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我上了家鄉的中學。那時小學考初中三取一，當個中學生也挺不容易。第一次邁進這古老的校門，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我被編在初一（4）班，學號排在第五。上課時，先生（那時小學稱老師，中學稱先生）一到教室，班長就喊：「立正！」全體同學齊刷刷地站了起來。待先生行過禮，同學方可坐下。然後先生手持點名冊點起名來。接著就開始講課了。下課後，我出於好奇，翻開點名冊一看，發現在每一個學生的名字下面都有小字，類似古書中的批注。我當然首先注意自己名下的小字是「地自」二字，感到非常詫異。翻遍全班名字下的小字，只有蔡修明同學跟我一樣。我與他仔細推敲了一下，原來兩人家庭成分都是「地主兼自由職業」。這「地自」不就是家庭出身的簡稱嗎？再看看其他同學名下的小字，有「地」字的，有「富」字的，有「小土」的字，有「工」字的，有「工商」 的，有「小商」的，有「貧」的，有「中」字的，有「市貧」的，有「革干」的，有「商地」的，有「地商」的……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當時我不到十二歲，思想單純，如同一張白紙，先生又不加以解釋，我不知道點名冊裡隱藏著什麼奧妙玄機之類。還天真地認為先生教書，學生讀書，與家庭成分有何相干？
以後，我慢慢悟出了一點門道。這點名冊上每個名字下的小字，主要是提醒教師，關顧每個學生的家庭成分，做到心中有數。當有的先生叫到「工」「貧」之類的學生名字時，他的臉蛋上總帶著一絲微笑；當叫到「地」「富」之類的學生名字時，他的臉蛋便一下子沉了下來，甚至於出現了鄙夷的表情。當然也不全是如此。有的先生還是秉持有教無類、一視同仁的傳統信條。晚自習時，先生個別輔導則更有許多門道。對「工」「貧」之類的學生提出的問題，先生總是有求必應；對「地」「富」之類的學生提出的問題，先生愛理不理。我當時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先生對待學生有如此不同的態度？後來才知道，這是模範執行階級路線的表現。那些對待地富子弟與工農子弟有著天壤之別的教師，才是千正萬確的。1954年暑期，全省中學教師集中在杭州上天竺搞思想改造運動。出身於剝削階級、有各種歷史問題的教師心有餘悸，只怕扣上同情剝削階級子女的帽子，對自己不利；於是他們對待學生寧左勿右，這才是最安全的作為——飯碗畢竟是最重要的。
第一學期，班幹部照例是班主任指派的。我本想，他們肯定都是學習成績優秀、道德品質高尚，且有一定組織能力的學生。以後我才慢慢發現，班幹部的首要條件，家庭出身必須「苗紅根正」，絕非來自剝削階級家庭。特別是班長、團支部書記一定是革干、工人或貧下中農的子弟。我慢慢懂得，剝削階級子女一進中學大門，便打入了另冊。接著是爭取入團的問題。班主任說了，要當革命接班人，就必須加入革命的組織。共青團（當時稱青年團）是共產黨的後備力量，作為年輕人要想上進，唯有入團一途。校領導說了，剝削階級出身的學生要想入團，必須叛變本階級立場，方可加入。當時學校裡樹立了一個典型。她的父親是資本家。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此人帶頭揭發其父的「不法」行為，其母怕得要死，嚇得要命，便投井自盡了。她下狠心切斷與剝削階級家庭的一切聯繫，隻身搬進校內女生宿舍。因此入了團，並任學生會文娛部長，以後考上大學，成為背叛剝削階級家庭的模範人物。
學期開始還要評定人民助學金。那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先要填表格。除了家庭收入狀況外，家庭成分一欄尤其重要。如果是工人、貧下中農的家庭，當然是享受人民助學金的對象；要是地富子弟，他們家長不是人民的範圍，即使最困難，也享受不了人民助學金。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班有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學生，父親是人民的敵人，在青海勞動改造，母親沒有工作，兄弟姐妹共有四人。他是絕對享受不到人民助學金的。幸好他有一個好心的舅舅，每月從上海寄來12元錢生活費，維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他對我說，家中每天都是三頓稀飯就咸菜；一到校，肚子就空蕩蕩的。難怪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瘦弱的身材菜色的臉。
