躑躅於金融危機的廢墟之上，西方的思想者們對當代資本主義似乎陷入了普遍的困惑與焦慮。茫然四顧之際，他們驀然在東方找到了重建的靈感。於是，中國模式的言說開始甚囂塵上。
毫無疑問，中國模式緣起於所謂中國經濟奇蹟。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一直處於某種主流思想的質疑之中，但中國持續的高速增長以桀驁不馴的方式一次次粉碎了這些悲觀的預言。人們開始相信，中國經濟的確是一個奇蹟。奇蹟之所以為奇蹟，就是因為它超出了現有思想的解釋能力。不幸的是，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來，所謂中國經濟奇蹟都是一個想像和杜撰之物。
中國經濟之所以被視為奇蹟，乃是由於其持續的超乎尋常的增長速度。但是放眼全球的最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史，與中國同樣處於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實在非常之多。以金磚四國為例，在採取了某種更加自由的市場化改革政策之後，它們幾乎都實現了相當持續的高速增長。雖然這幾個國家在整體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不如中國高，但無論如何都屬於中、高速增長區間。換言之，在經濟增長速度方面，中國與其他三國並沒有質的區別，而更多的是量的區別。考慮到這些不同經濟體高速增長几乎發生同一時期，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它們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更加開放和更加自由的市場化改革，以及伴隨著所謂全球化的全球市場體繫在最近20年中的高速擴張。正是這兩個因素推動了金磚四國在最近一二十年的共同的高速增長。至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出其他三國的那一部分，實際上也很容易在中國內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釋。在我看來，中國各級政府人為壓低各種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稅收成本等等)，以及遠遠超過其他三個國家的投資能力(高投資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個經濟體那一部分的恰當解釋。前者使中國在全球資本競爭中贏得了更多的投資，並能夠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後者則顯著拉升了中國的投資。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經濟結構較之其他同樣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結構上更為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穩定。我們似乎可以說，中國高出其他經濟體的那一部分增長速度，實際上是以結構的失衡，社會的斷裂為代價的。而這種成本現在已經越來越為我們所痛苦地感受到，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麻煩。的確，中國各級政府具有向社會和未來轉移成本的能力，但成本不是不在了，它只是藏在我們用傳統會計方法無法觀察到的地方。這種成本我們總會在未來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支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可能就不再那麼耀眼了。如果一定要稱之為奇蹟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稱呼印度、巴西……甚至更多國家。看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全球資本主義在二戰之後一個長週期擴張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有什麼獨特之處的話，則是中國政府在壓低企業成本、政府成本上無與倫比的能力。在我看來，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如果它有的話)的真正內核。
一般而言，所謂模式是一個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制度結構總和。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結構，其穩定性、持續性還遠遠沒有受到時間和危機的考驗。事實上，已經有相當多的跡象顯示，在全球市場體系擴張動力逐漸衰竭的今天，中國曾經有力推動經濟增長的這種制度結構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證諸歷史，那些成功並為後來者效仿的所謂模式，無一不是在應對各種嚴峻挑戰而進行的不斷調整和革新之後才最終得以形成的。我以為，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中國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而在中國現代資本主義從未經受過任何重大危機考驗的今天，就開始高談闊論所謂中國模式，未免過於心急，也過於輕率了。
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制度不過是一個民族國家獨特精神獨特價值的外化過程。易言之，包裹於所謂模式之內的，乃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獨特文化。無論是外部的中國模式論者或內部的中國模式論者，都試圖從中國的獨特文化或者文明中去尋找思想根源。但實際上，在我看來，除了膚色之外，從思維模式、話語結構到世俗倫理、制度架構，那些在侃侃而談的中國模式論者，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建構中國模式的理論時，使用的幾乎全部是來自西方的學術訓練和理論方法，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中國模式這個概念本身就充滿著西方意味。對於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來說，這可能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但它的確是一個事實。所謂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不過是可以聊以表達我們民族特性的一個空洞符號。或者，它只是從故紙堆裡鑽出來的書獃子們對當代中國的一種情緒投射。與當下中國的現實幾乎毫無關係。明乎此，我們才能真正洞察我們今天的歷史起點，才能真正清醒地認識中國文化究竟會以何種方式在未來復活。在閱讀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時，我非常驚訝於作者對中華文明在未來的那種想像，但坦率說，那僅僅是一種想像──一種出於對當代資本主義不滿而急切尋找替代物的想像。
在相當程度上，中國模式不過是若干知識份子出於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失望和不滿，在匆忙之中遴選出來的一個替代物，一種對神秘事物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