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強拆紀實
廣受社會矚目的江西撫州市宜黃縣「9·10」強拆自焚事件，宜黃縣一名官員近日投書媒體，旗幟鮮明地提出，沒有強拆就沒有中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 「嶄新的中國」，「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如此謬論遭到輿論的一致抨擊，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不想再重複對其的批評，而是關心另一個問題，即：對「有形」 的、直接針對公民私有財產的「強制拆遷」，人們可以加以識別與防患(或抗爭)，而比「有形」強拆更普遍的是「無形」的強拆，但對於「無形」的、沒有明確當事人的「強拆」，目前還存在一種集體無意識。
以我身處的教育領域來說，「強拆」其實無處不在———10年前的大擴招、與之同步的高校合併、大學掀起的「改名潮」、「專升本」(專科學校升格為本科院校)熱、大學征地建設新校區、在「社會化」名義下將教師趕出校園等等，都可謂對辦學定位、辦學特色、辦學質量以及辦學規律的「強拆」，而這種「強拆」，雖遭遇一些反對意見，但幾乎暢通無阻，直到後來，連反對聲也寥寥。
以大學擴招與合併看，為了 「發展教育規模」、「調整辦學結構」，在行政部門的一聲令下，不管學校是否適合擴招、合併雙方是否有合併意願、合併之後是否真有利於學科交叉資源共享，都迅速部署落實。其結果是擴招、合併任務「順利完成」，而我國所有大學的辦學定位由此模糊，高等教育質量逐漸下滑，矛盾糾紛暗流湧動。
這種情況今天還在繼續。在前不久於復旦大學舉行的大學校長聯誼會上，來自國內9所頂尖高校的校長們面對「內部管理」這個主題，大嘆苦經。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舉了個例子：當初要求清華大學成立軟體學院時，清華當年的招生指標已經滿了，但學校突然接到有關方面的通知，要求兩天內開始軟體學院的招生，並且要招滿500 個學生，此後連續3年都要招500個學生。學校向有關方面提出要求，才把招生名額改為了60人(文匯報10月12 日)。這就是「強拆」掉學校的辦學定位，而貫徹上級的意圖。
另據解放日報報導，近年來，上海市多所高校在郊區建立分校區，或整體搬遷，憑藉人才、技術優勢匯入區域創新。但與此同時，不少家住市區的教師也開始了「班車生活」，兩頭奔波，原先與學生的朝夕相處，如今成了來去匆匆。大學新生在校園網上發帖道出不少同學的心聲：「好幾次課後想請教老師問題，趕到門口卻只見背影，很失望。」這其實是當前的普遍情況，在各地「大學城」中尤其突出。我國大學近年來紛紛征地建設新校區，而在進行新舊校園規劃時，有一個基本思路是，把老師趕出校園。在老校區把教師公寓遷出，其名義是校園太小，不能滿足學生公寓的需要，因此讓老師讓路，也可實現教師住房「貨幣化」(也稱「社會化」)；而在空曠、校園面積甚大的新校區，幾乎所有大學都只考慮規劃教學區、學生公寓區、行政辦公區與試驗區，卻沒有留一塊地給教師公寓，其理由是這是教育用地，不得作為教師住宿之用。
然而，綜觀實行寄宿制的國外大學，以及回顧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高校，教師住在校園裡，與學生共同學習、生活，是大學重要的人文風景，只有學生寄宿，教師不過是趕來上課的「過客」的校園，無法承載寄宿制學校給大學生的人文熏陶。這樣的校園規劃與發展思路，無疑把教師與學生強制「拆開」。在很多大學校園，一到晚上，只剩下學生以及同樣年輕的輔導員，學校的實驗室大多「黑燈」，使用率極其低下。
相對於「強制拆遷」來說，上述這些「強拆」，關係到大學發展的未來，涉及所有師生的學習與生活，但令人驚奇的是，並沒有出現十分注目的「釘子戶」——— 在擴招大潮中，似乎有據可查的，只有中國科技大學堅持原則，沒有擴招；在大學合併之中，雖有少數高校教授曾上書反對，也有個別合併高校把矛盾公開化，但總體而言，大家都很配合，就連清華大學，也合併進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在教師為擴招大業讓路搬出校園的進程中，考慮到各種利害關係，加之改善住房的現實需要，教師們也樂得遠離校園……
這樣的「強拆」，不但拆除了學校的辦學定位、辦學特色，也拆掉了教育規律、辦學質量，更重要的是，拆掉了教育的尊嚴、教師的尊嚴與學術的尊嚴。大學的精神不復存在。但就是目睹這樣明顯的現實，可教育官員以至大學校領導，依舊認為過去10年，是教育、大學發展「最好」、「最快」的時期，其依據就是因擴招、合併、征地蓋房等所產生的學生規模數據、教師規模數據、論文發表規模數據，以及校舍面積數據。
無論有形還是無形的「強拆」，能阻擋的力量，只有是給公眾以知情、參與、表達、決策的權利，這樣，也才能讓公眾心目中的好的國家、好的社會、好的教育，成為一致共識，而不是變為公權力的獨角戲，任其解釋、演繹，甚至不顧法律與道德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