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2009年第6期張鳴先生的文章《這個瘡疤揭不得》裡談到：「現在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都經歷過很多政治運動。運動是什麼？運動就是嚴酷的政治鬥爭，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營造的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怖……」「運動是一個劇場，一個可以活生生上演殺人、傷人、逼死人命的劇場」；「……掃蕩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運動是個絞肉機……」 對此，本人有強烈的同感。下面僅以我父母親的片斷遭遇，將當年某山區的「運動」略述一二，以饗讀者。
我的雙親是贛西北的普通民眾：父親解放前經商，解放後做財會工作，也務過農，為人正直厚道；母親會織布，善女紅，做豆腐、養豬，為人善良勤謹。憑著他們的勤勞能幹，在親友的幫助支持下，解放前三年造了一幢彼時彼地頗像樣的房子：佔地200平方米，窯磚砌牆，瓦蓋頂，兩進兩重含廚房、廁所共八間。這房子成了我家比較富裕的象徵，在那越窮越光榮、富裕是罪過的年代，我家便成了歷次「運動」光顧的對象。
解放後農村最初的運動叫「土改」，對全國五億多同胞劃分階級成份，劃出最革命、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等次。我的家鄉是個窮鄉僻壤，憑著新造的房子與母親的外婆家定為地主（舅父是當地熱心辦學的開明之士，與我家關係很好），有人起勁地要把我家成份定為地主。
成為「地主」意味著什麼？首先是沒收所有家財房產（含生活必需品），接著是沒完沒了的殘酷鬥爭。農村常見的方法有：綁、跪、打、吊、墩、用地箕（晒穀子的農具）把人滾到裡面倒豎、冬天放冷水桶裡浸，頭上用冷水澆；有的用冷水浸後再用風車扇；有的用籮繩綁人唯恐不牢，把棕繩用水浸泡，在牆上打兩個孔，把濕繩套在人身上，穿過牆孔，再到牆的反面死勁拉、勒；更有甚者名曰「打土地公公」：地上打入一木樁，約二尺多高，被斗之人跪在樁旁，兩拇指用苧麻緊繫在樁上端，然後由一猛惡漢用斧頭從樁中間使勁劈入，被害人頃刻骨折……
「運動」的酷刑誰不怕？我母親的外婆、舅父就因交不出大量錢財而害怕酷刑，母子倆一夜間同時自盡，丟下舅母拖著五個未成年的孩子……在歷次運動中自抑的現象並不鮮見。我父母成天擔驚受怕，熬過一些時日，因田土數量未上檔（我家僅6畝田），「地主」成份暫未劃上，算是一場虛驚。
土改運動伴隨著「反霸」運動。當地有一個被定為「惡霸」的叫盧某某的人，躲藏起來了，隱秘難找。工作隊擺了一席酒宴請地方上較有名望之士，我父系其中之一。喝酒時不明就里，大家陪著小心吃喝。席畢，工作隊長發話：「在座者必須在10天內負責交出盧某某，否則拿你們是問！」大家嚇得目瞪口呆。我父因此精神失常一個多月，後多方療治才慢慢康復。
土改之後是複查運動，依然如此這般在心驚肉跳中熬過。
當時，我家靠打豆腐、養豬作為生計之一。打豆腐是賺不了幾個錢的，但用豆腐渣養豬就比較划算。說來真可憐，每天做豆腐賣，自家一塊豆腐都不捨得吃，只吃些鍋巴或豆渣。而每天都要免費供一巴箕（盛食品的篾器）豆腐給一農會主任，因害怕他們在運動中非難。後來，隨著四個女兒接二連三的出生，家裡經濟負擔更重了。母親憑著不摻假的好手藝，為當地一支駐軍製作布鞋。當時人們衣食短缺，做衣用布要用「布票」，記得有一年，每人只有1。8尺布票。為此，人們想方設法去外地購進棉花，幾乎家家戶戶的女人們都紡紗，但會織布的卻很少，我母親會這門手藝，織了幾十年的布，那種家織布很受歡迎，母親因此賺了些手工錢。可「運動」又來找茬了：要取締私人作坊。後來經人說情，協定每月交公10元，頂一個全勞力的貢獻（當時全勞力日值0。3元錢），方才罷休。
時光流到了1964年，那年春，鄉間又開始風聲鶴唳，有好心人到我母親耳邊絮語：「運動又要來了，又要升階級了！」隨之不久，社教工作隊進駐，大會小會接連不斷，被認為有問題的人家是不准參加會議的，鬥爭的恐怖又籠罩了山村，籠罩了我的家。
我每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總是不斷地祈禱家裡平安，一進家門總是看到在織布機上埋頭操作的母親臉上陰雲密佈，眼角耳邊掛著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懂事的乖乖女便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兒：走路放輕腳步，說話不敢高聲……我深深地知道，那「運動」的幽靈又在遊蕩，母親又在那極度的恐怖中煎熬……（我長大了才從母親口中知道，父親因受不了多方的糾纏與煎熬，竟同母親商量過打算全家辭世）。
