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唐媽媽在北京申訴和請願時候看望維權人士鄭大靖的女兒和兒子，當時鄭大靖正被湖北鄖西當局關押於黑監獄中
唐德英的兒子名叫周國聰，1989年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市民為民主自由湧上街頭時，他還僅僅只是一名15歲的少年，當時，這位花季少年正在成都市郊區的一家工廠裡面工作。唐德英的記憶裡，周國聰是個比較內向而善良的孩子，而且他顯然也不具有什麼遠大的抱負，也沒有什麼超人的才能。周國聰從來沒有過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經歷，即便是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也未有擔任過重要的班級領導職務。
周國聰似乎注定要平凡下去。生活不允許他有太多的幻想，一個15歲的少年卻不得不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擔，到工廠去工作。在其他孩子孩子學校裡吸取知識的營養憧憬未來的時候，周國聰卻已經成為一個風雨飄搖家庭的頂樑柱了。直到「六四」事件，直到道貌岸然的政府撕下溫情脈脈的面紗露出猙獰的面孔，直到槍炮坦克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說出「不」來，直到周國聰那天真的心靈和並不堅強的身體被擊碎。尤其讓唐德英老人晝夜不眠的是，在這位少年死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六四」死難者的名單中並沒有周國聰的名字。一個生命的消失了，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兒子被活活打死，正義卻得不到伸張，唐德英卻只能默默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沒有任何人知曉。
母愛無疑是世間最偉大的情感，為了不讓兒子默默死去，為了兒子九泉之下不能瞑目的眼睛，唐德英苦苦堅持17個春秋，她的經歷鮮有人知，她受過的苦難和冷眼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當唐德英的事跡披露出來後，有人懷著崇敬和懺悔做出這樣的詩句「我不知該怎樣懺悔，十八年了，你孤苦伶仃抗爭了十八年，直到現在我才瞭解你的身世」。是啊，當這位母親獨自一人坐在火車的硬座位上，忍受著長途跋涉給她的身體帶來的無盡的傷害時，她是寂寞的，心酸的，無助的，她沒有考慮自己的身體，也不在乎飢餓，而是擔心自己能否堅持到徹底地為兒子討來說法的那一天。但是，當回想到兒子那張滿是鮮血的臉龐時，她告訴自己必須得堅強，她的兒子不能不明不白地離開這個世界，她也不能不明不白地失去她這個心愛的兒子，她就有無窮的力氣，她在為兒子活著，她在為正義活著！這是多麼具有諷刺意義呀，一個時代的罪惡造成一位偉大的堅強的母親！也許「六四」死難者家屬、那些受人尊敬的「天安門母親」都有相同的心路歷程吧？
周國聰死亡的地點是成都市寧夏街派出所，唐德英得知她的兒子死亡的消息，已是兩年以後的事了，在領回兒子屍體以前，屍體一直被默認為無名屍，對此，唐德英非常憤怒，一個有名有姓的人，在他死亡後竟然還不得安息，就這樣被人為地蒸發消失了兩年多！這兩年，唐德英時時含淚尋找著思念著兒子，她真想兒子只是淘氣地遊玩去了，某一天便又會回家，吃她做的香噴噴的飯菜，直到這一刻，她絕望了，崩潰了。但是，更令唐德英難以接受的是，當局只是將一具已經冰冷得使人心碎的屍體交還了唐德英，他們始終未有對其子的死因做出任何正面解釋。
通過零散的信息推斷，災難降臨之時周國聰應該是身處距離寧夏街派出所不遠的天府廣場的，「六四」時，如同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成都的天府廣場上也聚集著很多飽含激情的抗議民眾，他們聲援呼應著千里之遙的北京學生。成都的天府廣場也成為成都民運的大本營。但同時，成都市政府也毫不動搖地呼應著北京血洗天安門廣場的行動，他們開始大規模地逮捕聚集在天府廣場上的任何參與抗議的民眾，他們也用武力表現出這個專制政權高度的一致。正如黃琦先生所說「周國聰在中國政府1989年六四血腥鎮壓學生民主運動之後，被成都公安部門逮捕。成都地區的逮捕活動是中國政府在六四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大搜捕活動的一部分。」
將兒子安葬以後，唐德英便開始了她漫長的上訪之路，令人感覺溫暖的是，在唐德英上訪的過程中，她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著名的維權人士黃琦先生經過詳細的調查勇敢地將她的遭遇放在了六四天網網站，並時常關心看望她，最終使得唐德英成為了中國大陸第一位獲得當局變通賠償的六四死難者家屬。對唐德英接受當局的補償的行為，很多人都發表了他們的看法，大家都沒有過多責怪這位母親，大家還是依舊同情支持著這位無辜的母親。
