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是以解放生產力為標誌的，在農業體現為責任者，在工業表述為增強企業活力，其核心是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是在沒有新增資本，沒有增加生產資料投入，以及新技術投入的條件下，僅憑對生產關係的變革來實現經濟發展的。
那麼勞動者，也就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勞動力，憑藉自己的雙手及養活自己和家人的信念，在舊有生產力的基礎上就創造了無數的新產品與價值，這使得勞動力在這場改革乃至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他們的付出卻沒能得到應有的回報，他們取得的收入是最微薄的。
一、宏觀上勞動力利用的低效率
中國的勞動力是按產業劃分的，主要有傳統意義上的第一產業勞動力，第二產業勞動力和第三產業勞動力。
第一產業資源短缺，生產資料供應不足，唯有勞動力過剩，生產要素在配置上難以達到合適的比例，不可避免地出現生產的低效率，從第一產業游離出來的農民工的勞動力價值無法體現，是農村勞動力資源在整體上的、社會性的浪費。
第二產業有限的資本和技術設備無法吸收大量的低素質的勞動力，人均生產資料佔有量很低，下崗、待業等各種掩蓋失業人數的代名詞不斷湧現，隨之壯大的是失業大軍。
第三產業的資本與技術含量低，仍然是傳統意義上的服務業，它的計算用的是排除法，即除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以外的產業就是第三產業，其結果是造成這個行業的收益與就業人數在統計上有很大的伸縮性，往往構成對失業人數與經濟困難程度的掩蓋。
從產業構成上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最多，利用效率也最低；第二產業卻是主體，所創造的總產值最高；而近年來經濟的增長則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非生產性行業的第三產業的增長。在按生產要素密集度劃分的產業構成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效率低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數量稀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技術落後，無疑，這都是構成中國產業結構的致命傷，也注定了它吸納就業能力的侷限性。
二、微觀上企業與員工之間勞動關係的失衡
按照經濟學原理，只有當勞動力的增長與生產資料投入的增加保持一定的比例時，才能夠取得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不對資本與生產資料進行追加投入的後果是一大部分剩餘勞動力從生產中游離出來。農民工就是最典型的產物，他們不佔有農業生產資料，不享有城鎮職工的工作權利，唯一的希求就是能夠打零工以求得溫飽，讓自己和家人不被凍死或餓死。
勞動力的這種生存意義上的微薄收入需求，就成了中國製造業成為世界工廠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對勞動力的利用是不科學、不公平的和低效率的，在此種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畸形的和低社會效益的。
在計畫經濟條件下，企業是政資一體的，勞動者的就業、工資、勞動保護等是由所在單位來安排的，而全局性的勞動力過剩是通過城裡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來緩解。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是通過市場來配置的，勞動關係表現為雇佣與被雇佣的契約關係，即通過合同的法律效力來保障勞資雙方的合法權益。
世界工廠的建立，注入了資本，帶來了技術設備，同時也帶來了一種新型的勞資關係。這種勞資關係，在資金和生產資料短缺，而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表現為資方佔有絕對優勢，勞工被動地依附於資方，一旦脫離就成了斷線的風箏，無法起飛。
因此，在合同內容上資方有著絕對意義上的決定權，時常出現低工薪、延時勞動等霸王條款。這些霸王條款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地得以實施，是因為資方作為地方政府的納稅人，是地方稅收的來源，地方政府對資方的行為往往採取姑息的態度。而本應屬於勞動力集合體的工會，在中國國土上的企業裡卻是行政附屬品，是由資方指定的，並不是通過民意投票而產生的，根本不代表勞工的利益。勞動者個體在企業中猶如孤立的羔羊，任人宰割，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惟有一跳來求得解脫。
然而自發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的集體抗爭，諸如罷工，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與資方抗衡。罷工的結果是加薪，加薪的代價是增加勞動量，併進一步導致產業外移，勞資雙方糾紛在一方佔明顯弱勢即失衡的條件下，資方永遠勝一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