上蒼保佑--又過了一關！
轉眼到了1966年冬，「運動」更加瘋狂了--造神運動、上層的權力之爭攪亂了整個中國，而在農村，造反的人們緊盯的還是銀錢！還是利益！於是乎，一場自發的「繳銀」運動在我的家鄉驚天動地。造反派首先拿我家右鄰一地主遺孀--一個三寸金蓮、個頭1。5米的孤老太婆--開刀：不足30公斤重的身軀很輕易地被綁吊起來，繩子跨在屋樑上，吊上去，放下來，墩幾下，操作的人輕而易舉，婆婆卻受不住了，答應有銀元，在那在那，於是到指定地點果然挖到一罐，接著又墩，又挖到一點，如此循環往復，毫無生活來源的孤老婆子的一點積蓄被革命了，婆婆也氣息奄奄……
如此活劇，我父與左鄰的兩家鄉親被強迫「陪殺場」並被警告：如果不交出銀元，明天照此伺候！
我母親解放前就幫人織布，曾攢下30塊銀元，見此勢頭，趕緊全部交出。當時還受到表揚。誰知一轉眼，催逼更甚，口號震天響，大字報滿天飛，強令還要交銀元，否則另天批鬥伺候，就這樣鬧騰不休。
父親生性耿直，一生自尊自愛，哪堪受這般刑罰侮辱？是夜輾轉反側，無法安生，竟於第二天（1967年元旦）凌晨以死明志，辭塵而去……可憐我的正直勤勞善良無辜的父親就這樣被徹底捲進了「運動」絞肉機……
留下孤女寡母，論理，「運動」總不該再光顧了吧？可是不行啊，因為我家那房子還在；我兩個姐姐參加了工作，母親依然把一個家打理得比較光鮮。這樣的人家不當地主行嗎？
1968年10月，我高中畢業，回鄉務農。那時我家在老家居住的成員是：我外婆、母親、我和小外甥女。母女四代，真想不到「運動」 （後來才知道叫「清理階級隊伍」）又光顧了。11月一個月黑天高的夜晚，一夥人突然擂開我家大門湧入，依然是那句老話：要升地主！要交錢財！當時我母親被他們帶去會場批鬥，逼著要她交出艱辛勞動所得。凌晨我才眼巴巴盼回母親。此時家裡一共8間房子，只留一間廚房、丟出一條舊棉被給我們母女棲身過冬，其餘的房間（包括日用品與廁所）全部用封條加蓋公章封鎖！我們的活動空間就是廚房到廳堂到大門口。
這一封就封了一年多時間。其間，不允許我母親織布，強迫她參加體力勞動。文弱的母親難吞這口氣，經常發病，幾次昏死過去。我這個回鄉知青呢，則被迫與 「牛鬼蛇神」們一起指定為父親寫「交待」。此時的我義憤填膺，一點不畏懼他們的淫威。僅我所知，如實寫下了父親正直清白的一生，並多次向上申訴。不知是申訴有效，他們找不到茬呢，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一年多後，封鎖解除了，我家的成份依然如故：小土地出租。只是一些被抄的物件不翼而飛了，我們也懶得去計較。
一個普通老百姓，就因為憑勤勞掙了一口飯吃，想讓日子過得順暢一點；就因為造了房子，講文明衛生，想日子過得光鮮一點；就因為刻意送女上學，想生活稍上檔次一點……竟然遭受了如此沒完沒了的縲紲，何況日子過得還是極其艱苦的：造房子後，家中負了債，一貧如洗，吃了幾年山芋當飯，大米也吃不上，吃的菜少鹽沒油；在大集體時期與大家一樣，我家在農村的成員都是飢腸轆轆，吃山芋根、豆稈稍、花草粥……那日子苦不堪言。我在學校讀書也經常挨餓，至今也忘不了那飢餓的滋味啊；我大姐上學時冬天穿著單薄的衣衫；我二姐在縣城讀書寒假步行一百多里路回家，成了一個冰人，餓得一進門就倒在母親懷裡，卻艱難地從口袋摸出2 元省下的鈔票交給母親……
母親受盡磨難，人性善良的光芒依然照耀著我們：當初在我家造反的一成員後來被人「咬」為「反革命」，佔用我家的一間空房子關押。我母親依然被嚇得心驚肉跳，並深表同情，還從窗口送上茶水供他解渴。此人也因此改了獸性，換了人心。其實，邪惡的一小撮也是可憐的被蠱惑者，沒有那種反常的政治氣候，沒有那麼多的「運動」，人心也不會那麼壞啊。
值得慶幸的是，受盡了欺凌與磨難，我們一家人做人的骨氣依舊，善良的本性依舊，父母親在那個極端惡劣的環境裡堅持培養四個女兒，使我們後來分別在省城、縣城的醫務、教育、商業、新聞工作崗位上服務社會，自食其力。母親年過九旬，早已苦盡甘來，過上了好日子。
回顧往事，「運動」之醜惡罄竹難書。當初儘管「運動」恐怖萬分，其實真正發難的也還是少數人。在我父親罹難之時，就有正義之士不畏株連，與邪惡抗爭，鄭重安葬吾父；在我母女被封鎖的第一天清晨，就有幾位老農登門為我母親呼冤；在被封鎖的日子裡，經常有親友送來珍貴萬分的食物……正是這生生不滅的人性鼓舞著我們戰勝萬惡的「運動」，活著、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