶來的壓力，經過兩次調薪後，富士康職工的基本工資從人民幣900元上調至 2,000元，加薪幅度達122%。不過，謝田博士分析說，富士康加薪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工人對改善生活的殷切期待，但另一方面如此高的加薪很可能也會成為富士康從此撤出中國的理由。 （錄音）：「因為我們知道在正常社會，你比如在美國也好，在歐洲也好，在美國任何企業給員工漲工資，每年漲百分之三、百分之五不得了，很高了。因為一般來說，社會通貨膨脹是百分之三左右，你漲百分之五就高於通貨膨脹了。在加上你的業績的，你工作表現的好就多漲點，漲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就非常非常罕見了，因為企業的利潤就這麼多。如果一下子工資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這個就非常罕見，也是很奇怪，因為你這是等於把企業的利潤給吞噬掉了。而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基本上就是笑話。 我覺得實際上中國的企業、中國的工人也好，或研究中國企業的人，應該注意到另一個危險，如何富士康被迫加工資加了這麼多？那很可能這就會變成一個他們以後要出走、撤出中國的理由。因為這個工資加的太快。也許我們不能排除另一個可能，富士康可能真是準備撤出中國。據說有另外一個報導，說郭台銘他們已經決定把一些公司的運作遷回臺灣，遷到那種自動化的工廠去。如果是這樣的話，他肯定要撤出，他多加百分之五十、八十、一百二十，這實際上都沒太多意義了。這個實際上也並不能說真實地反映中國勞工工資水平問題。」 有分析指出，單純靠這種超乎尋常的連續調資，也未必能使富士康公司很快從連環自殺的陰影中走出。富士康員工的自殺事件，中國大陸媒體高調作了廣泛報導，也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事實上，根據2007年初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發布的《我國自殺狀況及其對策》中的數據，在中國每兩分鐘就有一人自殺死亡，這相當於在中國每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是中國總人口的第5位死因，是15─34歲人群的首位死因，但這一背景在中國官方媒體中卻鮮為報導。有分析認為，其實發生在富士康的自殺，原因並不簡單，甚至背後有中共官方的因素作祟，對此，謝田博士指出， （錄音）：「我覺得不排除這個因素，因為中共從來就想修理台商。中國政府對台商的觀點基本上就是，它們骨子裡認為台商、臺灣就是中國的，它根本不把它當外資企業來看。就是想把你錢拿過來。可能他們會覺得這個利益和錢沒有均沾，沒有分到。所以，它會拿它來作為出氣，甚至其它和富士康競爭的民企或國企，如果也出於一種忌妒的地位，它就借用政府的力量，來打擊競爭對手，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我們是不能排除的。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中共政府對私營企業、民營企業、或者獨立的企業帶一種歧視性的看法，這可能是最後的原因。」 不論是富士康的可能撤出，還是全國範圍內越來越多的罷工風潮，謝田認為，這實際上是對中國所謂的廉價世界工廠地位的一個嚴重打擊。 罷工風潮和加薪的呼聲同時也使中國社會財富分配問題新近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近年來，中國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最新報告顯示，中國1%的人口掌握了全大陸41.4%的財富，高收入的上市國營企業高級主管與社會平均工資差距達128倍；而且中國的財富集中度已經遠遠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中共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從5月17日至6月7日，連續推出4篇「社會財富怎麼分」系列報導，許諾在中國社會「壯大中等收入者隊伍」，所謂「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設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型』社會」。 謝田博士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什麼中產階級，只要中共對經濟的高度控制和權貴對中國的經濟控制和壟斷沒有解除，中國社會也不可能形成中產階級。 （錄音）：「這個是共產黨政府一直在這樣說了，但實際上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正常的社會，它的社會的形狀是兩頭尖中間大，很富的人少，很窮的人也很少，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收入結構應該是這樣子，或者有人說是金字塔型的。 中國我們現在看來，被許多學者認為是一個倒金字塔型結構。就是說很少數的人。據說最上層的幾十萬人。可能不超過幾十萬人，幾百萬人也好，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他們的高幹子弟，他們的親友，和依附於他們的一些技術、學術、進行教育、各種企業…精英人士、精英階層。 最近好像有一個數字說，在中國最富裕的百分之四，好像百分之幾的人掌握著中國一半的財富，實際上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很貧困的狀態。實際上你看中國現在的工資水平，大學畢業生也好，現在一般人工作一個月一、兩千塊錢的水平，相對房價和其它教育和健康保健的一些成本來說，實際上都處在一個非常貧困的狀況之下，所以，中產階級並沒有真正在中國社會形成。所謂的改革開放在二十年來，實際上新富階層和共產黨權貴階層，通過國企的改制，通過股票市場，通過房地產市場，把財富高度的集中在他們手裡。 那這些人為什麼有這些資源，為什麼能得到那些財富呢？那很多人的財富都是從比方說，國企改制的時候得到的，把國企變成私有企業，或變成上市公司企業。國企那些操控的人，他那國有企業的老闆，原來都是共產黨的書記，搖身一變就變成國企的總裁和副總裁。另外一點就是土地，中國的土地本來實際上是共產黨建政的時候就從人民的手中掠奪過來。那現在人民仍然沒有購買土地、擁有土地的自由。政府現在反而來把土地所謂的轉讓，大量的財富全是通過土地的轉讓或者土地出讓這個錢裡邊被權貴階層拿走。那所有這些是造成中國財富兩極分化，和中產階級不能形成，一般的民眾越來負擔越重，造成這樣一個現象。」 謝田博士指出，中共官方現在忙不迭的炮製所謂「社會財富怎麼分」的討論調，只不過是在忽悠老百姓，轉移民間的視線，把中共的貪腐虧空轉嫁到外商身上去。據報導，90年代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從國家銀行挪用200億人民幣的美元，放到海外銀行自己的帳戶上，為了移民，「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用合2.5億元人民幣的國庫銀子在澳洲悉尼購買最昂貴私宅，這些在管媒的「社會財富怎麼分」系列報導中隻字未提，謝田博士說，無論郭台銘們如何給自己的工人提高工資，也承擔不起中共貪官污吏們持續不斷的對國庫的瘋狂掠奪。60餘年的歷史教訓告訴國人，中國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只有在一個沒有吸血的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中才能實現，而這一天的實現需要每個國人的努力。 （錄音）：「我們要解決這一個問題，那實質上最根本的就是要解除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壟斷，在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上的壟斷。共產黨本身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它是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力。我想最好的辦法，就像大紀元時報上推出《九評共產黨》社論和現在正風起雲湧的退黨運動開始的，只有解體共產黨，消除中國最大的特權階層，讓中國經濟走向一種公平的、平等的自由競爭，這個才有可能。」 聽眾朋友，今天的新聞透視節目就到這裡，是由俞珊編輯製作的，感謝您的收聽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来源:希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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