我們每一個學期都要評選「三好生」。首先必須政治思想好。作為剝削階級出身的子女，想要當「三好生」，必須與反動家庭劃清階級界線。我班有一名女生，她的父親跑到臺灣去了，屬於「人還在、心不死」的一類。她想：「我怎麼能劃清與反動父親的界線呢？」突然該生靈機一動，下個狠心，當眾將自己的右手食指咬破，在白紙上寫血書：「我決心與反動父親一刀兩段，跟定共產黨幹一輩子革命！」儘管她學習成績優秀，體育能達標，就是政治思想卡住了。組織認為，她寫血書只是一時衝動的表面行為。思想改造對於反動家庭的子女來說是長期的、曲折的、複雜的，甚至是脫胎換骨的一場革命，不是一事一時能奏效的。三好生當然沒有她的份。因此，她哭了好幾天。
要命的是升學考試。解放以來，學校從不公布升學考試成績（1979年以後才有所改變），考生都蒙在鼓裡。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績（家母在該校當職員，內部打聽到的）考上中學的；但到1957年考高中，卻名落孫山。「初綻花遭劈面雨，開航船遇打頭風」。我大哭了一場，感到非常委曲。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大挫折。當時家母已被迫退職，家父跑到教導主任處瞭解情況，答覆是成績不佳。我對此一直表示不服。四十年以後，我與班主任交談，他明白無誤地告訴我：「當時上頭有政策，像你們一類地富子弟是不能進高一級學校的。」1954年時，大批工農子弟還沒有來得及上中學讀書，地富子弟尚可充數；三年後，特別是反右派鬥爭後，階級鬥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連初中也上不去了。我們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就這樣被殘酷地剝奪了。而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學生卻堂而皇之地上了高中，最終登上了大學的殿堂。這就叫「學校的大門永遠向著工農子弟開放」。
就是上了大學的學生，又分三六九等。工人、革干、貧下中農，且社會關係清白者可上北大、清華等高校；中農、小土地、小商之類只能上一般大學。在一次初中同學會上，一個上了一般大學的同學道出了內情。他的家庭成分是「下中農」，但父親做過地主的「狗腿子」。儘管他讀書成績不錯，卻不能上重點大學。在偶然的機會裡，他看見了自己的檔案。其中明白無誤地寫道：「經過政審，該生可以在一般高等院校就讀。」
過了兩年，儘管我還不到十七歲，卻有點少年老成，知道自己再在家鄉待下去就是死路一條。1959年七月，便毅然決然打起背囊，跟隨與我命運相同的人，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北，去尋找活路。那裡地廣人稀，正在搞大建設，需要人材，對階級路線沒有這麼多的講究。家父正在蘭州的一所大學裡教書，他成天埋在故紙堆裡，對於我的一切都還蒙在鼓裡。打開寓所的門見到了我，劈頭就問：「你幹什麼來了？」待我將來龍去脈講清楚，他才將我帶到高考報名處，以同等學歷的資格參加考試，還被高等學校錄取，開始了全新的學習生活。
哪裡曉得，才擺脫了點名冊的陰影，卻又遇上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非常時期。我親歷了西北大飢荒，嘗夠了餓肚子的滋味，目睹了餓殍遍地的景象，才讀懂了 「一窮二白」的中國。剛到蘭州，父親領我上一家飯店吃飯，桌上擺著一碗韭薹、一隻雜糧饅頭，連湯都沒有，令來自江南小康人家的我怎麼下嚥？以後才明白，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是最好的吃食。
