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說：
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年已成立
一、毛澤東要包惠僧寫有關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的材料
毛澤東和包惠僧都是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而且包惠僧是代表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書記陳獨秀參加一大的重要人物。因此，毛澤東派中共中央宣傳部李蘭天、杜民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訪問包惠僧，「據說，毛主席要我去看看上海革命紀念館的模型，並要我寫點有關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的材料。」（《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北京第一版，第3頁）
包惠僧遵旨於二十天後寫出了《中國共產黨一大會議前後的回憶》。他在回憶文章中列舉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十日左右開會時，來自七個地區的十三個代表的姓名，把毛澤東列為第一。但是，對毛澤東的印象不過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說話即是沉著而有力量」，但是沒有一句毛澤東在一大講過的話留在包惠僧的記憶中。因此，包惠僧只好在文末的「幾點回憶和感想」中，吹捧毛澤東是有史以來歷史上有數的人物，「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毛澤東的「突出的天才，卓越的智慧，山嶽一般不可動搖的毅力，艱苦卓絕奮鬥到底的精神，把三千年來的封建勢力推翻了，把中國拯救出來，復興起來了。」「中國共產黨得有今日，是得力於偉大的毛澤東的正確領導。 」（上書，第26─27頁）同時，包惠僧回憶，一九二四年夏，毛澤東發給包惠僧五十元路費時，氣色不太好。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潤芝的身體很不好，經常是一個星期才大便一次。」「從此以後，經過二十餘年的艱苦歲月，我總以為他的健康不夠好。」「一九五二年國慶節觀禮，看見他的神采，才瞭解毛主席的健康。」（上書，第27頁）
二、包惠僧如實寫中共成立於一九二○年的史實
《包惠僧回憶錄》可貴之處，在於他如實回憶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年的史實，而不是沿用官方修史纂改為一九二一年七月，因為毛澤東參加的一大才成立中國共產黨的錯誤說法。在回憶錄中，包惠僧以史實堅持了這個重要判斷。
（一）、一九二○年已成立中國共產黨
「五四運動以後約在一九二○年春，第三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見了陳獨秀、李大釗等……最後發起了組黨。」「約在同年（一九二○年）夏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推陳獨秀為臨時中央的書記。……工作地點在法租界老漁陽裡二號，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除陳獨秀外還有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傳鼓動，編印《新青年》雜誌及新青年叢書，並與各地支部或小組取得聯繫（我記得當時沒有小組這個名詞，凡經中央組織起來的地方都叫支部）。各地支部成立最早的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廣州、長沙等處。」武漢臨時支部「推定包惠僧為臨時支部書記，租定武昌山前夕公祠五號為機關部，劉伯垂的律師事務所的招牌亦掛在此處。劉伯垂帶了一個抄寫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大體不出《共產黨宣言》的範圍，對黨員政治活動規定很嚴格，如：不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等。」（上書，第17─19頁）包惠僧的這段回憶，證明一九二○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有黨的刊物、有宣傳鼓動和發展地方組織的經常工作等任務的正式政黨了。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正是由一九二○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組織的會議，更證實絕不是一九二一年七月才成立中國共產黨的。
（二）、一九二○年上海老漁陽裡二號是中共臨時中央辦公地點
包惠僧一九五三年八月奉毛澤東之命「去看看上海革命紀念館的模型」。他寫了《勘察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幾點意見和回憶》。第一館是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地點，除了肯定十三個代表中有毛澤東外，包惠僧還強調「在會議席上，毛主席的座次，這一點我記不清楚，最好問毛主席自己……」。看來當時擔任記錄的秘書毛澤東不坐在顯要位置上，包惠僧把球又踢回給毛澤東了。關鍵是包惠僧在「第二館方面」一節透露出重要信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年成立的史實。
「第二館就是老漁陽裡二號，即現在銘德裡，原是陳獨秀的住宅。在一九二○年春夏之交，共產黨臨時中央成立時，維經斯基和楊明齋常到這裡來，在商量發起中國共產黨之初，李漢俊、瀋玄廬、戴季陶、張東蓀曾到這個地方開過座談會。在陳獨秀沒去廣東之前，這個地方是經常集合之所。」……「我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到上海準備赴莫斯科，此時李漢俊代理書記。」「漢俊留我在中央工作，成立一個教育委員會。我和楊明齋是正副主任。我們黨的集會是在李漢俊家的時間多，在瀋雁冰家裡也開過會。我們記得通過沉澤民入黨的一次會是在瀋雁冰家裡開的。當時我們通訊處主要的是舊法租界大自鳴鐘對過《新青年》發行社蘇新甫，蘇新甫是安徽人，陳獨秀的同鄉，他是《新青年》的經理。」（上書，第28─29頁）這些事實說明，一九二○年中國共產黨不但成立了，而且臨時中央做了大量宣傳、組織工作。