唐德英的維權經歷似乎要劃上一個句號了，但是，對維權運動和民主政治運動的關係的議論還是在唐德英接受當局補償後發生了，這場議論是唐德英所不知道，其實，時至今日，也從來沒有人向這位老人提過這場本就和她無關的往事，她也從不知道自己的行為竟然是思考一個嚴肅的政治命題的導火線，我不是那場議論的參與者，但是，當看了那些對唐德英的議論後，我不覺得一位老人的苦難經歷應該作為政治考量的對象，我只是想這個變通賠償本該成為唐德英結束其痛苦的伸冤生活，安度晚年的開始。
但是，天並不隨人願，就在唐德英的兒子死亡十多年後的2004年，位於成都市錦江區三聖鄉花果村八組的唐德英家的房子也被當地政府非法拆遷了，唐德英和其他被拆遷者一樣，始終未有得到當局的公正合法的補償，更令她氣憤的是，與她一同被拆遷的村民中竟然有11名已亡人得到了房屋住房補償，而她死去的兒子卻不在其中，這樣的刺激是唐德英所不能承受的，她不能再容許自己的兒子遭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任何形式的傷害。從此，唐德英又繼續走上了上訪之路，她控訴當地政府的非法行為，要求政府公平地對待她那冤死的兒子，還她和她的兒子一個真正的平靜生活。上訪的結果令她感覺絕望，此時，黃琦先生及其他朋友們又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們做了大量的幫助唐德英進行維權的工作，黃先生的努力使得中共政權的野蠻行徑昭然於世，這次政府終於不再忍受敢於挑戰他們權威「不識好歹」的老人，他們最終決定派專人將唐德英長期看守起來。
在零八年黃琦先生被捕前後，唐德英的活動範圍便被當侷限制得很嚴，她只有悄悄地外出一些她想去的地方，並且時不時受到看守她的人的威脅，對她的看守也變得比以前更加嚴密了，他們在唐德英的家門口支起了一個很大的太陽傘，看守她的人在這個太陽傘下打牌聊天，一旦唐德英外出，便有人跟在她後面。唐德英家住在一樓，她家的隔壁是一家從早到晚開門營業的家庭超市，而這家家庭超市的經營顯然是不合法的，但它能存在與它的特殊鄰居的照顧不無關係。不止於此， 2008年的7月7日，唐德英還遭到了其社區所在地派出所的人身傷害。那天，唐德英本是去其社區所在地的街道辦事處討說法，街道辦事處讓她去找派出所解決問題，於是，唐德英便去到其社區所在地的獅子山派出所，要求派出所終止對她的非法監視，還她以自由，並且希望派出所真正地解決其兒子死於非命及其房屋被強拆而不得合理賠償，以及同村的已亡村民得到房屋補償而自己的兒子卻得不到公平對待的問題，進而，唐德英要求當局不能拿納稅人的錢來干傷害她的事，並指責了那些成天妨害她的自由行動的人，這些人因為得到當局的承諾，只要賣力監視唐德英，便給他們買夠社保，所以，他們不惜以傷害唐德英為代價，來無情地做著喪失人性的勾當。當唐德英正在表達自己的憤怒時，身邊的一個陌生人狠狠地抽了她一耳光，此時，派出所的某警官也狠狠地警告唐德英，如果她再繼續鬧事，他們一定會繼續整她。
除了這種直接的暴力攻擊，當局對唐德英的人身限制顯得更加的平常，一旦唐德英走得稍遠了些，總有人會將她拉扯回家去，據唐德英介紹，近一年來，她多次遭到看守她的人員的跟蹤及騷擾，一次，唐德英避開看守她的人，前往省人大上訪，當老人遞交完自己的上訪材料後，匆忙趕來的看護們堅持要讓老人馬上回家，並狠狠地將老人拽上了一輛他們開來的汽車。另一次，也就是前不久的虎年春節，老人前往她家附近的塔子山公園看燈會，唐德英本想，過年過節的，看守她的人應該放假了，她應該可以自由地去享受一下春節的快樂了，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看守她的人又出現了，而且照樣是生拉硬扯地將老人送回了家。
自黃琦先生被捕後的這一年半時間，老人就很少享有過這個國家的公民應享的正常的自由，她去某地上訪，必然會立馬被看守她的人送回住處，她去附近買菜散步，照樣會被看守們跟蹤，並且一旦超過了一定距離、一定時間，或是到了一個人群聚集的地方，也是必然會被她的看守帶回她的住所，唐德英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在大監獄裡德囚犯。一位75歲的老人，她其實是走不了多遠的，而且也沒有去反對這個在她心中無比厭惡的政權，但是卻始終忍受著這種不自由的約束，這讓老人感覺十分地憤怒與絕望。其實，她早已知道她今生都將為這種殘酷的非人道的類似於監禁的生活所折磨，但是越是這樣，她就越發地相信未來民主中國的到來必將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我始終認為一個時代的苦難應該由這個時代的所有的人去承受，一個時代的弊病應該大家努力去消除。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無以計數的人們心安理得地漠視著他們的同胞經受痛苦，如果這種漠視是在不知的狀態下發生，我想它是值得被原諒的，但是，當我們確切地知道某位同胞正在時代的不公平而受難，而去擔當，而我們卻依舊無動於衷，甚至是雪上加霜時，那麼我們便最後地失掉了進行自我辯護的權利。我時常發覺我自己便是如此，有時候，當我看著那些獨自受難的人們的眼神時，除了感動於他們的無畏與堅強，更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是如此地怯弱，以至於終究沒能將自己的雙手與這些崇高生命的雙手緊握，同去為打破我們這個古老國度的悲劇性宿命而同甘共苦，努力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