到了自己就讀學校的學生食堂，開始領略了什麼叫飢餓。每頓飯除了三兩光景的雜糧饃饃外，就是一碗湯菜，裡面飄著幾片甜菜葉子，還能照見自己的影子。吃了幾頓後，肚子裡的油水耗盡了，飢餓感便油然而生。一個正在長身體的小夥子，竟然成天飢腸轆轆，頭昏目眩，腳踝浮腫，邁不開步子。那時正遇上國慶十週年，報刊上長篇累牘地宣傳「三面紅旗」的巨大勝利，工農業生產取得的「豐功偉績」，藉以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讕言」。記得我們遊行時，嘴裡唱著「棉如山，糧如海」的歌曲，卻無法走完四五里路。大家回來時已腿腳酸軟，筋疲力盡；還得批鬥一位「右傾」老師，為的是他說了一句「碗裡只有七根麵條」的大實話。
我還遇到了更糟的事。有一天早餐打飯的時候，我摸了一下錢包，發現飯票不翼而飛。我只好向夥管部門預支了下月的飯票，吃飯更要勒緊褲腰帶了。事後才發現，想不到做小偷的卻是平素與我要好的同學。他竟動起了損人利己、傷天害理的歪腦筋。這位前志願軍師偵察參謀趁我深更半夜睡熟的時候，將我的飯票掏走，滿足了他的胃口，這下可苦了我的肚子，餓得我幾次眼冒金星，昏死了過去。而這個同學還偷了食堂裡的饃饃，被記過處分，於是離開了學校。聽說他以後淪為流竄作案的罪犯，鋃鐺入獄，不知下落。
然而比起葉明恕先生來，我還算是幸運的。他是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教授門下的研究生，個頭不高，但很精幹。先生的神奇之處是將枯燥乏味的語法課講活了。課堂趣味橫生且井井有條。只因為他平素一心埋頭業務，鑽在他的小房子裡備課寫文章忙到深夜，領導認定他走「白專道路」，一紙令下便發配他去學校農場勞動。當時一般人都吃不飽，農場裡條件則更糟；加上勞動強度大，他的身體日見消瘦。有一天傍晚下工時，這位才華橫溢年僅三十歲的福建小夥，一頭栽倒在地埂邊再沒有起來。事後我才知道，葉先生還沒有結婚，他的未婚妻聽到這個噩耗將會如何……
儘管學校裡學生的糧食定量每月一度只有20斤（包括層層盤剝），2小兩油（舊制16兩一斤），儘管我們也吃過玉米芯、柳樹葉之類代食品；但比起最底層的農民來，我們不知道好多少！當時甘肅農村許多人民公社的社員每天只供應連皮帶殼的「原糧」二小兩，同時還須參加各種各樣繁重的集體勞動，忍飢挨餓的悲慘情景可想而知。西北黃土高原到處是童山禿嶺、成片的鹽鹼地，野菜草根是最好的食品。肚子空空，社員們只好以榆樹皮、柳樹葉充飢。但吃下去以後卻拉不下來，其痛苦之狀不可言傳。我見過許多皮包骨頭、衣衫襤褸的飢民，除了眨動的眼睛以外，幾乎與骷髏一樣。有許多飢民死了以後無法埋葬，因為他的家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氣掩埋親屬？
於是鳩形鵠面的飢民，只好成群結隊去城市討飯。當時飯店裡乞丐比食客多得多，發生搶飯現象，乃司空見慣。在沿途鐵路線上，到處是逃荒的災民。他們乘客車沒錢購票，只好趴在貨車頂上。寒冬臘月遇上零下幾十度的嚴寒，有多少飢民被活活凍死。我幾回回親眼看見鐵路工人從火車頂上扔下不計其數的僵硬屍體。這種場景真是慘不忍睹！甘肅有個通渭縣，餓死了三分之一差不多，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慘案。當時甘肅共有1400萬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一百多萬，全國的情形就可想而知。要知道「非正常死亡」的人大多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1962年，農業生產有了明顯好轉。夏天麥收還沒有等開鐮收割，那些迫不及待的飢民就偷偷地捋下麥穗裡的顆粒往自己的嘴裡送，肚子裝飽了嘴裡還想吃，最終活活脹死！
這種苦難一直持續了三年多。民以食為天。隨著光陰的流逝，多少往事都已忘卻；唯獨飢餓的歲月，許多人還刻骨銘心。七十年代頭幾年，農村大搞憶苦思甜。所謂憶苦者，是憶舊社會之苦；所謂思甜者，是思新社會之甜。當時還流傳著這樣一則笑話：領導讓貧農王小二上臺憶苦思甜，他先憶了民國十八年的苦；說著說著不覺漏了嘴，竟憶起1960年的苦。「那叫實實在在的苦啊，連草根樹皮都吃得完完的！哪有咱社員的活命？」台下喊起了「打倒王小二」的口號，他才摸摸光腦殼恍然大悟地笑了。事後這個貧下中農社員差點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幸好他是八輩子苦大仇深的獨苗苗。