（三）、一九二○年臨時中央的工作證實中共一九二○年成立
包惠僧回憶「新漁陽裡六號（當時的號數我記得是二十六號）。在一九二○年春，楊明齋、維經斯基到上海找陳獨秀商量建黨之初，即租定這個房子──是楊明齋經手租的，華俄通訊社就在這裡發稿。接著，辦了一個外國語學校，為我黨初期的聯絡接洽，是公開活動的機關，社會主義青年團即在此處，團的書記是俞秀松。一九二一年一月之間，我到上海，即住在此。當時李漢俊代理臨時中央書記，由他負責。我們到上海後，李漢俊在臨時中央成立一個教育委員會，指定我負責，楊明齋任副教育委員，主要任務是選擇青年團的優秀分子送莫斯科留學，約在四月間送了十幾個學生赴莫斯科，我記得有劉少奇、許之楨、羅覺（當時還是團員），還有彭述之、卜世琦、韓平、蔣熱血等。黨的公開或不公開的集會都在這裡舉行，如一九二一年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此處是我們的聯絡機關，我常到此處。我記得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也到過這裡。這個地方要稱為我黨臨時中央時代工作部（紀念館）。」（上書，第3頁）
（四）、一九二○年第三國際派人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
包惠僧證實，正是在第三國際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一九二○年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籌備和組織了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中共一大。
包惠僧在《回憶馬林》一文中寫道：「一九二○年維經斯基來中國，與陳獨秀、李大釗及其他有關人員聯繫，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初夏，第三國際又派了馬林（作為常駐中國代表）與赤色職工國際尼克爾斯基來中國，到上海與中國共產黨代理書記李漢俊等計畫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畫，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策劃的。當然馬林是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寧命令辦事的。至於掌握時機、發動人員、調動力量是完全出於馬林之手。」（上書，第427 頁）
包惠僧回憶了陳獨秀當年同馬林、張太雷的爭論。馬林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畫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張太雷說：「共產主義運動，全世界是一個整體，都應該在第三國際領導下工作，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由發生到發展，由成長到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中國不能例外。」陳獨秀髮起火來說：「中國的革命要根據中國的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來推動，我們一無所有，犯不著戴人家的現成帽子，你的話同馬林的話是一樣的，我聽不進……。」陳獨秀還指出：「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利，要有獨立主動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絕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干，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陳獨秀還認為：「中國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上書，第419、430、431頁）
但是，在中共一大以後，馬林幫助保釋了被捕的陳獨秀，陳獨秀與馬林會談後，同意「全世界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如有必要的開支，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調撥。」而「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共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繫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畫及預算，每年都要赤色國際批准施行。」（上書，第 432頁）
（五）、包惠僧的回憶錄是可信的
《包惠僧回憶錄》是由官方的人民出版社公開地正式出版的著作。這本書的緣起是毛澤東親自發令：要包惠僧回憶一大和勘察一大紀念館的最高指示。因此，是經過官方審查、認可的。而聰明、正直的包惠僧並沒有違背事實為毛澤東胡編亂造歷史，把「回憶一大」改寫成「一大前後」，透露出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二○年成立的史實，中共臨時中央組織召開了一大，而毛澤東不過是中共中央領導下的湖南支部的「一大」代表。毛澤東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締造者。
從以上引用的一部分《包惠僧回憶錄》的材料，時間、地點、人物、情節、對話的具體、詳盡來看，應當是相當準確的、實實在在的，也是可信的黨史的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