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鄉長月薪只有千餘元，卻能經常喝茅台酒抽玉溪煙。我們把這叫做公款吃喝。無論這種吃喝有多麼頻繁，成為他的生活常態，而且他總是從餐桌上把菸酒帶回家，通常也不會算進他的收入和消費支出。王小魯教授關於灰色收入的最新報告，也基本沒有涉及這一塊。但是，他所調查出來的灰色收入已經觸目驚心：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3.2萬億元，這比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計算高出5.4萬億元，是當年官方統計居民可支配收入規模17.87萬億元的30%。而且，灰色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正常收入增長速度。
灰色收入無所不在，人所共知。但是這個概念本身也是灰色的，王小魯教授研究採用的恩格爾係數法也有爭議。國家統計局官員王有捐發表文章，對王教授的調查方法提出質疑。不過有人指出，王有捐的文章更加讓人糊塗。今年3月的「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初稿中，提出「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範灰色收入」。這個說法讓很多人覺得刺激，不少代表以「灰色收入」概念界定並不清晰為理由，要求予以刪除，最後修改為「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這一修改文字倒是明白，意思卻完全改變了，失去了政府要關注灰色收入這一訴求。
也有人認為，《政府工作報告》的修改正確而且必要，因為法律並不承認灰色收入，規範也就無從談起。收入要麼合法，要麼非法，要麼保護，要麼打擊。從法理上說，的確如此。不過這得有個前提，那就是法律相對完善透明，執法相對獨立公正。若法律本身就是灰色的，又怎麼用它來界定黑白呢？這種情況下，不承認灰色收入，反倒成為對社會現實的粉飾。
進一步說，灰色收入之所以數目龐大，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灰色的社會。政協委員、作家梁曉聲在「兩會」上指出，「灰社會」比「黑社會」危害更大。他所指的灰社會，也就是某些學者所說的灰色階層，是由富豪、企業主，甚至各方面的社會精英或者一些官員組成的高級社會利益集團。這些人喜歡穿「高級灰」西服，低調神秘地穿行在金錢與權力之間。他呼籲公布國企高管的年薪，因為「他們管理著全體人民的產業，人民有權利監督」。梁曉聲的灰社會定義中，顯然也包含各級官員。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更是一個媒體呼籲多年的改革議題。
學界對灰色社會的另外一個定義，是指在城市街角或邊緣鄉村，被地痞流氓操控的底層社會。跟黑社會性質組織相比，這些地痞流氓只是一些小混混，不擁有明確而嚴格的組織，也沒有特定的暴力行為。但是他們通過搗亂和耍賴等手段，利用傳統的熟人社會，遊走於法律邊緣，使社會結構模糊混沌。
事實上，王小魯教授的研究表明，在這兩種極端社會階層之間的更廣大的社會，也處於一種灰色狀態之中。如果說腐敗已成為權力運作的潤滑劑，那麼從權力到權利，從政治到經濟，我們每個人都處於一種邊界模糊的狀態中。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去摸索和試探這個邊界。距離權力越近的人，灰色生活的成分越大。一些基層官員的大部分精力，幾乎都用在了適應和探尋這種顏色之中。
對於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灰色社會也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困境。一方面我們為此感到煩惱，甚至常常處於危險的邊緣；另一方面我們又依賴於此，否則便會「水至清則無魚」，喪失了生存的空間。因此，人們一方面在清掃霧靄，想要分辨黑白；另一方面又在製造灰色，以便從中漁利。
正因為如此，也有人認為，灰色是一種和諧的色彩，它維繫著社會的穩定。就好比每個人都陷入一種泥潭之中，雖然很不舒服，而且隨時有進一步陷落的危險，但是也很少人有機會單獨走出困境。在這一點上，王小魯教授的研究很有價值。他用數據指出，灰色收入加大了社會貧富分化，擴大了社會不公。2008年63%的灰色收入集中於頂層10%的城市家庭，而且其主要來源既非人力回報，也非資本回報，而是權力回報，也就是圍繞權力產生的貪污、瀆職、尋租等腐敗行為。
在一個相對清明的社會中，權力作為一種公共資源，是用來維護社會公平，消除貧富差距的，它要讓社會變得黑白分明。在一個灰色的社會中，權力成為特權階層牟利的工具，通過干預資源配置、財富生產和分配，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公。社會越灰色，貧富差距越大，社會矛盾越激烈，穩定也就成為一種奢想。
無論是古人夢想的清明政治，還是現代社會的權責分明，灰色社會都被視為危險之途。王小魯教授的兩次調查研究表明，從2005年到2008年，中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灰色收入的比例迅速擴大。這說明依靠現存系統內部的自我矯正和自我清理，不僅於事無補，還會適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